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研究中对议程设置的发展

议程设置论被美国专家赛佛林称为传播学贡献最大的理论。议程设置论，从本质上看是对于政府议程、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关系的一种描述。由于对公众力量的忽视，议程设置论假设了“政府议程→媒介议程→公众议程”这样一个线性过程，一些修正的提法也只是提出了媒介议程和政府议程的相互作用。由于网络条件下传播环境的草根化和多元化，公众意见力量增强，传统的忽视公众意见的前提消解，公众从“被设置”地位上升到“能设置”。这时关于议程的理论有必要从议程设置发展为“议程交互”。

议程交互论认为政府议程、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议程交互既是传媒政治的方法，也是传媒政治的目的，是传媒政治方法和目的的统一。议程设置是达到议程交互的手段之一，设置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议程能够起作用，能够影响其他议程，最终达到议程交互。

从逻辑上讲，议程交互有三类基本情况：

一是政府议程与媒介议程的交互，包括，“政府议程→媒介议程”和“媒介议程→政府议程”。曾担任美国白宫传播顾问的大卫·哲根说：“要成功进行统治，政府必须确定议程，而不能让媒体来为它确定议程。”［6］这里的“政府确定议程”，就是“政府议程→媒介议程”，而“媒体来为它确定议程”就是“媒介议程→政府议程”。

二是政府议程与公众议程的交互，包括，“政府议程→公众议程”和“公众议程→政府议程”。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工作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中“从群众中来”可以理解为“公众议程→政府议程”，“到群众中去”可以理解为“政府议程→公众议程”。

三是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的交互，包括，“媒介议程→公众议程”和“公众议程→媒介议程”。我们常说的“引导群众”可以理解为“媒介议程→公众议程”，而“反映群众”可以理解为“公众议程→媒介议程”

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但议程交互的其他方式是基本方式的组合，例如：“政府议程→媒介议程→公众议程”，前一段是“政府议程→媒介议程”，后一段是“媒介议程→公众议程”；“公众议程→媒介议程→政府议程”，前一段是“公众议程→媒介议程”，后一段是“媒介议程→政府议程”；“媒介议程→公众议程→政府议程”，前一段是“媒介议程→公众议程”，后一段是“公众议程→政府议程”。

其他还有一些情况，例如，“影响媒介议程的一支很重要的力量来自其他媒介的内容。特别是精英媒介，如《纽约时报》，它能为其他媒介设置议程”，这种现象被称为“媒介间议程设置，确切一点应当称之为“媒介间议程交互”，因为这个过程不仅是强势媒介影响、作用于弱势媒介，强势媒介设置议程而弱势媒介“被设置”议程；弱势媒介也会设置议程影响、作用于强势媒介。其实，还存在“政府间议程交互”、“公众间的议程交互”，比如下级政府和上级政府间的议程交互，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议程交互，不同利益诉求的公众间的议程交互，掌握不同信息的公众之间的议程交互等等。

这一理论是重庆市委党校的邓新民在2008年1月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