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觉迷录》是满清雍正帝所编著，全书共四卷，主张清朝的正统性和“华夷一家”，以期消弭汉人的夷夏之防。《大义觉迷录》的写作起因是汉人学者曾静、张熙受到吕留良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游说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失败被捕。雍正帝下令收录两年来关于此案的上谕，以及曾静口供和《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对曾静等人指责他的十大罪状进行了一一辩解。雍正在书中宣称自己是圣君，鼓吹“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并强调“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内容简介(华夷一家 华夷之辨是文化之辨 满清造于中国者大矣 外国之君亦为正统)

曾静反清案

著书原因

雍正编书与乾隆禁毁

《大义觉迷录》的评价与意义

内容简介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世宗胤禛因曾静反清案件而刊布此书。《大义觉迷录》全书共四卷，清世宗胤禛时官修。内收有雍正皇帝本人的十道上谕、审讯词和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两篇，后附曾静《归仁说》一篇。《大义觉迷录》的核心内容提出并解决了两个雍正非常关心的重要问题“

满清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道？岂可再以华夷中外而分论？以及“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此书是华夷秩序脱离汉人“自文化中心主义”的转折点，代表满清反中华思想的世界观“一君万民”的形成。雍正帝反驳汉人才是天下的正统统治者的依据主要有两条，即“文化的正统性优越性”以及“政治支配与主从关系”，特别是借由“天”之名强调政治的正统性。

华夷一家

首先，雍正为了论证满清的正统性，提出了“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宣称满清政权是上天赋予的，不应该以“华夷之辨”来否定：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拢彝伦，私为著述，妄谓“德?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

华夷之辨是文化之辨

雍正宣称满清入主中国是因为开疆扩土有大德，斥不向王化者为狄夷：

“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 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 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

满清造于中国者大矣

接着，雍正宣称满清政权对中国贡献很大：

“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 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孓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

外国之君亦为正统

“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人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

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

历代从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

曾静反清案

曾静，湖南永兴人，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生。因应试不第，闭门读书、授徒，著有《知几录》、《知新录》二书，表达出浓厚的民族意识。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他派弟子张熙到浙江购书一批，其中有吕留良诗稿一本。另外，他曾接触过严鸿逵、沈在宽，在其家看到了吕留良的著作。曾静对吕留良遗著中关于夷夏之防及古时封建井田等言论十分赞赏。吕留良强烈的反清思想对曾静影响很大。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秋，曾静命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称他是岳飞的后裔，劝他起兵反清，并列举雍正有弑父篡立、杀兄屠弟的罪行。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因战功累官至川陕总督，任宁远大将军。当时以一个汉人掌握如此大的兵权，是绝无仅有的情况。

岳钟琪对清廷的重用自然是感激涕零。而曾静认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同时又听说自年羹尧被杀后雍正三次征召他都未进京，便贸然断定岳钟琪对清廷不满，于是投书劝其反叛。岳钟琪见书后，骇异非常，连忙刑讯张熙，穷治主使之人。张熙只字不吐。于是岳钟琪又使用软的一手，对张熙进行诱骗。他和张熙设酒盟誓，表示一定要起兵反清。张熙受骗后，透露出所有情况。而岳钟琪则密奏雍正，将曾静捉拿归案。曾静在重刑之下，又供出严鸿逵、沈在宽等人。雍正迅即命令浙江总督李卫，速拿吕留良家属及严、沈等人，并将严、沈秘密编抄成册的吕留良文集及藏于吕留良家的种种遗著都加以搜获。

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副都统海蓝及湖南巡抚王国栋三员大吏会同审讯曾静。曾静由于害怕，竟痛哭流涕，痛悔前非。在严刑逼供之下，他又供出许多人。清官吏遵照雍正的旨谕，进行了细致的追查。此案牵连几十人，连家属在内多至上百人，惊动了清政府的几个部和好几个省。由于株连甚广，各地一直在追查缉拿中，直到雍正十年才最后结案。这期间，雍正曾令朝廷官员并各省总督、巡抚、道府守令、各地学官依次议论曾静应得之罪。清廷官员于是纷纷表态，认为曾静罪大恶极，法不可赦。雍正又让曾静自己议罪。曾静在这时深深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软弱性的一面，他不仅谴责自己所进行的反清活动，并转而多方吹捧雍正和清朝的政治。曾静供词称：“皇帝合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上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谚所谓光棍也。若论正位，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占据去了。”

著书原因

雍正帝统治中国期间，对中国的统治逐渐坚固。旗人丧失了以战为生的机会，失去了尚武俭约的精神，生活奢侈堕落，满洲人逐渐被汉化。从而导致了汉文化的正统性和满清政权正统性的对立。满清政权对汉人实施文字狱和禁书更加剧了汉人凭借千年传统的“华夷之辨”，认为“满清=狄夷”并抵抗满清政权。

汉族文人曾静、张熙受到吕留良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不满外来满洲人的统治，于雍正六年（1728年）试图游说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岳钟琪假装同意，骗出口供，反过来逮捕二人，送返燕京。

之后在刑部侍郎杭奕禄等的审问下，曾静表示认罪，写了《归仁录》，表示悔过并颂扬雍正帝。雍正帝赦免曾、张二人，下令收录两年来关于此案的上谕，以及曾静口供和《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对曾静等人指责他的十大罪状（谋父、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株忠、好谀任佞）进行了一一辩解。雍正帝刊版发行此书，并要求公家朝廷上下、地方官吏人手一册，还命曾静到全国各地巡讲，现身说法朝廷之英明，痛斥自己误入邪教歧途。

雍正编书与乾隆禁毁

在审讯中，雍正又得知曾经和他争夺皇位的允禩、允禟等人的追随者，曾在各地广泛宣扬他用非法手段夺取皇位及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情况，因而在有关上谕中为自己反复辩解；同时还针对吕留良、曾静等人的反清言论，写出了大量为清朝统治中国之合法性辩护的文章。雍正七年九月，胤禛命令将他前后所降谕旨及曾静历次口供，编成《大义觉迷录》，颁布到全国各地。他在上谕中说：“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鉴知悉”，而后又恐吓说：“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

雍正对吕留良一门惩治极严，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开棺戮尸，吕的学生严鸿逵监毙狱中，戮尸枭首；吕另一子吕毅中和另一学生沈在宽斩首。除此之外，吕留良的私淑弟子，刊刻、贩卖、私藏吕之书籍者，或斩首，或充军，或杖责，吕、严、沈三族妇女幼丁给予功臣家为奴。令人奇怪的是主犯曾静、张熙却免罪释放。雍正在湖南设立观风整俗使，并令曾静“往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携曾静至江宁（今南京）、杭州、苏州等地讲述自己的罪过和悔悟之情，并“宣扬圣德同天之大”、“本朝得统之正”，“以赎补当身万死蒙赦之罪”。随后曾静与张熙这两个“现身说法”的“反面教材”被当堂释放。根据雍正的解释，曾静、张熙是误信了吕留良的邪说，是受迷惑的从犯，“且曾静之前后各供，俱系伊亲笔书写，并非有所勉强逼勒，亦并非有人隐授意指，实由于天良感动，是以其悛悔之心迫切诚恳，形于纸笔”，因此“著将曾静、张熙免罪释放”，予以自新之路。并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

雍正赦免曾静，不过是故作姿态，以此说明曾静对他所指责的“谋父”、“逼母”、“弑兄”。诸事纯粹子虚乌有，表明“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同时，也是为了让天下人勇于改过“自新”，正如他在上谕中所说：“……朕赦曾静，正欲使天下之人，知朕于改过之不罪，相率而趋于自新之一途”。

雍正十三年八月，世宗胤禛死，高宗弘历即位。乾隆一反雍正所为，即位一个多月后，便下令逮捕曾静、张熙。同年十二月，又下令将曾、张二人解送至京凌迟处死。并下诏禁毁《大义觉迷录》，已颁行者严令收回，有敢私藏者罪之。因此《大义觉迷录》在其后一个多世纪中成为禁书，极少流传。日本留有存本，被稻叶君山引用于《清朝全史》之中。

《大义觉迷录》的评价与意义

曾静反清事件是雍正朝最重要的文字狱案，在当时也轰动一时，情况复杂，牵连较广，雍正处理的方式也异乎寻常。虽然《大义觉迷录》的内容都经过精心挑选，远非曾静反清案件的全部材料，但这本书仍然是研究这一事件的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大义觉迷录》中的“上谕”部分，内容主要是关于两方面的。

一是雍正对吕留良夷夏大防言论作了全面批驳；二是雍正对曾静指责他弑父逼母夺嫡自立之事，逐条进行反驳。

吕留良是清初著名的学者，已死去四十余年。他的著作中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极力申明华夷之辨，认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此乃域中第一义。”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极力驳斥了华夷之辨，认为这种区别是因为古代疆域不广，其实华夷本一家人，“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犭严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

“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又异心。”又云：“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乎圣德乎！……”雍正在这里所提出的这些观点虽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反对势力，但仍然说明了一定的道理，是不同于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辨的，它反映了大一统中国各民族融合逐渐加深的客观现实。为了消除汉族人的民族情绪，雍正还对满汉衣冠服饰之区别作了辨解，说明衣冠之制自古都因时因地制宜，人们各就其习俗方便用之，因此“孔雀翎、马蹄袖”无关于“礼乐文明治乱”。

曾静的供词中还涉及到了康熙死及雍正即位问题。这一问题乃清宫大谜案，至今历史学家们也议论纷纭，众说叠出。曾静在投书岳钟琪时曾列举了雍正的“十大恶”；一谋父，二逼母，三弑兄，四屠弟，五贪财，六好杀，七酗酒，八淫色，九诛忠，十任佞。曾静对雍正的这些指责多是从已被镇压的雍正诸弟胤禩、胤禟手下太监那里听来的。如所谓“……圣祖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雍正是康熙第四子，“十”字改为“于”字，便是将“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这一说法流传很广，但据今人的研究，认为不可能。首先诏书上写的应是“於”字而非“于”。

曾静又称“圣祖在畅春园病重，皇上进了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禵调回监禁，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之上撞死。”这一说法也来自于雍正政敌的余党，是否可靠殊为可疑。雍正在上谕中对所谓的十条恶行逐条进行驳斥，特别于“杀兄”、“屠弟”之说更是详加辨解，细述其兄弟之“残暴横肆”、“毒忍之心”和“桀骜之行”。并说自己“光明正大，公正无私，诸兄弟之才识，实不及联。”至于“好杀”一条，雍正则夸张地说：“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罚一人，即步履之间，草木蝼蚁，亦不肯践踏伤损。即位以来，时刻以祥刑为念……”就是这样一个“仁慈”的皇帝，终其一朝，文字狱频兴，且处置严厉，株连众广，造成了浓重的恐怖气氛。对于“淫色”一条，雍正更是吹嘘自己“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

《大义觉迷录》内容以曾静供词居最多。这些供词有的是“奉旨问讯”，有的是“杭奕禄等问讯”。其形式都是对曾静《上岳钟琪书》及《知新录》等书中大逆不道的言论提出质问，而曾静的供词则痛悔前非，并备述雍正之隆厚圣德、浩大皇恩，令人不忍卒读。如所谓“弥天重犯今日始知圣恩高厚，虽尧舜不过如此”，“皇上至德深仁，遍及薄海内外，其用意于民，固可谓亘古少媲”，“此是心肝上的实话”等等。连雍正也觉得他“谄媚”。雍正明令将《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乃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但此书不仅保存了曾静、吕留良和严鸿逵大量激烈的反清言论，还部分揭示出康熙时诸皇子争夺王位、雍正得位及其后的相应措施等具体细节。它的刊布并未能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在实际上传播了对清王室极为不利的言论，因此在即位之初即下令禁毁。但这也正是这本书独特的史料价值之所在。

《大义觉迷录》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封建统治者编纂的一部很有特色的文献，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上谕和审讯词对研究雍正其人及其政治主张，提供了不少线索。此书还反映出康雍时期的一些社会情况、民间反清情绪等问题，材料虽然零碎，但其中有些内容仍是其他书籍所不载的。当然《大义觉迷录》所收材料都是有选择性的。书中所收上谕有一部分见于《清世宗实录》，但其中涉及皇位继承问题的内容已被删去；审讯词、口供和《归仁说》则不见于他书。另外曾静致岳钟琪书的部分内容见于雍正的有关上谕，全文始终没有公布。《大义觉迷录》今存雍正年间内府原刻本及外省翻刻本，另有光绪末年香港仁社书局铅印本，解放后中华书局有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