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鸿舫（1891—1958），名德荣，字鸿舫，以字行，浙江崇德（今桐乡市崇福镇）人。杨氏是崇德旧时大户，祖上曾做过江西道台和游击将军，家学历来文武俱重。杨鸿舫自幼聪颖好学，十八岁时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转入浙江新军。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浙江新军响应武昌起义。杨鸿舫参加了攻打杭州、光复浙江的战役。民国初年，进入了在夏超主持的浙江警界，先后在杭州和三墩镇的警署任职。

北伐战争爆发后，具有北洋军方身份的杨鸿舫在官场遭冷落，回到崇德老家兴办教育，创建了“崇德 商业学校”，被当地乡亲尊为：“鸿舫先生”。民国17年（1928）之际，江、浙各县纷纷成立蚕业指导所、蚕桑试验场，推广良种，杨鸿舫在崇德北大街下岸开办“杨鸿舫蚕种公司”，试图通过实业救国，振兴民族经济，可惜举步维艰。

1930年代初，杨鸿舫举家迁居省城，在杭州上后市街42号创办一家民间小报馆。不久，以“涉共嫌疑”被捕，关入浙江陆军监狱。虽经保定军校的同学周旋，杨鸿舫得以保释，但报馆早已被查封，不能继续开办了。后移居杭州东街路（今建国中路）的一栋名为“震恒小筑”的西式洋房中，开始着手于一些古董生意。

1937年冬，杭州沦陷，杨宅被“牛岛部队”占为兵营，举家流落街头。稍后，杨鸿舫的一些旧识已出面组织了维持会，鉴于当时杭城秩序混乱，急于重建警察队伍。他们找到了出身军警的杨鸿舫，要他出来培训警员，重建杭城的警察组织。杨鸿舫以国破家亡，予以拒绝。他们又多次劝说，软硬兼施，说“目前社会动荡、国民受难，是男儿应出来救民于水火，并非给日本人做事，而是服务国人。”杨鸿舫考虑再三，在日本人不插手的前提下，答应只培训一期警员。

于是在中山中路的兴业银行内和孝子坊巷筹办警察训练所，招募在杭的旧警员，开始恢复训练。一个月后，日本人来训练所视察，逐渐开始插手其中的事务，杨鸿舫一气之下，辞职出走。日本人知后赶来追讨杨的下落，将其八十多岁的老父逐出家门，结果杨父惊吓致死。

好在杨鸿舫担任过警官，杭州一带结交甚广，且急公好义。此时城隍山的道士、灵隐诸寺的和尚知其无家可归，邀他全家上山藏匿。当年日本兵欲占“震恒小筑”为兵营时，杨鸿舫不从，被日本军人用刀背重砸头顶，后来逐渐头痛眼花，医生症断是脑神经受损。后来视力日渐模糊，杨鸿舫无法谋生养家，，每日在家教授小儿读书。且杨宅被占后，家藏的大量古董荡然无存，加上流亡在外的长子死于战乱中，杨鸿舫悲愤至极，双目失明，几成癫狂。

项致庄担任汪伪浙江省长时，寻访保定军校的同学，手下将的杨鸿舫带至项处，项致庄见其形同废人，只好做罢。此后，杨鸿舫处境日窘，虽经崇德商校的学生等人救济，始终穷困潦倒，甚至流落到寄宿杭州昭庆寺的印经房。1958年，殁于塘栖西郊乡村。

长子杨之梁，字逸清，18岁时经陈立夫担保，考入官商合办的上海震旦水电公司，后深得总经理薛震祥的赏识。抗战爆发后，震旦公司南迁，杨鸿舫鼓励长子“男儿志在四方”，遂递迁长沙、重庆。1943年日军轰炸桂林后，再无音讯。

次子杨之强，字廉清。1949年，年方二十的杨之强任塘栖镇工人纠察队队长，后入杭县总工会。1958年，杨之强在座谈会上提出“干部要懂业务”，被批为“言论象《光明日报》主编储安平”，立即开除公职、党籍，到乡下务农。不久，杭县县长秘书胡铭亦作右派下乡，作《呈杨之强兄》诗以慰，云：“已满牧羊北海年，孤忠终未赦虞翻。归途不识郑公慨，异地飘流范叔寒。待毙无甲留指印，病眼有手书空怀。无须按拍壶边缺，今世衰史谁更怜?” 杨之强当农民、搬运工达二十二年，拉纤推车之暇，大汗淋漓之时，不忘吟咏，做诗云：“挽橹磨肩二十年，茫茫尘海作狂狷。风云过后深秋晚，赢得胸中不坏田。”晚年得诗词稿三册，曰：《烬馀草》、《唾馀草》、《多馀草》，其中有《残荷 》诗，云：“瑟瑟西风送夕阳，萧萧败叶满荷塘。朱颜褪尽胭脂色，翠盖犹存碧玉光。断梗丛生花半朵，残钿掩映子满房。人间多少悲欢事，也似芙渠梦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