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男，1926年生，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研究生毕业。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教授、清史研究所所长、历史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历史学会第四、五届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三届副主任。1986年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和人民教师奖章。专于清史、中国近现代史。2011年4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人物介绍(工作 著作)

顽劣学童

爱好诗文

进入北大(高中时代 抗日战争胜利 爱历史专业 华北大学学习工作)

主要着述

人物介绍

工作

中国历史学家。原名戴秉衡，1926年9月出生，江苏常熟人，中共党员，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

早年就学于苏州中学、常熟中学，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1946年又重新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就学期间，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1947年加入民青，当选为北大学生自治会理事，又参加进步社团南北社、孑民图书馆。1948年被国民党政府通缉，为躲避政治迫害，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离开北大，前往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一部十七班学习，年底转入一部政治研究室工作。全国解放后，华北大学进入北京并改为中国人民大学，在学校任教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史教研室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编写了《中国抗战史演义》一书，通俗地介绍了八年抗战的历史。1952年调往新组建的中国历史教研室，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并着手编写了《中国近代史稿》和《北洋海军》等书。十年动乱期间，被下放到江西余江县“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3年返回北京。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停办，他和一部分同志拨归北京师范大学，在这期间，完成了《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

人民大学复校后，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1980年和1984年，主编的《简明清史》第一、第二册出版；主持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六五”计划项目的《清代人物传稿》（下）十卷，《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清史部分。1987年他的论文集《履霜集》问世。1992年，新作《步入近代的历程》一书出版。1993年出版专著《乾隆帝及其时代》，并主编《二十六史大辞典》，1994年又出版《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1997年《繁露集》出版，同年又主编了《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三十九册与《中国近代史通鉴》十册。1999年出版了近期论文集《语冰集》，并主编完成了“211”工程清史子项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数十年来，撰写或主编书籍三十余种，发表文章四百余篇。

1959年曾参加全国群英会，1961年被推举为高教战线先进工作者，1985年获吴玉章科研奖，1986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人民教师，1994年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和香港柏宁顿金球奖，1995年获北京市社科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又1960年因在越南综合大学授课，越南政府授予胡志明勋章。

曾担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东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满文书院名誉院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国务院古籍规划小组成员，现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2002年8月，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他说：“能够为此尽绵薄之力，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2011年4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同志建议纂修清史，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曾过问此事。1961年，吴晗受周恩来总理委托考虑纂修清史，戴逸向吴晗建议从全国各大学历史系挑选优秀学生集中培养，专攻清史。吴晗赞成这个想法：“请你当教师，带领他们一起读《清实录》、《清史稿》。”1965年，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当时39岁的戴逸是最年轻的委员。

著作

从1978年起，戴逸用7年时间主持编写了70余万字的《简明清史》，摸清了清代历史的主要线索；20世纪80年代中期，戴逸先后主持编写了《清通鉴》、《清史编年》、《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著作。

戴逸初步设想，编纂清史工程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主体工程，即约为3000万字的清史；二是基础工程，即搜集整理出版清代档案文献。

顽劣学童

戴逸，1926年生，江苏常熟人， 出生于江苏省小学时，戴逸不好说话，不愿交往，但不爱读正课，从不好好阅读课本，却爱好各种游艺，读各种小说、连环画。因此成绩劣等，功课好几门不及格，小学几乎未能毕业，幸而学校网开一面，给班两个最差的学生“奉送”毕业。毕业典礼那天，戴逸知道自己不能毕业，在家中躺在一张藤床上，发闷犯愁。手里拿着一本弹词小说《天雨花》，也看不进去。忽然，另一位与戴逸同班不能毕业的劣等生，飞步进入戴逸家，高兴地大喊“戴秉衡，快走。快走。学校去，今天典礼会上宣布要发给毕业证书，也能毕业了。”戴逸听了自然喜出望外，赶紧去学校，果然拿到了毕业证书。 毕业是毕业了，但下一步考初中又是个难关，报考县立中学，发榜的那天，戴逸父亲去看榜。回家来脸色阴沉，不言不语，戴逸情知不妙，连羞带怕，躲到亲戚家去了。

中学没考上，很可能就此断绝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去当商店学徒，戴逸的几位堂兄就是这样走上人生道路的。偏偏这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开始了抗战，家庭逃难到了上海。戴逸的两个姐姐进了“苏女师”读书，邻居的孩子们也在小学和中学读书。每天晚上都在戴逸家复习功课，演算习题，灯火通明。虽宁谧静寂，但孩子们用心灵和语言交流，亲密友好。他们都有书可读，唯独戴逸静坐在壁角里无事可做，打不进这个读书圈。如此情景，长达半年之久。这时戴逸心底逐渐升腾起渴望上学的强烈愿望。每天早上坐在窗台上目送两个姐姐上学，晚上盼着两个姐姐回家。有时偷偷翻开姐姐的书包，似懂非懂地偷阅她们的书本。人类本能中蕴藏的求知之火燃烧了起来。机遇来了，第二年夏天戴逸考上了苏州中学（因抗战迁至上海租界，校址在四马路外滩）。因成绩很差，只是个备取生，候补正取名额，也有了上学的机会，兴冲冲每天远道赴校上学。

戴逸小学时虽不爱读书，却很喜欢读小说，说故事，听京戏，听评书，简直入了迷。在小学中《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说岳全传》，还有剑侠书、小人书，无不遍读。至今还能报出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绰号与姓名。有一次听评书出了神，晚饭没有吃，竟在书坊里听到晚间十点钟，急得家里到处找戴逸。住在上海时，有一次到新世界听上了京戏（演员是夏月珊和王竞妍，后来才知道是名角），从下午站着看戏一直站到夜间，粒米未进。人看似顽劣愚蠢，却往往有内心的爱好与潜在的才能，蕴藏在心底，得到正常的教育，人的潜能才会成熟，才可能脱颖而出。

进了苏州中学，好运气接连光临。戴逸是备取生，不能和正取生坐在一起，只能坐在最后。正取生是按高矮排列的，有两位最年长的正取生长得最高，学习成绩最佳，且品行端正，坐在最后排，和戴逸这个矮小年幼且成绩不佳的备取生坐在一起。日子久了，三个人成了最亲密的学侣，一起读书，一起游玩，一起走路回家。他们的学习、谈吐、品行时刻影响戴逸，像春风细雨一样不知不觉地沐浴着熏陶着戴逸。戴逸的学业成绩突飞猛进，虽还不能夺取第一、第二，但已名列前茅，特别是语文课，学期末常能夺得冠军。从此戴逸初中和高中的成绩稳步上升，摘掉劣等生的帽子而成为班上优等生。

爱好诗文

戴逸中学期间的语文课本都是文言，从未学过语体文，初中时代的语文老师姓郡，松江人，是一位精通古文、认真教学的好老师，戴逸在课外阅读的大多是《曾文正公日记》、《浮生六梦》以及林琴南翻译的外国小说，略略有了一点古文的爱好。

抗日战争期间

进入高中正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美日开战的时候，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戴逸回到故乡的常熟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七中学），期中插班，就读于高中一年级，这年开设了一门中国文学史课程。戴逸入学时已学到汉赋。这门课程令戴逸赏心悦目，心怀大开，课本是欧阳溥存编写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老师是杨毅庵先生。杨家是常熟恬庄的望族，族人杨崇伊是戊戌变法时奏劾康有为的顽固旧派，杨崇伊的两个儿子杨沂孙和杨泗孙都是著名的才子、名人，杨沂孙曾任吴佩孚的幕僚长，着《江山万里楼诗集》，2007年才出版。戴逸购置一套，品读其诗，雄浑峻拔，气象万千，确是一代作手。杨毅庵先生是无锡国学专修馆的高才生，又家学渊源，深受陶冶，对中国古代诗文极有造诣，他讲授的中国文学史课程非常精彩，指点文章，论说千古，把戴逸这个16岁的孩子听得如痴如醉，十分入迷。杨先生对戴逸的用心学习似乎也很欣赏，要戴逸在中国人名大辞典和其他书籍中查找古代文士诗人的小传，汇集成册，用钢板刻印后，发给同学们参考。不久戴逸成了杨先生的义务“助教”，帮他查找资料，抄写作品。他也悉心教授戴逸古文作业。每到寒暑假，戴逸几乎每天上午都到他家中补习课程，他为戴逸和其他学生讲授《左传》、《诗经》、《荀子》、《庄子》和《昭明文选》。他的讲授，清晰细微，一篇文章立意之新，用笔之妙，炼句之工，用字之切，讲得头头是道。他讲授时精神贯注，口若悬河，还能运用古人吟诗诵文的方法，琅琅上口。尤其是读词赋和读骈体文，平仄对仗，神妙之至，最喜欢听杨先生吟诗诵文。

在杨毅庵先生将近三年的指导下，戴逸高中时代就接触到经史子集各部类的书籍。空闲时分，戴逸经常逛旧书摊，用很少一点零钱购买旧书。日久也积存了一批线装书，夜深人静，独坐小楼，披卷阅览，随笔圈点，自得其乐。这样戴逸的古文修养有较大提高。

“人生难得一恩师”，杨毅庵先生是戴逸故乡小城的普通文士，清贫一生，终身以教书为业。戴逸从他那里学习所得最为丰厚。至今戴逸每逢教师节总要想起杨先生对戴逸的殷殷教诲，他帮助戴逸奠筑了历史研究的知识基础，是戴逸在学术领域的第一个领路人。戴逸总想写一篇纪念杨毅庵先生的文章，惭愧的是戴逸只知道他的姓名，略知他的家世，关于他的事迹，当年竟不闻不问，一无所知，连他的岁数也不知道。前几年几次向往日同学们打听杨先生的事迹，也无人知晓，纪念他的文章一直未能动笔，令戴逸深以为憾。

进入北大

高中时代

在高中时代，戴逸擅长的课程是语文和历史。但1944年高中毕业后，却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这是因为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学校都迁往内地，没有一所像样的文科学校，戴逸不甘心在二三流的大学就读。而且读文科在当时毫无出路，毕业后就是失业。因此一下狠心，报考当时在上海最为驰名的交大。

肄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抗日战争胜利

幸而考上了交通大学，就读一年后，抗日战争胜利，沦陷区的人民欢呼雀跃，迎接胜利。戴逸正在交大上二年级，但戴逸一心向往文科，对所学的铁路管理毫无兴趣，所学非所爱，心中感到苦闷。也就是硬着头皮学下去，毕业后能够在铁路部门混个饭碗，度过一生罢了。

1946年夏，暑假。戴逸住在上海交大徐家汇的校舍里，没有返回常熟老家。突然有一天宿舍楼下来了一帮人，张贴告示，挂上布幅，布置教室，原来是北京大学从昆明迁北京，准备在上海招生。考场就借用交大，刚好设在戴逸所住宿舍的楼下。这真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戴逸没有多作考虑，报名投考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级。本意不过是试一试，不见得被录取。考试发榜，居然考上了历史系的正取生。这倒反使戴逸为难起来。

戴逸在交通大学读二年级，下学期即将升三年级，两年后就可毕业，戴逸现在要上北京大学的一年级，从头开始要读四年，岂不是太亏了？戴逸的同学、朋友、亲戚多数劝戴逸不要去北大，戴逸确实很犹豫。但是对文史专业的想慕，对北京大学的仰望，又使戴逸情不自禁地想远走北京。特别是有件事加强了戴逸前往北京的决心。上海交通大学是汪精卫伪政府下的学校，留在上海读书的学生竟被称为“伪学生”，只有从重庆沙坪坝迁回的交通大学学生才是正牌学生，能拿到国家公费，上学、住宿、吃饭都不必花钱，而“伪学生”须经甄别考试，考试合格才能成为正牌学生。这一歧视性的规定对沦陷区的学生是很大的刺激，蒋介石来上海时，所谓“伪学生”曾成群包围蒋的行辕进行抗议。现在戴逸考上北大历史系一年级正取生，虽然亏了两年，却毋须甄别，入学即能得到公费。四年在学期间，学习和生活都有经济保证。有了这层原因，戴逸毅然决然放弃交大学籍，投奔北京大学，跨进心仪已久的历史系门槛，选择了终生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的道路。

爱历史专业

戴逸热爱历史专业，对这一选择，无怨无悔。戴逸一直认为：这是命运对戴逸的眷顾与关爱。

人生道路十分曲折漫长，有顺境也有逆境，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事件，有各种各样的机遇和选择。有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便改变了人生的路程，如戴逸幼年时因避日军而逃到上海，失学一年，却激发了戴逸的读书渴求；中学时遇到了杨毅庵老师而能多读古典文史书籍，稍窥学习门墙；大学时一个偶然投考北大的机会，使戴逸从此进入了历史研究领域。人生无常。似乎许多偶然性在左右着一切，但仔细琢磨又觉得并不尽然。戴逸小学时习性顽劣，但又有爱读课外书的潜能，因此辍学一年，反而激活了自己的求知欲，又遇到优秀同学的帮助，故中学时代学习成绩常列前茅。正因如此，遇到杨先生的指引，初中特爱好语文课的戴逸，如鱼得水，学业日进。因为自己当年对文史甚为嗜爱，所以北大招考，戴逸能够舍弃交大的两年学业，改考北大，就此走上了历史教学和研究的道路。

华北大学学习工作

戴逸1948年前往解放区，在华北大学学习工作。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任中国革命史实习教员，1953年任中国历史教研室讲师，专攻中国近代史。1956年任副教授。

1961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兼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文革期间被批判审查，下放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成立清史研究所，任副所长、教授，1980年任所长。1982年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博士生导师。

1988年任中国史学会会长，1989年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1992年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1996年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2002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主要着述

《中国近代史稿》、《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简明清史》、《乾隆帝及其时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