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援西军 |
释义 | 组建背景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胜利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0月11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要》,计划集中红军主力北上。张国焘为了实现其向大西北退却的计划,轻率地沿河西走廊继续西进。1936年11月10日,中革军委基于既成事实,遂决定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正式命名并任命了陈昌浩、徐向前等主要领导干部。西路军在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和胡宗南的优势兵力夹击下,虽经全体指战员的浴血奋战,但由于环境恶劣,众寡悬殊,给养困难,1936年12月在甘肃古浪战斗中有2400多人伤亡。1937年3月在高台、酒泉一带完全失败,董振堂等21000多指战员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李先念、李卓然同志奉命率领1000人从祁连山向新疆方面突围,以图重整旗鼓。但一路饥饿、伤亡,最后剩下400名红色战士。这是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对中国革命造成的罪过,也是红军战史上绝无仅有的悲剧。 组建援西军中革军委获悉西路军危急,即发出了《军委主席团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给彭德怀、任弼时的指示》,迅即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的援西军对西路军进行救援。 1937年2月27日,中革军委主席团任命军委委员、军委总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为援西军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组成援西军。 进驻镇原刘伯承、张浩受命后,即率援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兼程而进,于3月10日左右经三不同、肖金镇、屯字镇到达镇原县(罗炳辉、宋时轮已率部先期到达)。遂即各军抽调少数干部,建立了司令部和政治部机关。 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当援西军进到镇原时,西路军业已失败,中央指示援西军集中镇原待命。 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刘晓,后宋任穷。司令部机关及随营学校驻镇原县城,辖红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骑兵一团等,其主要领导人和驻地是: 红四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刘志坚。下辖十师、十一师、十二师,分驻屯字镇、曙光、上肖一带。 红三十一军,军长肖克,政委周纯全,后郭述申,参谋长唐天际,后李聚奎,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下辖九十一师、九十三师,分驻平泉、中原、湫池一带。 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伍晋南。 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袁任远,参谋长郭鹏,政治部主任张平化。 两军分驻新城到平凉、固原一线。 骑兵一团,团长高锦纯,驻临泾至马沟一带。 另有红十五军团的七十四师驻孟坝镇,陕甘宁省独立师驻三岔镇。 在镇原开展民运工作援西军进驻镇原后,正是国共两党谈判合作抗日时期,中央对原来的政策作了适当调整,成立了陇东特委,在特委辖区内允许国民党政权存在,不搞打土豪,分田地,只搞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援西军政治部成立了民运工作部,部长秦武山。各军都成立了民运部,发展建立党的组织,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众抗日救国运动。 援西军进驻镇原后,陇东地区一下新成立了五个县委,陕甘宁省委派不出那么多干部来工作,镇原县的工作由援西军民运部来承担,行使县委的职责,发展建立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援西军在驻防区内,访贫问苦,了解民情,广交朋友,建立感情,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建立了区委、支部。除北部老区外,镇原各地的党员和党的组织,都是在援西军工作的基础上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尤其是驻在南三镇的红三十一军民运部,组织了一批民运工作干部,帮助群众打扫卫生,解决疑难问题,参加劳动和帮助治病等,在与基本群众建立感情的基础上发展他们入党,很多人后来成为当地的骨干力量。如平泉党支部书记赵维宗,中原党支部书记白焕林,新城党支部书记王子厚、张元龙、刘自鉴,还有跑平凉的秘密交通员路世林等,都是红三十一军民运部发展的党员骨干。 在屯字、曙光、上肖各地都有红四军民运部发展的党员。屯字镇附近的肖嘴自然村贫苦农民蒋登肖,是红四军发展的党员,曾任屯字镇抗日救国会领导成员。上肖乡南李村的李生辉,是红四军王锡朝科长介绍入党的。后来他又介绍李生财、李维祥、李维财等人加入了***。曙光乡疙瘩王家村的张绪财是红四军十二师的张振才介绍入党的,他又先后发展曹凤玺、刘维聪、郭维国、马腾家、马维肖等加入了***,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张绪财任支部书记。 据耿飚同志回忆,当时红四军民运部在屯字一条原上发展了100多名党员。他说:“那些党员的素质都很好,有些和我本人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可惜,已经过去了50多年,我不能记起他们的名字了。” 据八路军一二九师驻镇原留守处(即镇原县委)的领导同志回忆,当时陇东特委辖区共有1600多名党员,镇原就有1000多名,全县成立了10多个区委,还有一个中心区委。后来的革命斗争实践证明,凡是援西军驻过的地方,党的组织力量坚强,均出现过革命的波澜,为革命做出过牺牲和贡献。 当时民众抗日的主要组织形式是组织抗日救国会,经群众和上层人士协商,在县、区、乡分别建立了各级抗日救国会,在工、青、妇各界分别建立了抗日救国团体,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当时的抗日救国会,形式上是群众团体,实际上是人民政权的雏形。群众打官司、抓坏人、禁赌博、制止保、甲长为非作歹等,都要找抗日救国会和抗日自卫军。这就打击了国民党区长、联保主任和保、甲长的威风,使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削弱了,形成了徒有其名的局面。从此,他们派粮、派款,要干什么事,事先要和抗日救国会商量,实行合理负担。抗日救国会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实际上成了人民手中的政权。后来,国民党政府宣布,抗日救国会是非法组织,要建立他们的抗敌后援会,我们党立即把抗日救国会改为抗敌后援会。国民党也没有能再建立起来。 镇原县地处陕甘宁的前沿,国民党统治严密,群众运动比较困难。援西军进驻后,占据了全县城乡地区。当时国民党仅有保安队300多人,没有驻正规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壮大人民抗日力量,基本上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了。不仅各界群众大都参加了抗日救国会,而且青壮年都参加了抗日自卫军,各方面工作进展顺利,尤其是南三镇、屯字镇和县城周围地区,抗日救国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打开了镇原工作的新局面。援西军还进行了扩军工作,许多青壮年参加了红军,不少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幸存者如路克杰、王文才、李聚苍等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 军民友好援西军驻防镇原期间,地边插着“不踩庄稼,爱护庄稼”的牌子,村子里的墙上、大树上贴着“拥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收复失地,还我河山!”“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团结一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岁!”“红军万岁!”等醒目的标语牌和五色纸的标语,到处充满革命、战斗的气息,令人振奋、神往。 援西军各军在驻地经常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救国道理。群众拿着写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汪精卫!”“拥护红军!”的小旗子去参加会。每次援西军的领导演讲宣传后,群众都纷纷说:“红军好,红军说的对,就这么干!” 援西军吃的、用的东西都是掏钱购买,公平交易,借东西一定还,损坏东西就赔偿。有一次天下雨,驻在平泉南徐村的部队没有吃的了,借了群众徐玉都三石糜子。徐的父亲害怕他们不还了。结果后来他们不但归还了糜子,还给了一些黄米。住在上肖村的一个团供给部,借用了群众杜元根家200根木椽,他父亲说,这些木椽恐怕再不得见了。结果部队走时送还他家,椽上都写有号码。他感慨地说:“红军真是人民的军队。” 红军在驻地帮助群众打扫卫生,挑水劈柴,干农活,收割麦子,还组织了“远足割麦队”到几十里路以外国民党统治的平凉地区帮助群众割麦,一面劳动,一面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演出文艺节目等。割麦不要工钱,也不吃群众的饭,不喝群众的水,自己烧水、做饭吃,割麦结束后,归还了所借的东西,把驻地打扫得干干净净,背起行装,告别乡亲们,全村的男女老少,恋恋不舍地欢送红军,有些小伙子送了一程又一程。此后,乡亲们写来了一封封感谢信,还不断有他们劳动过的村庄群众来部队作客。 援西军开赴抗日前线时,红军战士给家家缸里挑满了水,给户户打扫了卫生,还清了借用的家具,再三向群众表示感谢。乡亲们都去挽留红军多住些日子。他们说:“我们要去执行任务,还会回来的。”于是,群众忙着打酒、杀鸡,请红军吃饭,红军也请群众吃饭,小寨白村的群众合计了一下,给红军送去了五只羊,但他们坚决不收;给他们送去一些烟、酒,他们只收下一点,表示领了乡亲们的心意;给他们送上一对锦旗,他们都高兴地收下了,表示要为人民立大功。许多青年人赶上毛驴送红军,有的就跟着参加了红军。群众都说:“红军是天下最好的军队,一定能胜利,***和红军得民心,将来天下一定是红军的。” 根据当时中央的大政方针,援西军首长为争取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合作共事,积极开展上层的统战工作。那时,援西军和红十五军团云集陇东和镇原县,大军压境,形势完全改观,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当时,国民党镇原县长邹介民及各区乡政权组织,迫于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红军的模范行为,对援西军态度友好,百依百顺,工作比较顺利,援西军开进镇原时,邹介民率众出郊迎接并召开欢迎大会,以后经常召开军民联欢会,延安烽火剧团等文艺团体亦来镇原演出。 当时的镇原民主人士祁尚诚、刘慕黎等,都和援西军首长建立了友好关系,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刘慕黎利用他在杨虎城部队中的关系,经常往返西安为援西军购买军用物资和弹药。新中国成立后,祁、刘二人都担任了县人民代表、县政府委员、科长等。援西军还在国民党的党政军宪人员中发展了一些统战人员。当时的国民党镇原县保安队中的石敬平、刘杜荣,就是***员、长征红军。石敬平同志曾任叶剑英元帅秘书,以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三部工作。 营救西路军将士当时,党中央采取双管齐下,营救被俘和失散的西路军将士,一条途径是从国民党上层做工作,使其不再迫害西路军;另一条是派出可靠得力的人员到兰州、河西、青海、宁夏等地了解西路军失散人员的情况,千方百计进行营救。援西军按照中央总的部署,抽出大批侦察人员,化装身份分赴陇东至河西地区进行搜救。 中央军委电令西路军首长徐向前、陈昌浩将剩余的部队交给李先念、李卓然负责,向新疆方向突围。要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和政委陈昌浩同志回中央。徐向前、陈昌浩在肖永银、陈明义二人护送下,从祁连山突围出来,向陇东方向奔走,但沿途国民党马家骑兵甚多,盘查得很严。为防不测,徐、陈首长决定四人分开行走,希望总有一路能回到党中央报告情况。徐向前将他给党中央的亲笔信交给肖永银,嘱托“你们一定要想法交给党中央!”然后,徐、陈首长一路;肖永银、陈明义一路,挥泪告别,分道而行。但在途中陈昌浩同志病倒了,就把他安置在一个可靠群众家里养病。徐向前同志孤身一人,扮着皮货商人,徒步向陇东方向跋涉,一路历经了无数艰难险阻,受尽了千辛万苦…… 一天,红四军参谋长耿飚带了三个骑兵,在王洼子一带侦察,突然发现了一个穿长袍的“商人”,腋下夹了一把伞,正在向当地老乡问路;走近一看,原来是徐向前同志。他见到骑马的军人,立即向小巷子躲去,耿飚赶紧大喊:“徐总指挥!徐总指挥!” 徐向前同志认出了耿飚,叫了声“耿飚”眼泪就下来了…… 援西军的首长和干部们,看到徐向前同志的情景,都心痛得热泪滚流…… 徐向前总指挥在援西军司令部,经过休息、换装后,被护送回党中央。 5月下旬,国民党兰州集中营,要将所俘的西路军官兵押送到西安。当时被俘的西路军人员编为两队,一个叫士兵队,约有1200多人,一个叫军官队,约有130多人。由国民党九十八师派了一个营500多人押送。从兰州走了十多天,到了平凉又移交给敌四十三师派一个营押送。他们在平凉途中,看见不少三三两两骑自行车的商人模样的人,来回奔跑在西(安)兰(州)公路上。当他们在路边小铺子小憩喝茶水时,这些人便推着自行车,车子后面绑着个提篮,向他们揽生意了: “喂,老总,买几个锅盔吃吃吧,走路肚子饿得快,很便宜,一角钱十个。” 奇怪的是他们买锅盔时,你要一个他给两个,甚至还给三个呢。每当递给锅盔时,总是要使个眼色说:“好好看看这是两个……这是三个。” 他们让每个同志都买了锅盔,才愉快地推着车子走了。被俘的同志偷偷掰开锅盔一看,中间夹着两块钱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落款写着“援西军侦察员”。这使他们高兴极了!这些被押送的西路军官兵,便在一个雷雨交加的黑夜,全部逃跑回到了援西军。陆陆续续逃回援西军的约有2000多人。这些回来的同志,大部分衣服褴褛。有的伤了腿的同志,靠两只手和一条腿爬回来,真是一路血水,千里眼泪啊。 援西军政治部在镇原县城设立了招待所,热情接待回来的同志。刘伯承等首长亲自去看望他们,回来一批看望一批,回来一个看望一个。刘伯承司令员赞扬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同数倍于已的敌人浴血奋战,表现非常勇敢。他说:“同志们在险恶的环境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采取各种方法,坚持进行斗争,凡是能够回来的同志,表现了政治上的坚强性,都是好同志,都是党的宝贵财富,组织上都给予信任。”这番话,使大家感动得热泪纵横,好像失散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 回来的同志经过休整、换装后,开始学习中央有关政策、指示。根据刘伯承的指示,政治部还向归来的西路军同志讲授社会发展史常识。自编教材,自己讲课,从猴子变人讲起,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一直讲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部还办了指导员训练班,专门讲如何在连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效果都很好,使大家的觉悟有很大提高。 对于西路军回来的同志,刘伯承指示宋任穷主持的援西军审查委员会,迅速审查甄别,做出结论。除个别人外,都很快恢复了党籍,重新分配了工作。当时,红四军政委王宏坤去看望西路军回来的同志时,有的人提出要到四军去。王宏坤给援西军参谋长李达讲了,李达立即给拨去300人。 通过甄别、学习、重新分配工作,援西军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如红四军原来是四个大团(对外叫四个师),收编为两个师六个团,每个师辖三个团,每个团辖五个连(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取消营部,充实连队。这些同志后来在长期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成为人民革命的功臣。 援西军驻防镇原期间,深入开展了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增强了红军的团结;全面开展练兵活动,提高了战斗力,在政治思想、军事和物质方面为抗日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 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来镇原,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1937年3月31日),指导援西军进行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斗争,强调矛头只对准张国焘一人,最广泛地团结四方面军官兵,不搞扩大化。任弼时同志还亲自给援西军指战员做报告,到援西军随营学校视察工作。 刘伯承坚持教育为主,不开批斗会,没有处分过什么人,大会小会作报告,与干部个别谈话,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全援西军所属各军采取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党的代表大会,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进一步贯彻中央决定,对张国焘路线进行检查批判,重点批判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还批判了他一贯假借“肃反”排除异已、杀害党和红军的大批优秀干部的罪行。 7月12日,四军写了《四、五、六三个月四军政治工作状况的报告》,总结反张国焘路线的经过,大体上反映了援西军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情况。《报告》中说:“四军在党中央绝对正确路线领导与援西军首长指导和直接帮助下,到达镇原之后,开始了反国焘路线的斗争…… 在经过了第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开始反国焘路线斗争之后,四军接着于4月7日举行第一次全军党代表大会,比较具体地联系到四军本身实际问题,这样进一步检查了国焘路线的实质。到4月25日,又经过援西军第二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任弼时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更深刻、更彻底地揭发了国焘路线,同时又在部队中经过干部特别会议,团为单位党的活动分子会,支部大会,小组会议等的传达讨论,并联系实际工作,在部队中不断地开展了一些具体的斗争(如反单纯军事观点、本位主义、贪污腐化、农民意识、锦标主义等的斗争),把许多具体的错误观点意识联系国焘路线,进行了一些党的原则理论教育……。其进步表现在:(一)对国焘路线的恶果有了深刻的认识。(二)认识到党中央路线的正确,党中央与军委的威信提高了。(三)通过军事训练建立了正规化红军的基础。在批判清算国焘路线的基础上,刘伯承团结教育了原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为迎接抗日战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援西军驻防镇原期间,需要大量的粮食、草料和其他军用物资,除群众主动捐献和购买外,大部分摊派于地主、富农等富户。当时,镇原未进行土改,土地、粮食均集中于地富之家。正值抗日救国,“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援西军利用邹介民为县长的国民党县、区政府去动员捐献。据援西军首长和一些老同志回忆,那时镇原县捐献粮食超过百万石(每石250公斤),还有款物、马匹等。援西军首长对捐献多的人,都进行了表彰奖励。6月,红四军在屯字镇戏院召开表彰大会,参加的有部队首长、干部战士、受奖者和群众超过万人。会上,首长和受奖者代表分别讲了话。陈再道军长给捐献多的富豪士绅张千、张天合、高云胜、李仲仁、田维番、李生奎、孟耀祖等人,奖励了亲笔题写的“民族先锋”,“爱国可亲”等横幅和软匾。镇原县至今有许多人还保存着这些奖品。据耿飚等老首长回忆,当时,援西军在镇原筹集的粮食等物资,除供给自身需要外,还给在延安的党中央支援了一部分。 援西军进驻镇原后,在县城内靠东门边修建了运动场,进行操练。各军都修建了运动场,进行练兵。屯字镇闫孟村的孟耀祖,经动员把他家的碉堡让出给红四军做军部,又将周围的40亩耕地让出做操练场。部队一天“三操两讲”,从基本功开始,射击、刺杀、投弹,除按照老式步兵操典及内务部条令执行外,还经常深夜紧急集合、急行军、夜行军,由随营学校的人员担任教官。女战士们唱新歌曲,开展文艺活动等。 援西军还采取开展体育运动的方式,进行练兵。全军开了一月时间的体育运动会,各军互相开展友谊比赛。还在县城与国民党县保安队进行了篮球对手赛。通过经常的体育活动和军事训练,干部战士的身体素质大大提高,战斗力大大增强。 8月1日,援西军直属队和随营学校、二十八军、骑兵团等,在县城纪念八一南昌起义十周年,举行了阅兵典礼。 随后援西军司令部在镇原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刘伯承同志传达了中央军委命令:一、取消援西军;二、全部援西军部队立即开赴三原镇接受改编。红二十八军编入以贺龙为师长的一二0师。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一军以及陕北的第二十九军、三十军等编为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一二九师除留三八五旅一个团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的警卫任务外,主力部队奉命开赴晋东南抗日前线,投入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 援西军主力改编开赴抗日前线,在镇原留有“人民抗日红军援西军留守处”(后改为八路军一二九师留守处)和一个加强营。这时形势开始逆转,双方的合作共事中不断出现不愉快和摩擦事件。 援西军在镇原驻防的半年时间中,虽然没有进行过雄伟壮观的激烈战斗,几个月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然而,镇原从此成为巩固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前哨阵地。红军的光辉形象深深地刻印在镇原人民的心坎里,她和此前红二十五军、中央红军长征经过镇原和西征红军播下的红色种子,在镇原人民中扎根、开花、结果,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镇原现代史册上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同时,为红军抗日救国战争准备了扎实的政治、思想和物质条件……在此期间,我党著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刘伯承、张浩、李达、刘晓、宋任穷、陈再道、王宏坤、耿飚、刘志坚、肖克、周纯全、郭述申、唐延杰、伍晋南、罗炳辉、袁任远、郭鹏、张平化等红军将帅曾在这里生活过、战斗过、工作过,他们使镇原大地生辉。 援西军在镇原的卓越功绩,永远不可磨灭,历史不会忘记,镇原人民将永远铭记在心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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