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大绶　（?—?）字承符，山西凤台县人。举人，清乾隆十二年（1747）任知县。谦虚谨慎，通情达理，注重个人修养，爱护黎民百姓，除了正税之外，修缮、差役等费用都靠自己俸银去填补亏空。曾变卖家中资财替平恩四里垫付历年积欠税银二千余两，在百姓面前从未流露出有德于民的意思。平生最注重知识，凡县内知名人士，必定邀来与其座谈，倾听教诲。乾隆十五年（1750）对县内儒生进行考试选优，象正式开科一样严格。文史鉴赏才能很高，即使老师儒亦为叹服。推崇真正的学问，力戒淫词秽语。告诫人们要知廉耻，重节行。县内知名人士都把他当作知己，百姓称他是通商惠工、淳化民风的好父母官。由于治理得好，当时人们很少有违法乱纪的，监狱里常常是空无一人。为什么上天竟然对这样的人也不怜悯呢?竟然让他在邱县任职的第十年，积劳成疾，死在任上。当时百姓为他的死而深感痛惜，于是传说阎知县死后成了邱县城隍。从中不难看出他为官清廉勤于政事的形象已深得民心。当时，他的事迹在太行山一带广为流传。

附：一字巧断卖身契　杨凤奎

据世代口碑相传，就是像阎大绶这样一位清如水、明似镜的清官，在其接任第二年，县里确曾发生过一桩令人迷惑的案件，但由于阎知县能虚心求教，不但严惩了凶犯，且彻刹了诬告风。

事情是这样的：阎接任后，很快处理完前任遗下的积案，没有人说不公的。就拿历任县令挠头屡禁不绝的讦告、诬告之风也得到有效的抑制。但就在此时，”却冒出—桩稀奇的诬告案。

乾隆十三年（1748）一天，邱城东街有个人叫余勒的人，跑到县衙击鼓状告同城南街邱一诚，作为叛逆的仆人殴打主人。阎接状后询问。余勒说：“邱一诚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卖身于我已故父亲当仆人。到今上二年（1737）父亲病故，家庭贫困，不能养活他，邱就背主投营，潜外谋生，现邱家庭富裕，我却因家庭屡遭变故，贫苦无以为生。因而让他拿钱赎身，使我能借助于赎金生活，岂料邱昧着良心不承认，-反而放肆地用拳头打我。现在邱亲手写的卖身契还在，请大老爷过目，为我主持公道，绳邱以罪。”说毕又随手递上卖身契。

阎知县接过细看，但见此契，字迹清晰，事由具备，套画押字齐全，且确有“康熙五十九年X月X日立此字据”的字样。阎令书吏将诉状和卖身契收下，令余暂且退下。大家，知道在旧社会仆人殴打’主人为大逆不道，是要治罪的。阎那敢怠慢，心想这还了得。即差皂隶传邱—诚到堂问话。邱陈述：“小人在县城南街开了一爿米店，余勒曾多次赊米，已经欠了很多钱，有众多人证，有账本可作凭证。前段时间我向他索讨所欠米钱，余勒不肯还，还要赊，不赊给他，”他就大打出手，彼此间互相斗殴是有的，若说我是他家的仆人，则完全是余凭空捏造。希望大老爷尽快查明事实真相，还我以清白，严惩余勒诬告之罪，找出幕后帮凶……。”

阎知县因余勒诉状中称卖身契系邱一诚亲手所写，就命皂隶取来文房四宝，择拣“卖身契”中数十字让邱书写，结果大部分字迹确实很相似。阎知县严词质问，邱一诚吓的只—味痛哭流涕，拿严刑恐赫他，邱不禁捶胸痛哭，大喊冤枉。看相貌表情他确很冤枉，观其五官，犟厚而不带凶狡之相。

阎知县一时茫然，不能裁决。一面令快手皂隶速去调查取证，一面暂将邱一诚收监候审。

退堂后阎知县忙招来僚友典史刘铭，教谕何文烈，训导尹淑身，把案情说与他们听。与群下教，集思广益。想听取他们高见，共商处置办法。

刘铭认真审视完卖身契，沉思良久，请何文烈取来《康熙字典》和《上谕》等，反复查看把玩。然后对阎知县说，“这是一份假契约。乍看起来天衣无缝，细琢磨即漏洞百出。”阎忙问：“漏洞在那里?”刘慢慢说：“按‘丘’姓乏‘丘’向来没有邑（阝）偏旁，对孔子的名字，历代都不避讳，只是到了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二十七日，皇上为足副朕尊崇先师至圣之患”，才下旨：“先师孔子圣讳，理应回避。嗣后，除四书五经外，凡遇此（丘）字，并用‘邱’字。凡系姓氏俱加‘邑’偏旁为‘邱’字。”在此之前，并没有把“丘”写成“邱”的。诉状说邱一诚卖身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作为姓氏的“丘”字当时还没有邑（阝）的偏旁，现在契约内径写成“邱”字，这于理不通。可以想见是假的。

尹淑身接着说：“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邑部，邱，地名，从邑，冀声。”，宋本《广韵》；“尤韵，邱，地名。”《康熙字典》邑部，也说：“邱，《唐韵》去鸠切，《集韵》祛尤切，音丘，地名。”可见在雍正三年前“邱”、字只是个地名专用字，除用作地名外，别无他意。。

何文烈亦云：据诉状称邱—诚今年39岁，追溯他出生时间应当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他才十多岁，当还是个在街市玩耍或刚入塾的孩童，又怎能写出如此工笔正楷的契约呢?在雍正以前，不可能预知要避讳。其中必有猫腻，严厉质审，从“邱”字打开缺口，定能弄清案件真相，顺藤摸瓜，亦能抓住幕后凶犯，确又可藉此彻底刹住诬告、讦告之风。”

阎认为他们三人说的都对，深有道理，心中已有了谱。皂隶此时亦来奏报：“已查明余勒从小好逸恶劳，游手好闲，混迹酒肆，吃喝嫖赌，已把祖上遗下的一个偌大家业折腾的只剩下一付空壳，确是个不务生理，光棍街痞。”“邱一诚呢?人很老实，为人厚道，正当营生，家业殷富，是个清仔良民。关于说邱—诚曾卖身余家为奴之事，问遍东街、南街忠厚老者，无一人说曾闻此事。”

第二天阎一升堂即传唤余勒到堂，首先拿“邱”字切入责问他，不堪三问，余即低下头，浑身颤抖，无言以对。再问契约系何人所为，开始余还想狡赖，自担罪责。惧于严刑，才供出朱旦。并坦白：“过去和邱一诚相好，交往较密，且不断获得邱的接济。近求他资助若干，非但不肯，反而索讨欠债甚急。我访知落第老秀才朱旦是个专替人写诉状的黑笔先生，很善于摹仿他人笔迹。于是我找到他，合计了半天，朱让我多方搜求邱一诚的字迹，我照办了。不久朱旦就伪造出一张邱—诚的卖身契。邱家家业殷富。最怕打官司，官府衙役亦乐意周旋，这样就能狠狠地敲敲邱一诚的竹杠。并讲明事毕之后，予朱旦平分所获。谋划不谓不周，谁知又陷法网。”说至此，余勒俯首全招，愿听处罚。

阎知县又差人拘朱旦到案，命他当堂摹写卖身契，结果一点都不差。朱旦一看事实败露，亦表示服罪。于是阎知县依《大清律例》，据“诬告反坐”条款，为以儆效尤，决定加等处刑。图谋害人的余勒、朱旦二人被判各杖二百，枷号三个月。赶遇集会日由皂隶牵引，给二人戴上重三十五斤枷索，游街示众，县府又贴出了布告，轰动全城，很快风闻全县，至此诬风、讦风彻息。阎知县又判令余勒破产还债。判朱旦出款在县监狱前立忏悔碑一幢，镌刻此案始末且刻载判词。邱一诚焚香磕头，千恩万谢离开县衙，到处赞颂阎知县判案英明，是百姓的好父母官、是阎青天（载《邯郸晚报》2002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