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开辟与路线变化

历代运用

道路开辟与路线变化

延州道为长安通往朔方之路，沿途有众多支线，呈羽状分布，网罗朔北各地。在长达二三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除清朝外，这条道路主要用于军事方面。

延州道的开辟与黄帝族向南迁徙有关。据郭沫若考证，黄帝原本是北方戎狄人的祖先，他率领族人逐步游徙到关中，又由关中游徙到中原，先后战胜蚩尤(古夷人首领)和炎帝(古羌人首领)，并与炎帝族融合，被尊为中华民族的祖先[121]。

西周时期，玁狁族雄居朔北，不断侵犯周王畿之地，周不断予以反击。周宣王时(前827～前782)，一方面派南仲驻兵朔方，加强防御，另派尹吉甫率军讨伐，并筑军城驻守[122]。

秦惠文王十年(前328)，张仪为相，战胜魏国后，魏纳上郡15县予秦。秦都咸阳与上郡之间，当沿魏长城(即华州至上郡间的长城)有一条相互连接的路线。

秦汉皇帝在子午岭南端甘泉山下修建的避暑盛地甘泉宫，为咸阳、长安以外的另一个政治中心。故秦汉时由咸阳、长安通往上郡之路，多沿子午岭北行。秦时蒙恬率军工、民工修“直道”，“长千八百里”，达于九原郡(治所九原县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前后，建都于统万城(今靖边县白城子)的大夏天王赫连勃勃率兵南下攻长安，在今安塞、志丹县境内，大体是沿秦直道南行。

隋唐时期，长安北去的驿路东移于子午岭、梁山之间的谷地。这条驿路至延州后，分出两大支线，西北经夏州至西受降城，东北经麟州至东受降城和中受降城，为长安通往“三受降城”的“中路”干线，形成了长安北侧的伞状交通防御体系。

历代运用

延州“东带黄河，北控银夏”，“为形胜之地”[123]。战国时，“魏人人上郡于秦，而秦益强。汉逐匈奴开朔方，恒自上郡而北，盖其地外控疆索，内藩畿辅。上郡惊，则关中之患已在肩背矣。……唐自贞观以后，开拓益广，延州之患绝少。……宋以西夏凭凌，置重镇于延州，往往选将屯兵，与诸路相声援，王庶曰：延安，五路襟喉也。金人之窥关陕也，恒自山西渡河，亟犯延安。延安陷，则南侵三辅，如建瓴而下矣”[124]。这段记载，精辟地概述了延州道在秦、汉、唐、宋时期的军事价值。

战国时，秦、燕、赵均瞩目延州道。《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说燕文侯曰：“且夫秦之攻燕也，蹄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数千里。”《史记·赵世家》记：“主父(赵武灵王)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侵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无论是秦军“逾云中、九原”攻燕国，或赵国“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军旅都要经过上郡至咸阳问的道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令大将蒙恬监修“直道”，其目的也是为了防御北方匈奴的侵扰。

秦始皇生前与死后，两次经行上郡南北的道路。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第四次出巡，从碣石、云中归来，经上郡回到咸阳。三十七年(前210)，最后一次出巡，七月丙寅死于沙丘平台后，装载灵柩的车队绕道九原郡，循“直道”归于咸阳。

汉文帝三年(前177)，匈奴入据“河南地”(九原郡以南的鄂尔多斯草原)，攻掠上郡，汉文帝“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发车骑诣高奴击之”[125]。《通典》称，延安府西北百里处的金明县即“古高奴地”。

唐代为防御突厥，于河套黄河北侧设“三受降城”。开元年间(713～741)，以灵州灵武郡、夏州朔方郡及延州为基地，开辟三条大驿路，分别通至“三受降城”。延州道为“中路”，距长安最为捷近。《元和郡县志》记：“从天德(军)取夏州，乘传奏事，四日余，便至京师。”

唐代延州道上的鄜州(治所洛交县即今富县)为军事重镇，交通咽喉。封敖云：鄜州“扼朔塞之咽喉，为镐京之管输”[126]。白居易《城盐州》诗云：“鄜州驿路好马来，长安药肆黄耆贱。”延州道亦为经济作物运输之路。《唐左屯卫将军卢玢墓志》记：“出为鄜州刺史。鄜畴旧郊，回中故郡。北通河塞，戎马岁殷；南接都畿，征税日给。俗有赢锄之弊，人多挽粟之勤。”战马、财货由延州道源源输往京师。

延州南侧的野猪峡控扼驿路。《读史方舆纪要》记：“山隘险窄，为戍守要地。志云：甘泉当邡延二州之中，为咽喉之所，而野猪峡由当其要。”

北宋与西夏对峙时期，延安为宋前哨军事指挥部所在地。延安府军政首脑范仲淹，征调禁军20万、厢军10万、乡兵10万，长期驻守郝延路。其军需品靠“支移”解决。即官府以军事需要为名，勒令各州县农民把赋税谷物自费送到数百里外的沿边城镇去缴纳。《小畜集·对雪》记：“因思河朔民，输税供边鄙。车重数十斛，路遥几百里。赢蹄冻不行，死辙水难曳。夜来无处宿，阗寂荒坡里。”北宋时期，京西北路、京西南路的刍粮，皆经延州道及其支线运往边地。元丰四年(1081)京西南路转运司调均州、邓州一带民夫3万人经商州往延安送粮。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曾在诏书中记：“一方用师，数路调发，军功未成，民力先困。京西运粮，每名六斗，用钱四十贯。陕西运粮，民间倍费百余万缗，闻之骇异。”

元代陕西行省治长安，称奉元路。于延州设延安路。于夏州附近设置察汗脑儿军用大牧场，为安西王(驻长安)的军马来源地及军队的屯驻地。其屯军冬天徙往长安，夏季回到察汗脑儿。屯军年复一年的转徙，皆经延州道。明洪武二年(1369)，明将徐达、汤和等自河南进兵陕西，元军败逃察汗脑儿牧地。汤和等军回师北进与元军大战于察汗脑儿，俘虏元猛将虎陈，掳获马、牛、羊10余万匹(头)。长安经延州通往察汗脑儿的驿路，与元朝的命运相始终。

明朝与鞑靼对峙，困守长城一线，榆林镇(又称延绥镇)为军事据点。榆林“镇截河套之中，固延绥之守”，鞑靼兵“南犯榆林，则关陕戒严，东犯偏关，则晋、云惊扰”。因而延绥镇驻兵53067人，防守长城东至府谷，西至定边、花马池一线。其驻军所需刍粮，除采用民屯、商屯、军屯办法解决一部分外，汴、楚、沔等地军粮，皆辗转经由延州道北运。

明代的延州道并用以由关中向沿边转输绸缎、布匹、茶叶、烟草与蒙古人民进行“互市”，换取牲畜、皮毛、盐碱。互市方式有“民市”、“月市”等。

清朝王室与蒙古上层阶级一直保持婚姻关系，满、蒙、汉各族人民能够和睦相处，长城沿线的战云一扫而空，“前代所谓‘九边’，皆成胜地”，“斥堠遥通，畿甸宴然”。因而，延州道一改旧观，成为一条传递公文邸报和商业贸易之路。三、驿传设置

唐宋时由长安去延州，官使多经中渭桥70里至泾阳县迎冬驿，又东北40里至三原县三原驿，又北50里至华原县泥阳驿。唐代长安城北郊为禁苑，平民百姓出入不便，所以，商旅多经行东渭桥、高陵、三原进入驿路。

华原县为交通枢纽，西去80里有宁谷驿，再西经石门关200里至邠州。华原县东南50里至富平县，又东180里至同州。

华原北去50里至同官县，又北历神水峡40里至宜君县，宜君又北百里至坊州治所中部县。

坊州北去，沿华池水而行，90里至三川县。三川县在今洛川县西境，当华池、黑原、洛水等三水之交汇处，约今交口河附近。三川之南的长城塬，尚有古道遗存。由三川驿东北行，60里至鄜州治所洛交县，有州驿。

鄜州又北，75里至甘泉县(亦名伏陆县)，有县驿。又北经野猪峡75里至延州治所肤施县。《清一统志》记：据“《元统志》，州城旧在延水东，宋庆历五年，改卜水西，即今路城，与故城相值，人呼故城为东州。《明统治》，延安故城在府城东五里”。延州有州驿。

延州有二途，分别通向东、中和西受降城。

由延州西北行，48里至金明县(今安塞县北)。又北128里至延昌县(贞观年间名罢交县)。延昌县北不远处有芦子关，为延州、夏州间的交通要隘。北宋时，“置鄜、延、丹、坊、保安军路马部军都部署，……以(延)州为治所，控绥、银、夏、芦子关一带”[127]。芦子关为北宋时的边防重地。

出芦子关经屏风谷、石堡城，约66里至宁朔县(今靖边县东)。又北出秦长城乌延口，约110里至夏州，途经州县当有驿馆。

夏州西北320里至榆多勒城，唐天宝中置经略军，并迁宥州寄理于此。元和九年(814)复置新宥州。又西北430里至丰州治所九原县。丰州西北80里至黄河，河外为西受降城。丰州东北80里渡河，又80里至天德军。元和八、九年间，又由新宥州北至天德军复置驿馆11所，以通急驿[128]。

由延州去东、中两受降城，皆经麟州。北宋时，西夏据有银州(今横山县党岔)地，延州、麟州间的交通被隔绝，麟州、府州(今府谷县)改归河东路(今山西省)管辖。

由延州东北行，30里至丰林县，置苇子驿[129]。又东北经合岭关120里至延川县，复循吐延水(今清涧河)而上，约60里至清涧城。再北140里至绥州，宋置绥德军。绥州城筑于高崖之上，为边防军垒。

由绥州循无定河而上，25里出秦长城，又北55里至抚宁县(今米脂县西)。又西北80里至银州治所儒林县，在无定河西南岸，当榆溪河来汇处附近。地当交通要冲。

由银州东北行100里至真乡县(今佳县西北柳树会)，又东北100里至开光县(今榆林县安崖乡开荒川下游)。又北30里至柘珍驿，人麟州境。又北40里至银城县(故石龟城，在今神木县南)。又北40里至麟州治所新秦县(今神木县北十里)，天宝元年(742)置。麟州城三面孤绝，形势险固。

麟州以北40里至连谷县，又东北400里，中经富谷至胜州治所榆林县(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南)。胜州西南至长安1860里。由胜州东北渡黄河，约10里至东受降城。胜州向西微北300里至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由连谷县至中受降城360里。

上述驿路所经的州、县、镇、城治所，皆当置驿。

元代由奉元路治所长安经延安路至察汗脑儿牧地开辟了一条驿路，其驿站计有秦川站、龙桥站、耀州站、同官站、宜君站、中部站、三川站、廊州站、甘泉站、延安路站、龙安站、塞门站、白塔儿站、察汗脑儿站。

明代筑长城(又称边墙)，设榆林镇。西安府、榆林镇间有驿路相通。其驿站、驿程具体为：自西安府京兆驿90里至建忠驿(三原县龙桥)，80里至顺义驿(耀州城内)，70里至漆水驿(同官县城内)，90里至云阳驿(宜君县城内)，70里至翟道驿(中部县城内)，70里至三川驿(洛川县城内)，60里至鄜州马驿(鄜州北关外)，90里至抚安驿(甘泉县城内)，90里至金明驿(延安府城西北)，80里至甘谷驿(延长县西70里)，80里至文安驿(延川县西北30里)，60里至奢延驿(清涧县城东南)，70里至石嘴岔驿(清涧县北70里)，70里至青阳驿(绥德州城南)，80里至银川马驿(米脂县西)，90里至鱼河驿(榆林镇南)，80里至榆林驿(榆林镇城内)。

清代陕北地区置延安、榆林二府。西安府至延安府、榆林府间为官马支路，称“北路”。官马支路所经各府、州、县，均设置驿站，站名与明代相同。传递公文邸报另有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