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

为匪之初

田大膀的原型

出身

姚大膀，字必卯，号占彪，清光绪壬辰年出生于新晃侗族自治县方家屯乡杨家桥的牯牛溪，幼年上过私塾，后毕业于贵州铜仁讲武学堂。 少年的姚大膀浓眉大眼，体格茁壮，特别是两只膀子又粗又蝇圆，故父母称之为“大榜”，“膀”，“榜”谐音，故由此得其名。 姚父德钦，为人忠厚，务农为本，其母杨氏也是良家女子，生性敦厚慈祥。姚大膀幼年因哥哥早早夭，且三个姐姐都留家吃斋当老姑娘，他以独子身份享其娇惯。 十几岁，姚大膀便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交往，好逸恶劳，吃、喝、嫖、赌什么都沾，读几天私塾认得几个字，却把那些打家劫舍的草莽绿林记在心中，常常宣称自己要当“强人”，其父一气之下，疯了，不久即辞世。 当时姚大才16岁，父死后，失去家教，更是横行乡里，为所欲为。一次乡邻蔡建狗偷了他家的牛，姚大膀得知后，一气之下，顿生杀人之念，找来一支土夹板枪打死了蔡，之后与邻近的姚国安、姚本富合伙，投奔晃县大土匪唐大王、唐青云，开始了为匪生涯。

为匪之初

为匪之初，姚大膀自感羽翼未丰，不敢在乡里行劫，便跑到邻近的贵州掳抢，得到一笔横财后才返归故乡，之后便把家搬迁到湘黔两省交界的方家屯扎下来，并在当地置地买田、修屋扩院。这一时期，姚大膀匪业日盛，手下已发展到200人枪，并在新民、学堂坪和张家寨等地开办了地下兵工厂，以扩充实力。 1918年姚匪势力渐强，龙溪口商号为笼络他，委其担任县保商大队的中队长。姚趁机营私舞弊，壮大队伍，然后把人枪拉走，与玉屏土匪曹云周合股，驻扎进玉屏县城。国民党政府无可奈何，只得对其招安，封姚为湘黔边区晃、玉、万联防办事处大队长，主持三县治安联防，队伍得以扩大，武器准备充实，私囊中饱后，又反水上山，重操匪业。 1926年，北伐军第10军军长王天培在贵州天柱招兵买马，姚大膀便率匪兵投奔，封为陆军新编第10师1团1营营长，在得了不少枪弹军饷之后，又连人带枪拉回老巢为匪。 1934年，蒋介石为堵截红军，又一次对姚部实行招抚，委其为“晃县铲共总队副总队长”。次年7月，姚再次拖枪上了山，当他的山大王。 在湘西土匪中，姚大膀实实在在是土生土长，又很少见过外地的世面，他终年在山里转悠，以山为依托，以山民为“衣食父母”，以打猎为乐事。故时时离不开大山，到外面招安厮混一阵，总觉得“还不如我们的山里快活”，又回来当山魁。国民党政府多次招安，屡招屡叛，最后，准备把其匪部进行改编，而他服招不服调，始终不愿离开他的“大山”，真乃野性难驯。1940年8月，国民当政府派陆军独立第1旅3团对其实施清剿，但姚大膀尤如狡猾的狐狸，致使清剿接连失败。

田大膀的原型

《乌龙山剿匪记》电影中的田大膀，原型是姚大膀，字必卯，号占彪，是湖南省晃县方家屯杨家桥牯牛溪人。早年毕业于贵州铜仁讲武堂。年轻时，因家人被杀为复仇投奔晃县大土匪唐青云为匪。1918年，姚大膀任晃县保安大队长，主持治安联防。后来反水上山，重操旧业。1926年，姚大膀投奔北伐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被任命为北伐军陆军新编第十师第一团第一营营长。不久又带领部下回老巢为匪。1934年，蒋介石委任姚大膀为晃县剿共总队副总队长。次年7月，姚又拖枪率部上山为匪，1949年，姚大膀刺杀了晃县地方武装头目张本清，带领其匪部进驻晃县城，成立晃县保安第二团，自任团长兼任治安委员会主任、警备第十大队队长，同时被白崇禧任命为湘、桂、黔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副司令。综上可见，姚大膀集兵、匪于一身，忽兵忽匪，与人民为敌，受到了蒋介石的器重。解放前夕，蒋介石在逃离大陆时，派白崇禧到湘西安排后事，选中了姚大膀为反共干将，留在湘西建立反共据点，作为日后反攻大陆的策应主力和根据地，姚大膀受命后，死心塌地为蒋介石效忠，与人民解放军对抗到底。

1949年10月，我人民解放军解放湘西后，进行全面剿匪。我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一四○师四一九团供给处任处长，亲身经历了剿匪的全过程。姚大膀慑于人民解放军的威力，率部逃离晃县县城，潜入乌龙山一带，企图保存实力，等待蒋介石反攻大陆，一展“宏图”。经过一年湘西剿匪战斗，蒋介石集中在湘西近十万军匪被歼殆尽，唯独姚大膀匪部执意顽抗到底。

按照我人民解放军的剿匪政策，对所有的蒋军残部和土匪首先采取政治攻势，交清政策，引导其放下武器，投降人民，走改过自新的道路。

我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湘西剿匪总指挥部和一四○师剿匪指挥部，为劝降姚大膀组织了专门的力量，并把姚大膀的长子吸收进来，参与对姚大膀劝降工作。其长子是进步人士，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既有正确认识，又积极协助我军剿匪，在政治上与其父亲姚大膀界线分明，立场坚定，曾多次表示把他父亲劝降过来。剿匪初期，我军除对匪军全面进行政策宣传外，对姚大膀之类的匪首则以函信劝告敦促其从速向人民认罪投降，争取从宽处理。每次向姚大膀致函时，都附有姚大膀的长子劝父信。把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在剿匪战斗中政策落实情况，自首投降受到宽大处理的真实事例向其父作详细介绍。起初，姚大膀认为是解放军利用他的儿子引诱其自投罗网，必遭杀头。所以，对其儿子的劝降信十分仇视。据说，有的信只看几句便撕得粉碎。但其长子并未停止劝降信。姚大膀看了儿子的一封封有理有据的规劝信件，开始感到儿子的真情实意是一片好心，思想上发生了动摇。在此基础上，我剿匪指挥部又采取了接触劝降。指派专人携同姚大膀的长子亲自到姚大膀处当面劝降。给姚大膀指出唯一的光明出路是向人民伏首投降，改过自新。姚大膀对来使尚以礼相待，对其儿子也感到亲切，只是投降的决心一时难定。不过，却表示再不和解放军作战了。此后，姚大膀率残部遁入乌龙山深处，尽量避免同解放军接触，果然再不对抗了。鉴于姚大膀已有悔改表现，我剿匪部队又等待姚大膀一段时间。把剿匪部队主力投入其它战区，其它残匪相继被我军歼灭。我军又继续到乌龙山姚部与之当面劝降。此时，已是1950年末，湘西的主要匪部基本解决了，投降的投降，歼灭的歼灭。只有姚大膀等少数残匪有待剿除。我军的等待是有限的，最后一次同姚大膀面谈，也有他长子参与。姚大膀对自己的前途命运也基本认清了，便向我劝降人员表示，“可以把我们的武器大部分交给人民解放军，以示悔改，但我人不能过去，我只好按原路走到底了。”这既是对劝降人员，也是对其儿子的最后表示。据分析，姚大膀对自己一生在人民面前犯下的罪行，曾反复进行过自我衡量和判断，血债累累，罪责难逃，法网恢恢，既使献出自己的人头也难以抵补自己的罪过，走哪条路也是死亡在等待他，不如听凭命运摆布了。这可能是姚大膀的当时思想脉路。他在这次面谈后，果然把大部分武器交出来了。

根据姚大膀的表现，我剿匪指挥部只好下令以武力歼灭之。随即调动以四一九团为主力，有关部队配合围剿乌龙山姚大膀匪帮。姚大膀受到围攻后，觉得孤军作战难以逃脱，便与吴可观、姚芳菲等股匪合兵一处，企图逃往贵州省六龙山寻找安身之处。当他们从新寨过负溪窜到中寨时，被我四一九团三营发现后紧追不舍，并通知四一九团直属部队在河边堵截。追击和堵击组织严密，姚大膀等匪部完全进入我军的包围圈内，当时姚大膀准备从十家坪一带过河时，已是1950年12月25日午夜时分。姚匪找了几支小木船准备过河，我军伏击部队便以密集的火力向姚匪船只同时袭击，打得姚匪人仰马翻。水性好的匪徒跳入水中，企图由水中潜逃，可是一靠岸便被我伏击部队消灭了。姚大膀和他的老婆、儿子乘坐的木船被打翻在河中，虽然深夜看不清他们落水挣扎的狼狈景象，却听到了一片逃跑呼救声音。姚大膀落水后，因不识水性，又没有人及时抢救便淹死在河里，打捞上来，姚大膀的右手还紧紧攥着一支快慢机手枪。其妻、子因善于游泳，免遭死亡，但却未免被俘，随同姚大膀的残部二百多名匪徒全部落网。至此，一个具有五十多年匪军龄、名声显赫的匪首姚大膀画上了灭亡句号。与此同时，我军湘西剿匪也基本完成了任务。

为了肃清姚大膀的影响，我军于1950年12月29日，在晃县中学操场，举行了公审姚大膀及其妻、子、部下十名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大会，晃县及周围各地受害的数千名群众参加了这次公审大会。在大会上，许多受害群众登台控诉揭发了姚匪的罪行。其余被公审的匪徒，罪大恶极的一律被处以死刑。根据群众要求，要看看姚大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以解心头之恨。决定把从河中打捞上来的姚大膀尸体绑在学校旗杆下面，暴尸示众，一时成了晃县空前的新闻，城乡人民群众，男女老幼纷纷前来观看，有的被害者怀着复仇心情，愤怒的打击姚的尸体，多数人痛骂姚大膀罪该万死，死有余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