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帜范，曾用名志凡、志藩。男，生于1912年，湖南临澧县人。1924年考入长沙兑泽中学，受“新青年”、“向导”等杂志影响，思想趋于进步，成为当时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1926年加入国民党，随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3月被选入国民党省党校(当时党校主持人是共产党人李达、李维汉、谢觉哉)学习。在党校学习不到两个月，“马日事变”爆发，被迫辍学，转赴北平读书，从此和组织失去了联系。1932年至1936年在辅仁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论文是用英文撰写的《近三十年的美国外交政策》。1936年8月在江苏南通中学任教，主要讲授历史和地理两门课程。教学之余撰写了《宋代保甲制度》一书，由南京兴业印刷所印行。1937年9月到江西贵溪县政府任代理教育科长。

1937年底，先生回到临澧县，时值县立中学缺英文教员，他临时补缺。由于学校发生一次学潮，1938年春学校开学时，校长辞职。当时学校两派争持不下，张先生长期在外，同两派都无利害渊源，两派都想利用先生作为自己的缓冲，所以都推举他为校长。同年夏天又被派到县教育局任局长。到职后，先生首先从小学教育抓起，决定从训练小学教师入手整顿小学教育，进而推进全县教育的整顿。他拟定了一个举办“小学教师战时教育暑期讲习会”的计划，对经甄别合格的小学教师并吸收一批进步青年，予以短期集中训练。训练内容侧重于民众教育，以便使小学教师肩负起民众教育的责任，把小学教育与抗战动员结合起来。结业后，参加讲习会的200多名学员，全部分配任小学教师。此前，全县初级小学的设置、经费的支配、教师的任用，都由乡保人员和士绅决定，教育局不能直接干预。先生到任后改变了这种情况，全面调整了各地小学的布局，统一掌握教师的任用和经费的支配。在这期间还开办过一个民众教育馆，蒐集了一些文物和文献资料，建立了几个展览室。张先生担任教育局长时，继续兼任中学校长。主要讲授外语和历史。

1947年夏，兰州大学聘请先生任法学院副教授。主要讲授“国际关系史”，后又负责主持社会科学研究室及筹备出版校刊工作。1948年暑假兰州大学发生学潮，起因是历史系学生拒绝上“党义”课，任课教师唆使他的爪牙侮辱了史念海先生，因而激起全校的公愤。学校一些国民党骨干分子企图藉此扩大事态，夺取兰州大学校长职位。兰州大学教授开会讨论这一事件，要求学校惩办肇事分子时，大批反动分子袭击会场，打伤教授和保护会场的学生，其中一名学生丧生。因张先生主持正义，被反动分子列入黑名单欲加迫害，在学生保护下，侥幸逃到校外。此事发生后，张先生离开学校回到湖南，参加陈采夫组织的湖南“民主促进社”，进行策动程潜将军起义的工作。

1949年上半年，“民主促进社”在常澧专区的所属各县组织地方武装，准备起义，先生于5月被派到临澧县做民众的组织发动工作。8月份他的家乡解放，当时向西南进军的几十万大军纷纷过境，新政权建立伊始，粮食供应紧张，先生受命担任支援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沿公路几十里地段过境解放军的粮食供给工作。当时他深感这个任务既光荣又艰巨。他不分昼夜，走乡串户发动群众，筹集粮食，圆满完成了任务。卸任支援委员会主任后，先生重操旧业，担任修梅小学校长兼任县业产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临澧县首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0年9月，先生奉调到常德工业学校担任政治课和语文课教员。时值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和参干运动在湖南蓬勃开展，他把搜集到的生动事例融汇到政治课教学中，教育了学生也教育了自己。他曾用激动的心情给学生讲：“我们应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而骄傲。我们应当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

1950年寒假，先生辞职离开常德到北京，希望有机会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研究班学习深造。但因到北京时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已经开学，未能如愿。当大连医学院教务长请他到大连医学院工作，准备动身时，在西北大学任教的史念海先生到了北京，一再说服他到西北大学工作。1951年暑假应聘到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任讲师。1954年10月至1960年任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兼世界史教研组主任。1963年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兼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主任。1963年被评为陕西师范大学先进工作者。

张先生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经过在新旧社会的长期生活，深切体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新中国两种不同制度下教师的辛酸与幸福。在我校任教36个春秋，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为我校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是世界近代史课程的主讲教师，每周近20个课时，有时还给政教系讲“共产国际共运史”课程。先生备课认真、精益求精。对学生辅导耐心、要求严格。担任教研室主任，处事果断，计划周密，为人谦和，乐于助人，特别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与进步，受到师生们的普遍赞誉。

张先生在日常生活中，严于律己，他的子女在他的教育和人格影响下，个个在单位都是先进和模范。先生无论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多大困难，都是自己设法解决，从不麻烦组织，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暂时困难时期，他家人口多，粮食不够吃，组织送来困难补助，他坚辞不受，恳请组织送给更困难的同志。患病后，当时西安地区医疗条件较差，无法查清病情，校医室让他到上海住院检查治疗，为了节省费用，到上海后，没有住医院，而是住在朋友家。在生命弥留之际，先生仍反复叮嘱家属不要给组织上增添麻烦，丧事从简，他高尚的思想品德令人敬佩。

先生于1987年退休，并于当年不幸病故，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