两信的历史背景(背景 拉萨尔生平)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全文： 注释：)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全文： 注释：)

两信的历史背景

背景

1848年德国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背叛而失败了。革命者们在思考和总结革命经验和教训，联系到发生在16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运动，它是多次欧洲革命的起点。拉萨尔创作《济金根》也是借古讽今，因为政治自由和国家统一，是那场革命没有完成的目标，300年之后德国人民仍然在为这个目标奋斗。5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式，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运动的发展，要求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有两条道路，拉萨尔倒向资产阶级自由派一边，他的作品表现了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学艺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批评中表述了关于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历史悲剧、现实主义和批评标准的文艺学、美学观点。

拉萨尔生平

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主席。

1825年4月11日生于布雷斯劳（现弗罗茨瓦夫），1864年8月31日卒于瑞士日内瓦。在柏林大学攻读哲学、语言和历史。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参加杜塞尔多夫民主派的革命活动，并与K.马克思、F.恩格斯结识。1859年出版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反对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统一德国，反映了唯心主义的历史观。革命失败后，他继续从事律师工作，完成了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办理离婚案的工作，伸张了正义，获取了良好的名声。当沉寂了一个时期的国际工人运动在六十代年初开始复苏的时候，拉萨尔积极参加了德国工人运动，于1862年和1863年先后发表了《工人纲领》、《公开答复》等小册子。1863年5月担任了当时最大的、最重要的德国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而此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远离德国的英国，主要从事理论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拉萨尔在德国工人中的名声和影响，自然要超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当时德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

同马克思相比，这个小七岁的理论家和革命家，有着严重的不足和弱点。马克思从一开始，对拉萨尔的活动就持有批评态度。后因向马克思向拉萨尔“借债” 等种种原因，马克思认为拉萨尔已“无可救药”，以致断绝了来往。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全文：

亲爱的拉萨尔：

至今没有接到敦克尔先生收到的收件回执，我还不能肯定，手稿（此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是否已经脱离当局之手。你从信中附去的收据可以看出，它是在1月26日由伦敦寄出的。

关于战争的问题：这里一致认为，战争在意大利是不可避免的[320]。毫无疑问：艾曼努尔先生（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真心想打，而波拿巴先生也曾真心想打。决定后者行动的是：

（1）害怕意大利的匕首。自从奥尔西尼死后，他就不断暗地里对烧炭党人进行欺诈，“克洛蒂尔达”的丈夫普隆－普隆则充当中间人。[470]

（2）极端严重的财政困难；在“和平时期”再继续供养法国军队，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伦巴第是块肥肉。此外，战争一爆发，也就又有可能发行“战时公债”了。其他任何公债都是“不可能”发行的。

（3）最近两年来，波拿巴在法国各政党中已日益失去威信，他的外交活动也同样是一连串的失败。因此，必须做点什么事来挽回他的声望。甚至在农村里，也由于粮价惨跌而怨声载道，波拿巴先生企图通过他的关于粮食库存的法令来人为地提高小麦价格，但是徒劳无功。[471]

（4）俄国推动了土伊勒里宫的暴发户。借助于波希米亚[注：捷克。——编者注]、莫拉维亚、加里西亚以及匈牙利南部、北部、东部和伊利里亚等地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借助于在意大利的一次战争，俄国就几乎肯定能摧毁奥地利还在不断地对它进行的反抗。（俄国惊恐地面临着一次国内土地革命，而对外战争，单就转移视线这一点来说，也许就会受到政府的欢迎，更不用说一切外交目的了。）

（5）前威斯特伐里亚国王[注：日罗姆·波拿巴。——编者注]的儿子普隆－普隆先生及其党羽（以日拉丹为首的一帮匈牙利、波兰、意大利的形形色色的冒牌革命家）尽一切努力来使事情有个结局。

（6）在意大利进行的对奥战争，是不能直接出面拥护教皇等人和反对所谓自由的英国将在其中保持中立的唯一的战争，至少在最初是这样。假如普鲁士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就想进行干预的话（但是我相信不会这样），它会受到俄国的威胁。

另一方面，路易·波拿巴先生对真正的严重的战争毫无疑问地是害怕得要命的。（1）这个人总是疑虑重重，并且象所有的赌徒一样，不可能果断。他经常爬到卢比康河边，然而总是必须靠站在他背后的人把他推下去。在布伦附近、在斯特拉斯堡附近、在1851年12月，每次他都是最后被迫认真地执行了他的计划。[41]（2）在法国，人们对他的计划采取极端冷淡的态度，这当然不是使他感到鼓舞的事情。群众表示无所谓。但是大金融资本家、工业家、商人、僧侣的党派，以及高级将领（例如佩利西埃和康罗贝尔）都直接而严肃地提出反对。事实上，军事方面的前景并不是光明的。即使把《立宪主义者报》上的吹牛当做实话看待，情况也还是如此。[306]如果法国总共能凑足七十万人，那末其中适合服兵役的最多不过五十八万人。这些人当中还要减去驻阿尔及利亚的五万人，宪兵等等四万九千人，防守法国的城市（巴黎等地）和要塞的十万人（最低限度），驻扎在靠近瑞士、德国、比利时的边界上的监视军至少十八万一千人。剩下的只有二十万人，即使把皮蒙特的那一点点军队加进去，对于在明乔河和阿迪杰河设有坚固阵地的奥地利人来说，这也决不能算是优势力量。

无论如何，如果波拿巴先生现在退却，那末他就会在法国士兵群众当中彻底垮台；这可能就是使他终于向前挺进的原因。

你似乎认为匈牙利会在这样一种战争中起义。我对这一点非常怀疑。奥地利当然会派遣一支监视军到加里西亚—匈牙利边界上去对付俄国，而这同时也会使匈牙利受到威胁。匈牙利的团队（只要它们不象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样，分散在它们的敌人，如捷克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等等当中），将会被派往德意志人居住的省份去。

战争自然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而且最后肯定会引起革命的后果。但是，在最初，它将在法国保持波拿巴主义，在英国和俄国削弱国内的运动，在德国重新唤起极端狭隘的民族热情，等等，因此，据我看来，它在各方面起初都将起反革命的作用。

不管怎样，我对这里的流亡者不抱任何希望。除了至少是个狂信者的马志尼之外，他们全都是十足的冒险家，他们的全部野心就是骗取英国人的钱。科苏特先生完全堕落了，变成了一个巡回讲演者，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区散布同一套谬论，把它奉献给一批一批的新听众。

这些狗已经成为十足的保守派，实际上应当得到赦免。例如，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先生在这里出版名叫《海尔曼》的周报，就连《科伦日报》同它相比，都算得上是勇敢机智的报纸。（据说，这位可爱的善于做戏的牧师由于向富于美感的犹太女人献殷勤使他妻子跳楼丧命。在悲痛万状的表演的感动下，弗莱里格拉特出于慈悲心肠竟然写了一首悼念死去的约翰娜·莫克尔的诗[注：斐·弗莱里格拉特《约翰娜·金克尔安葬之后》（见本卷第359—360页）。——编者注]，但是过了几天，他确信，悲痛是假的，哥特弗利德先生从来没有感到象他妻子死后这样“轻松和自由”。）这个家伙鼓吹催眠的、献媚的和软绵绵的“乐观主义”。这家报纸应当叫《哥特弗利德》。至于我，我宁愿在“曼托伊费尔”[注：文字游戏：哥特弗利德（《Gottfried》）是金克尔的名字（《Gott——“上帝”，《Friede》——“和平”），曼托伊费尔（《Manteufel》）是反动大臣的姓（《Mann》——“人”，《Teufel》——“鬼”）——编者注]的束缚下写东西，也不愿意在伦敦西蒂区的德国庸人的束缚下写东西。而对金克尔来说，这种束缚倒更觉轻松和惬意，因为从性格和观点来说，他同这些庸人毫无区别。“列伐尔特”（又叫“施塔尔”）关于已故的莫克尔夫人的废话使后者在这里更加名声扫地。[472]

祝好。

你的 卡·马

如果你能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打听到一个叫冯·保拉－克雷歇尔的女人的底细并尽快地告诉我就好了，这对我非常重要。

注释：

[41]政治流放犯人塔西利埃在法国民主派报纸《人》上发表的信，是马克思写《小波拿巴法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665—671页）的材料来源。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揭露了法国政治犯在流放地凯恩（在南美法属圭亚那）的生活条件。这个流放地，因苦役制度和折磨人的热带气候造成大量死亡，被称为“不流血的断头台”。

这封信的译文由马克思寄给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于1856年4月12日在该报发表。

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个城市名称的第一个音节组成；这个绰号暗指他曾经企图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10月30日）和布伦（1840年8月6日）举行波拿巴主义的暴乱，也指1851年12月2日的巴黎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确立了波拿巴的专政。——第37、557页。

[306]指1859年1月30日《立宪主义者报》上发表的、由法国记者路·博尼法斯署名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一旦发生战争，法国可以向国外派出五十万军队。1月31日恩格斯写了《法国军队》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00—206页），作出自己的估计并指出，法国在战时派到意大利与奥地利作战的军队将只有二十万人。恩格斯在文章中援引了巴黎的消息，指出，《立宪主义者报》上的材料和它所依据的数字都来自路易－拿破仑。因此，马克思于2月1日把恩格斯的文章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以后，认为有必要把2月2日《泰晤士报》上的材料告诉恩格斯：《立宪主义者报》上发表的上述文章的作者就是路易－拿破仑本人。——第374、558页。

[320]指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为一方与奥地利为另一方之间在这个时期已经迫近的战争。这次战争（1859年4月29日至7月8日）是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力图在“解放”意大利的幌子下掠夺土地并依靠有成效的“局部性”战争在法国巩固波拿巴政体。意大利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则指望依靠战争使意大利在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情况下统一于统治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政权之下。然而拿破仑第三慑于广泛开展起来的反对意大利压迫者——奥地利王朝的民族解放运动，力图保持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局面，担心战争继续打下去会招致军事上的困难，所以在法国—皮蒙特军队获得几次胜利后，于7月11日背着撒丁单独和奥地利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和约。战争的结果是，法国得到了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归并于撒丁，威尼斯地区仍归奥地利人管辖。——第391、556、565、591页。

[470]谋刺路易－拿破仑的奥尔西尼被处死后，路易－拿破仑对发誓要杀死他的意大利烧炭党人的报复提心吊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欧洲的金融恐慌》一文谈到了这一点。这篇文章以及卡·马克思的文章《路易－拿破仑的处境》和弗·恩格斯的文章《法国军队》阐述了这封信所涉及的许多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89—194、195—199、200—206页）。并见注305。——第556页。

[471]路易－拿破仑规定调整粮食价格和为此目的建立公共仓库保管粮食的法令，见马克思的文章《法国调整粮食价格的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685—689页）。——第557页。

[472]从马克思1860年3月3日给拉萨尔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这里指的是伦敦报纸《每日电讯》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妻子约翰娜·莫克尔去世的通讯。这篇通讯出自德国女作家芬尼·列伐尔特（按夫姓是施塔尔）的手笔。——第559页。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全文：

亲爱的拉萨尔：

我这样久没有写信给您，特别是我还没有把我对您的《济金根》[注：斐·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编者注]的评价告诉您，您一定觉得有些奇怪吧。但是这正是我延迟了这样久才写信的原因。由于现在到处都缺乏美的文学，我难得读到这类的作品，而且我几年来都没有这样读这类作品：在读了之后提出详细的评价、明确的意见。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值得这样费力的。甚至我间或还读一读的几本比较好的英国小说，例如萨克雷的小说，尽管有其不可辩驳的文学和文化历史的意义，也从来没有能够引起我的这样的兴趣。但是我的判断能力，由于这样久没有运用，已经变得很迟钝了，所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和那些东西相比，您的《济金根》是值得另眼看待的，所以我对它不吝惜时间。第一二次读您这部从题材上看，从处理上看都是德国民族的戏剧，使我在情绪上这样地激动，以致我不得不把它搁一些时候，特别是因为在这个贫乏的时期里，我的鉴赏力迟钝到了这样的地步（虽然惭愧，我还是不得不说）：有时甚至很少有价值的东西，在我第一次读时也不会不给我留下一些印象。为了有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态度，所以我把《济金根》往后放了一放，就是说，把它借给了几个相识的人（这里还有几个多少有些文学修养的德国人）。但是，“书有自己的命运”[注：忒伦底乌斯·摩尔《论贺雷西的用词、音节和韵律》。——编者注]——如果把它们借出去了，就很少能再看到它们，所以我不得不用暴力把我的《济金根》夺了回来。我可以告诉您，在读第三遍和第四遍的时候，印象仍旧是一样的，并且深知您的《济金根》经得住批评，所以我现在就把我的意见告诉您。

当我说任何一个现代的德国官方诗人都远远不能写出这样一个剧本时，我知道我对您并没有作过分的恭维。同时，这正好是事实，而且是我们文学中非常突出的，因而不能不谈论的一个事实。如果首先谈形式的话，那末，情节的巧妙的安排和剧本的从头到尾的戏剧性使我惊叹不已。在韵律方面您确实给了自己一些自由，这给读时带来的麻烦比给上演时带来的麻烦还要大。我很想读一读舞台脚本；就眼前的这个剧本看来，它肯定是不能上演的。我这里来了一个德国青年诗人（卡尔·济贝耳），他是我的同乡和远亲，在戏剧方面做过相当多的工作；他作为普鲁士近卫军的后备兵也许要到柏林去，那时我也许冒昧叫他带给您几行字。他对您的剧本评价很高，但是认为，由于道白很长，根本不能上演，在做这些长道白时，只有一个演员做戏，其余的人为了不致作为不讲话的配角尽站在那里，只好三番两次地尽量做各种表情。最后两幕充分证明，您能够轻易地把对话写得生动活泼，我觉得，除了几场以外（这是每个剧本都有的情况），这在前三幕里也是能做到的，所以我毫不怀疑，您在为这个剧本上演加工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一点。当然，思想内容必然因此受损失，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您不无根据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486]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但是还应该改进的就是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也就是说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相反地，要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不过，我很高兴在这些辩论中又看到了您曾经在陪审法庭和民众大会上表现出来的老练的雄辩才能[487]）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您自己似乎也承认这个标准是区分舞台剧和文学剧的界限；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济金根》是能够变成一个舞台剧的，即使确实有困难（因为达到完美的确绝不是简单的事）。与此相关的是人物的性格描绘。您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总而言之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此外，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然而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我提到它们仅仅是为了使您看到，我在您的剧本的形式方面也用过一些心思而已。

至于谈到历史内容，那末您以鲜明的笔调和对以后的发展的正确提示描述了您最关心的当时的运动的两个方面：济金根所代表的贵族的国民运动和人道主义理论运动及其在神学和教会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即宗教改革。在这里我最喜欢济金根和皇帝之间，教皇使节和特利尔大主教之间的几场戏（在这里，您把世俗的受过美学和古典文学教育的、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有远见的使节同目光短浅的德国僧侣诸侯加以对比，从而成功地直接根据这两个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了卓越的个性刻画）；在济金根和查理的那场戏中对性格的描绘也是很动人的。您对胡登的自传（您公正地承认它的内容是本质的东西）的确采取了一种令人失望的做法，您把这种内容放到剧本中去了。第五幕里的巴尔塔扎尔和弗兰茨的对话也非常重要，在这段对话里前者向自己的主人说明他应当遵循的真正革命的政策。在这里，真正悲剧的因素出现了；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意义，我认为在第三幕里应当对这方面更强调一些，在那里是有很多机会这样做的。但是，我现在又回到次要问题上来了。——那个时期的城市和诸侯的态度在许多场合都是描写得非常清楚的，因此那时的运动中的所谓官方分子差不多被您描写得淋漓尽致了。但是，我认为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农民运动象贵族运动一样，也是一种国民运动，也是反对诸侯的运动，遭到了失败的农民运动的那种斗争的巨大规模，与抛弃了济金根的贵族甘心扮演宫廷侍臣的历史角色的那种轻率举动，正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因此，在我看来，即使就您对戏剧的观点（您大概已经知道，您的观点在我看来是非常抽象而又不够现实的）而言，农民运动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那个有约斯·弗里茨出现的农民场面的确有它的独到之处，而且这个“蛊惑者”的个性也描绘得很正确，只是同贵族运动比起来，它却没有充分表现出农民运动在当时已经达到的高潮。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会给在前台表演的贵族的国民运动提供一幅十分宝贵的背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这个运动本身显出本来的面目。在这个封建关系解体的时期，我们从那些流浪的叫化子般的国王、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身上，什么惊人的独特的形象不能发现呢！这幅福斯泰夫式的背景在这种类型的历史剧中必然会比在莎士比亚那里有更大的效果。此外，我觉得，由于您把农民运动放到了次要的地位，所以您在一个方面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同时也就忽视了在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据我看来，当时广大的皇室贵族并没有想到要同农民结成联盟；他们必须压榨农民才能获得收入这样一种情况，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同城市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倒是大一些；但是这种联盟并没有出现或者只是小部分地出现了。而贵族的国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后者结成联盟才能实现；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是不可能的；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您假定济金根和农民确实有某种联系，这究竟有多少历史根据，我无法判断，而这个问题也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此外，就我的记忆所及，在向农民呼吁的文件中胡登只是微微地触及这个和贵族有关的麻烦问题，而且企图把农民的愤怒都特别集中到僧侣身上去。但是我丝毫不想否认您有权把济金根和胡登看做是打算解放农民的。但这样一来马上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过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却被置于这两方面之间。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您忽略了这一因素，而把这个悲剧性的冲突缩小到极其有限的范围之内：使济金根不立即向皇帝和帝国宣战，而只向一个诸侯宣战（这里虽然您也非常恰当地把农民引进来），并且使他仅仅由于贵族的冷漠和胆怯就遭到了灭亡。但是，如果您在此以前就先比较有力地强调了气势凶猛的农民运动以及由于先前的“鞋会”和“穷康拉德”[488]而必然变得更加保守的贵族的心情，那末这一点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论证。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可以把农民运动和平民运动写入戏剧的一种方法而已；此外至少还有十种同样好的或者更好的其他的方法。

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是的，几年来，在我们中间，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最坦率的；此外，每出现一个新的例证，证明我们的党不论在什么领域中出现，它总是显出自己的优越性时，这始终使我和我们大家感到高兴。而您这次也提供了这个例证。

此外，世界局势似乎要向一个十分令人喜悦的方向发展。未必能够设想，还有什么比法俄同盟能为彻底的德国革命提供更好的基础。我们德国人只有水淹到脖子时，才会全都发起条顿狂来；这一次淹死的危险似乎十分逼近了。这倒更好些。在这样一个危机中，一切现存的势力都必然要灭亡，一切政党都必然要一个跟一个地复灭，从《十字报》到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从莱希堡伯爵到“黑克尔、司徒卢威、布伦克尔、齐茨和勃鲁姆”[489]。在这样一个斗争中，必然出现一个时刻，那时只有最不顾一切的、最坚决的党才能拯救民族，同时必然会出现一些条件，只是在那些条件下，才有可能彻底清除一切旧的垃圾，即内部的分裂以及波兰和意大利附属于奥地利的情况。我们不能放弃普鲁士波兰的一寸土地，而且……（后面现已遗失）

注释：

[486]在这里和以后恩格斯谈到舞台剧本和文学剧本之间的区别和其他艺术创作问题的地方，实际上都是针对拉萨尔在《弗兰茨·冯·济金根》剧本的序言中所提出的论点同拉萨尔进行论战。——第583页。

[487]恩格斯指1849年5月3—4日对拉萨尔的审判。当时他被控的罪名是1848年11月22日在诺伊斯（杜塞尔多夫附近）举行的民众大会上的演说中号召武装起来反对国家政权。拉萨尔发表演说后当天被捕并被审前羁押。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同一标题《拉萨尔》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揭露司法当局和监狱当局对拉萨尔的暴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16—321、531—533、543—548、553—558页）。恩格斯也可能指1848年9月18日拉萨尔在沃林根（科伦附近）民众大会上的讲话。恩格斯亲自参加了这次民众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书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595—596页）。——第583页。

[488]“鞋会”和“穷康拉德”都是农民秘密团体，它们的活动为德国1525年农民战争作了准备。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这一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23—435页）中阐述了这两个团体的活动。——第586页。

[489]指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848—1849年革命时期在南德意志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中提到他们的首领。这首歌曲的副歌是：

“黑克尔、司徒卢威、布伦克尔、勃鲁姆和齐茨把所有德意志君主都打倒杀死！”

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就是以这首歌曲的副歌开始的。这部著作批评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时期的行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9页）。——第5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