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

价值

目标

原则

信托业监管法是国家为了促进信托业的稳定、协调和发展，授权特定机关对信托经营者进行监督管理的过程中，各方主体应当遵守的法律法规的总称。

特征

1.信托业监管法的社会性。

信托由封闭的熟人交往关系走向开放的商品经济交易关系，由私密性的制度设计发展成为公众化的营业工具，由单纯的财产管理作用衍生出金融流通的功能，本身就是一个生产社会化的过程。国家的相应管理活动也体现着国家职能的社会公共化。信托业监管法作为信托业管理的国家职能规范，目的在于促进金融的稳定、协调与发展，所维护的是社会总体利益。因此信托业监管法体现的是社会多数成员的利益，是社会化的法。

2.信托业监管法规范内容的变动性。

信托业监管法所规范的国家管理信托业的活动，需要根据信托业及其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及时作出反应和调整。市场情况随时可能变化，信托业所处的金融市场更是瞬息万变，这决定了信托业监管法的具体规则必须因势而动。当然，虽然具体规则具有变动性，但信托业监管法的基本调整对象、原则和基本的法律制度等，却是确定和稳定的。不能因具体规则的变动性而否定此类法律制度的基本稳定性。

3.信托业监管法在表象形式上存在大量单行法规。

由于信托业融会于金融业的各个方面，涉及范围广，综合性基本法律难以包容，需要颁布许多单行法，特别是法规予以补充和配合。而且信托业变动性大，国家在监管中对于某些新情况经验不足，直接以法律规定又过于扰动基本法律之患。此时，最好的选择莫过于在基本法律之外颁布单行法规，使之与基本法配套或在条件成熟时再制定为法律。日本就是这样的典型，其在信托业监管的《信托业法》之外还有大量的关于监管的细则。英、美等国家，本无制定综合法律之传统，对于信托业的监管更是散落在具体的信托业业务的检查、监督和指导的文件之中。

4.信托业监管法在立法体制上大量采用授权立法。

由于前述信托业监管法涉及面广和易动性的特点，国家最高立法机关除了对那些重要的、稳定性强的原则性规范，依职权由自己制定法律，还授权国家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或授权它对某些已经批准发布的法规作出修改、补充，或发布试行条例。在中国等信托业引进国家，信托业监管法律制度主要是以法规甚至规章的形式来表现的，使得该特征更加明显。

5.信托业监管法规范方式的强制性与指导性相结合。

人类社会早期的法律多为强行性规范，后来，任意性规范逐渐有所增多。国家调节经济需要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引导和促进，因而其法律制度会更多地采用指导性规范，实行强行、任意和提倡性规范相结合的调整方法。目前我国信托业监管立法，虽刚刚起步也已经开始采用指导性规范，如前文提到的以允许异地开展业务为奖励方式的控制风险要求。另外，我国的信托业监管立法中还有关于对信托业交易基本规范的推广，如银监会发布的信托公司业务指引以及治理指引等文件。这也突出体现了其国家促进信托业发展的指导性。当然目前对于信托业监管规范方式总体而言还是以强制性为主。今后随着国家调节理念的逐渐普及和法制的日益昌明，指导性的规范方式将越来越发达。

6.信托业监管法为民事救济提供平台。

如果说信托业发展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保护投资者（受益人）利益的话，那么法律应着重为投资者提供完善的救济方案。英美等信托业发达国家的“民事性质”的信托法远比信托业监管法律制度发达，投资人依据这些法律可以获得比较充分的救济途径。这也使得信托业经营者轻易不敢越雷池半步。而中国等信托业引进国，信托法律的制定完善还有待时日，但作为金融工具的信托投资日渐发达，因而投资者利益救济也成为信托业监管法立法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当然限于法律分工和立法权限，信托业监管法不能直接为投资人提供救济，但是可以为获得救济提供必要的平台。比如规定信托投资经营者必须保存完整的交易记录和必须向投资者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等等。从这个特征也可以认识信托业监管法经济法性质多有体现公法与私法的结合，即信托业监管法虽位列国家管理这一领域，但涉及的内容却是以对受托人的监督和对受益人的保护为主题。

价值

1.信托业监管法价值之一——秩序。

正如当代美国信托法权威斯科特所言：“信托的应用范围可与人类的想象力相媲美”》信托有似天马行空般的弹性设计。信托法规范这种弹性，使之不与他人和公共利益冲突。不过信托法的规范是从信托关系中的个体利益处罚，重在以保护受益人权利基础上，实现各关系人权利义务的平衡。这是信托法的秩序。而信托业的重要特征是接受投资者委托从事理财活动的目的，具有与传统民事信托相区别的营利性质。因此，信托业监管法主要是侧重从公共利益角度、站在整体投资者立场上来协调和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英国信托法律委员会副主席大卫·海顿就认为在英国信托业被监管的主要原因是资金管理为主的信托业具有累世股票的公墓性。因此，较之传统信托的监管和监督以防范个体风险为主，信托业监管更重视防范社会性风险。信托业监管法的秩序也不同于其他金融业，因为其关注的主要是信托关系前提下的财产管理关系，这与银行业的债权债务关系、保险业的保险关系区别甚大。

2.信托业监管法价值之二——效率。

信托业监管法关注的效率包括投资人的收益效率、信托经营机构的盈利效率、信托业自身发展效率及其对金融业深化的激发效率，当然还有信托业监管机关监督管理的效率。作为这些效率所影响的不同主体各有特定的、对自己利益最有利的规则（未必是法律）的渊源，比如投资人倾向于运用信托法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经营者则更多运用交易惯例使自己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市场管理者则会觉得行政法律才是自己得心应手的看家武器。但是信托业监管法的效率与这些具有主体倾向性的规则都不同，其立场是更多注重于信托业整体发展的效率，是信托业发展的总体效率。这个总体效率一定是以各个效率为基础的，但在某些个体或团体效率妨害信托业整体效率时需要限制、牺牲某些个体或团体效率。信托业监管法蕴涵的整体效率还包含长远效率与近期效率的统一，在二者有矛盾冲突之时要协调统筹，因势利导。另外在信托业引进国家，信托业监管法的效率还包括信托观念信托观念的普及引导、促进信托业与金融业有机融合的效率。这是社会效益在该法所蕴含效率中的具体要求和反映。

3.信托业监管法价值之三——公平。

“法贵于平”。公平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主要是强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公平。信托业监管法所包含的公平价值是信托业的总体水平。一方面要在各利益主体不同的公平观之间保持平衡；另一方面要在个体公平与社会总体公平之间协调兼顾。但是最为关键的是要保持信托业中交易的公平。比如各国监管法在对信托营业机构的监管中保护投资人、倾向受益人的做法就是该法公平价值的具体体现。此种保护和倾向不是制造不公平而恰是把市场中原本倾斜了的利益天枰扳正；对处于交易优势地位的受托人权力进行制约，恢复市场应有的平衡。

4.信托业监管法价值之四——正义。

信托制度的起源就在于对正义的追求。代表“正义和良心”的衡平法被誉为“信托之母”。正义观往往被学者视为公平的正义观，与公平如影随形。约翰·罗尔斯就认为正义是在公平的条件下产生的，它本身就是公平的契约，所产生的也将是公平的结果。因而信托业监管法蕴涵的正义价值，正体现在对公平的追求之中，并且是实体的正义和形式正义的统一。信托业监管法的正义价值与信托法追求的正义一脉相承，是通过法律的外在的、强制的规范激发人们内在的、自觉的对信托良心的发现。

目标

1.保护投资者利益。

信托业的投资者广义上包括信托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者及其受益人和信托机构的股东，这里所指为前者，而不包括信托机构的股东。保护信托市场的投资人利益，包括保护信托产品购买者即信托的委托人的利益以及委托人所指定的受益人的利益。不过，由于信托投资一般都是“自益信托”的构造，往往委托人同时就是受益人。所以在论说信托业市场监管时，投资者、委托人和受益人的概念所指向的往往是同一个法人或自然人。如果将信托业市场的主体按消费者保护法的观点划分，则信托机构显然是产品的提供者，而投资人则属于消费者。因而，如同消费者在市场中的重要性和所处的劣势地位，信托业市场的投资者也需要特别保护。

2.维护信托市场的公平竞争。

世界范围内信托市场发展的趋势是各金融机构都力争通过信托业务来发展自己的增值服务，从而提高竞争实力。因此信托业市场的竞争将会愈演愈烈。例如我国作为新兴的金融市场，即使在分业经营的法律环境下各金融机构也都利用各种方式推出信托性质的理财服务。因而监管机关维护信托市场的公平竞争就特别重要。有了公平竞争的环境，信托业才能稳健地提升水平，才能提供更有利于投资者财产增值的服务，才能促进金融市场的繁荣。

3.促进信托业金融功能发挥。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金融业的发展尤其需要创新。各国金融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变革的目的无不是为了增加金融体系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金融创新就是要利用各种金融工具、方法来杂交组合。信托无疑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机制。信托制度引入金融以来，对金融业的创新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银行业向非负债业务扩展，到共同基金的飞速成长，再到近年来席卷全球金融界的资产证券化，都有信托机制的基础性支撑。因而可以想见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信托业的作用和地位都将一步提升。因而信托业监管的使命之一就是促进这种提升的高效进行。特别是信托业引进国家和地区，信托业监管机关更负有协调信托业在金融业中充分融合、快速发展的任务。

原则

1.维护信托业整体效益原则。

维护信托业整体效益就是要求信托业监管要着眼于信托业整体的经济性，并且为了这个整体的经济性可以牺牲局部、暂时和次要的效益。

2.兼顾各方主体利益公平原则。

主要是指既要保护投资者利益，又要保护经营者利益，还要保护各类投资者之间和各类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信托市场中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是保护投资者利益，但是信托机构的合法利益也要保护。关键是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对二者利益平衡状态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