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思想，历来占据传统文化精神最崇高、最重要的地位，只是它如隐士的形态一

样，一向采取“遁世不见知而无闷”的隐逸方式，所以被大家轻易忽略，而容易忘记。

如果强调一点来说，隐士思想，与历史上的隐士们，实际上，便是操持中国文化的幕后

主要角色。至于讲到道家的学术思想，更与隐士思想，不可分离。与其说道家渊源于黄、

老，或老、庄，毋宁说道家渊源于隐士思想，演变为老、庄，或黄、老，更为恰当。为

什么我们提出隐士思想的重要至于如此呢？简单地举出三个理由，加以说明，便可易于

明了其中的道理了。

我们的历史，自上古以至秦、汉。可称为正史的，除了孔子著的《春秋》，以及春

秋的三传（《左传》、《公羊》、《谷梁》）与《国语》以外，便是孔子和孔门弟子参

加修整过的五经（《易》、《礼》、《诗》、《书》、《春秋》）。后人有所谓“六经

皆史”的说法，那便是说，我们所保留的五经资料，都是具有充分价值的史料，但是，

这些都是属于正史的题材；此外，如自古流传，散见于民间及诸子百家的传说当中，所

记述有关的史料，是属于历史背景上反证的部分，也不能说毫无采信的价值。相传历史

上的隐士，在三代之际，便有许由、巢父、卞随、务光等人，这些人物，大多都是“视

富贵如浮云”，所谓敝展功名，薄视帝王而不为的角色；同时，又说他们的学问、道德、

人品，都是有超人的成就。正因为他们浮云富贵，敝屣功名，所谓“天子不能臣，诸侯

不能友”，因此使我们历史上所推崇的圣帝明王，如尧、舜、禹、汤等人，都为之礼敬

景仰有加；换言之，凡是上古的圣君名王，无论为政为人，最顾忌的，便是隐士们的清

议与轻视。尤其在野的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心理，对于隐士们态度的向背，非常重视，

到了秦、汉以后，司马迁作《史记》，特别点出隐士一环的重要，把他和谦让的高风合

在一起，指出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人高尚其志的另一面目。因此他写世家，便以《吴

太伯世家》做点题；他写列传，便以《伯夷列传》做点题，尤其他在《伯夷列传》中，

借题发挥，大发其历史哲学与人生、世事哲学的议论，比他的自序，还要进一层，深刻

透露出文化哲学的观点，强调隐士思想的背景，与其崇高的价值。

其次，如众所公认我们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心存君国的救世

主义者，他要面对现实，反对逃避责任，但在他的一生里，却极力赞叹伯夷、叔齐和吴

太伯等人的让位逃、隐，推崇他们的人格。他也讲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

行言逊”的处世方法，同时提出“宁武于，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的观感等等。这是说明孔子尽管自己具有人世救世的愿望，但对于隐士思

想“贤者避世，其次避地”的作法，仍然非常赞同，甚至他有的处世方法，也不得不取

与隐士思想雷同的态度。所以在他周游列国的时期，遭到晨门者、荷赘者的讥刺；碰到

长沮、桀溺的批评；领会楚狂接舆的讽劝，他只有会心的叹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只有在桀溺对他批评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

岂若从辟世之士哉！”他曾莫可如何地加以按语，才有“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

丘不与易也”的感叹。后来大家便引用他说“鸟兽不可与同群”的一句话，认为是孔子

骂隐士们逃世消极的丑陋判语，其实，他说这句话，并非如后世人所想象的那样丑陋与

恶毒，他只是说出入各有志，彼此各行其是的感慨而已。因为鸟是飞的，兽是走的，所

谓远走高飞的消极者，与积极人世者，彼此都可各行其是；表明他自己，决心走的是人

世救世的路线。我们只要一读司马迁写《老庄申韩列传》中，由孔子对于老子的按语：

“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给，飞者

可以为缯。至于龙，吾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一段话，便可

了解孔子所说“鸟兽不可与同群”的语意何在了。并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他对于隐士思想

的估价，和推崇老子为高隐代表者的表示。因此司马迁写在捉摸不定的老子传里，也就

有了“老子，隐君子也”的结论。总之，孔子的思想，与秦、汉前后所号称的儒、道两

家思想，他们在原始的本质上，对于“君子乘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囗以行”的立身

处世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对于“蓬囗以行”的隐士们，和隐士思想，是具有

“心向往之”的潜在情感的。

参考：《禅宗与道家》 （南怀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