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况

吴重憙（1838－1918），字仲饴，吴式芬次子，海丰县（今无棣县）城里村人。

人物生平

吴重憙，清同治元年（1862年）科举人，授工部郎中。他竭诚秉公，政简而事治，擢升河南陈州知府。任内以振兴文化教育为先务，修缮圣庙，建崇经义塾。为官清正，慎于理案判狱。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郑州一带黄河决口，大水漫溢至陈州府数里，吴重憙调集民工备砂石木料，亲临现场督修堤坝捍御，设粥厂救活灾民无数。荥泽保和寨民等处大堤出现险情，他站立泥淖中，冒雨指挥抢护，经两昼夜加固了堤坝。当地百姓，传为佳话。因政绩显民声佳，迁开封知府。到任后，他审结全省重案，断狱无枉无纵，声名鹊起。因功升江南江安粮道。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避难西安，吴重憙奉两江总督刘坤一之命，赴西安贡献江西地方特产，受到慈禧太后青睐，擢任福建按察使，又迁江宁布政使。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诏令吴重憙任职直隶布政使。一些同僚说这与袁世凯的举荐有一定干系。

袁世凯1901年11月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6月实授。袁世凯上任甫始，急欲在各方面有所建树。在较短的时期内，他将一个战乱之后残破不堪的直隶，建设成为一个“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瞻具”的新政模范，使人看到他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行政能力，也不得不承认他善于罗致和使用人才，展示了自己“治世之能臣”的一面。他在使用人才方面，也没忘记自己的老师吴重憙。是年9月－11月，袁世凯因事回籍，委吴重憙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而项城为陈州府的辖地。吴重憙任职河南陈州知府时，与袁世凯一家多有交从。袁世凯自幼过继到叔父家为嗣子，颇获宠爱。他天性聪慧、好强、有决断，六岁启蒙，读书写字虽然悟性很高，却极不用功。

袁在家乡时间不多，因此一直没有好好读书，他的爱好是饮酒和驰马，每饮酒必豪饮数斗，骑马则驰骋郊原。吴重憙常常劝戒袁世凯，但袁世凯并不接受。虽然袁世凯不听老师的劝戒，但他对这位老师的学识、才能很是敬佩，吴重憙的为人处事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袁世凯考秀才落榜，就是在吴重憙的鼓励和指导下，学业才有了长足的进展，府试时名列前茅。这对未青一衿的袁世凯来说，亦不无知遇之感。因此，总想报答报答这位“老师”。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12月，清廷委袁世凯为督办电政大臣。袁世凯自然又想到了老师。他把吴重憙叫到自己的官邸，面授机宜。

尽管二人谊属师生，但职位上却大有高低。吴重憙时任直隶布政使，是三品京堂，而袁世凯是一品大员,更是朝廷的红人。因“庚子之变”时，与荣禄合力为慈禧太后卖命，成为太后面前宠臣，旨授“太子少保”,满朝文武皆尊称“宫保”。所以吴重憙应邀到袁府，是穿了公服来的。袁世凯请老师换了便衣，在内客厅见面。

不在签押房或花厅，而在内客厅以便衣相见，便表示不叙官阶。尽管袁世凯口口声声叫“老师”，但吴重熹仍称他“宫保”。寒暄几句后，袁世凯说老师辛苦大半辈子，也应该有个比较舒服的差缺，眼前有这么个机会，朝廷已命将电报局收回官办，但归属北洋，朝廷委我为电政督办大臣，主持接收，但必须找个副手。我打算奏请以老师为会办大臣，常驻上海去，不知老师肯不肯屈就？

袁世凯主动提出让吴重憙为驻沪电办大臣，一则是为报答老师当年的教诲，二则是对吴重憙知根知底，办事比较放心。

于是，吴重憙出职驻沪会办大臣，饬将电局收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3月1日，吴重憙在沪主持接办各省电报商局，厘订章程八条，严申律令，命各地分局遵办。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吴重憙出职仓场侍郎。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2月,法国天主教南昌主教王安之（Jean.Marie.Lacruche）宴请江西南昌知县江召棠时，强求推翻前年就已经了结的新昌棠旧案，以扩大传教特权。江召棠坚拒不允。王安之竟以餐刀、利剪将江召棠刺死。消息传出，全城顿时群情鼎沸，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民众数万人集会于百花洲畔，连毁法英教堂、学堂四处，击毙王安之等法教士6人、英教士3人。清政府一味屈膝，下令处死民众10人，判刑27人。江西巡抚胡廷干被罢职。

3月，吴重憙出职江西巡抚。他到任后，立即清理这起教案带来的诸多病垢，肃整衙门，安抚百姓，一连十几日不得安寝。

此时，各地兴办实业，风头正劲。一向对人才十分看重的吴重憙，把一位真心报效国家而又四处碰壁的有志之才招之麾下，欲在江西干出一番事业。

此人名叫宋育仁，四川富顺县人。少年双亲俱丧，伯叔养育成人。他性情沉静，博学强记，终日手不释卷。然而，却不谙世故人情，故很多人称之为书呆子。

后宋科举籍得翰林，文名鹊起，清相李鸿章见之曰：“后生可畏。”宋又自请于李鸿章，愿为副使，得充驻英参赞，借机外邦考察、习学以实业兴国之道。宋归国后，著《采风记》及《时务论》，凡数万言上之光绪帝，力言变法自强，光绪帝甚激赏之。后命宋赴四川办理商矿事宜，时日不长，颇显实绩。湖北总督张之洞素器之，调往督办宜昌土税局。宋力除时弊，改良税法，令同僚和后继者不得从中舞弊。湖北的贪官污吏都讥其是愚顽之人，又在张之洞面前极进谗言诋毁之。因此，宋弃官而去，潜心编著国外科学论著。

在吴重憙恳切征用下，宋来到江西。吴重憙对他很是器重。委任其为铜元局总办。宋深得吴重憙礼遇，且能放手干事，故十分卖命。他清涤弊窦，重饬规章，仅仅数月，铜元局就赢利百余万。比之历届亏累的境况，宋为江西抚署、两江督衙上下称道。吴重憙亦深感欣慰，愈加厚重于宋，欲在采矿、兴办学堂等方面一展宏图。正在宋踌躇满志时，原来那些在铜元局中饱私囊的旧僚，忌宋尤甚，左右掣肘，诽言汹汹，令宋不得尽展宏志。宋十分忧愤，遂辞吴重憙。任吴重憙百般强留，皆不应。吴重憙只有作罢。

1906年，是个多事之秋。夏，江西部分地区大雨成灾，而另一种部分地区却遇到少见的旱灾。吴重憙带随员到被水、被旱的新建、进贤、新淦、峡江、莲花、永丰、泰和、安福、永新、德化、德安、彭泽、南昌、武宁、清江、庐陵、吉水、万安、鄱阳、余干、德兴、万年、建昌、安义、瑞昌、湖口二十六厅州县及南、九二卫了解灾情，及时据实上奏朝廷：“江西本年自春徂夏，淫雨为灾。……入秋以后，上游各处大雨时行，赣河之水建瓴而下，长江之水倒灌而上，以致南昌各府属滨临河湖一带圩堤田舍，多被冲决淹浸。……”奏请减免灾区赋税，缓征粮租，并组织各府州县进行赈灾抗灾。

赈灾救灾事宜还未结束，在湖南的醴陵、浏阳和江西的萍乡的交界处又爆发了民众、矿工起义。不得已，吴重憙起兵征剿。

这次起义的力量主要是当地的旧式会党（哥老会、洪江会），但一些同盟会会员在里面起了领导作用。起义发生后不多天，官方就诱捕了洪江会在安源的领袖人物肖克昌，把其杀害。各地矿工、手工业者、农民群情激愤，起义烽火骤旺，势头十足。

在初步掌握了一些情况后，吴重憙和湖南巡抚岑春蓂立即出动兵力，分别进攻萍乡、浏阳各处的起义队伍。起义部队时聚时散，伺机反击，清军不能取得全胜，反而屡受挫折。

这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湖北，两江总督端方从江苏，又派出一部分兵力，会同作战。在官方优势兵力的围剿之下，这次起义在10月底被镇压了下去。死于清军屠刀下的群众至少千人。

起义初发时，吴重憙根据萍乡的情况奏报：“逆匪所过地方只索军械，令供粮食白布，所抢劫焚杀者皆向办警察保甲绅士人家为多。到处出有伪示安民，收买人心。”他把起义者称为“逆匪”，但没有刻意渲染这些起义者如何为非作歹，滥杀无辜，涂炭生灵，十恶不赦。但他也意识到，这次起义不是单纯的“会匪”行动。

在起义地区以外，江西官衙又拿获了不少同盟会会员，吴重憙知道这次起义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有关，更感到事情的严重。他在总结事变经过的奏折中说：“此次匪乱……虽尚无深固巢穴，快利枪械，惟军以革命为名，意图煽惑响应”，“系由逆匪孙汶（指孙中山）暗中勾结，倘或日久未平，潜济精械，后患何堪设想”！

是年11月，朝廷调吴重憙京中供职。吴重憙接诏后，立即启程。船过鄱阳湖，大风突起，船帆倾覆，吴重憙和随从悉数落水。数人殒命，吴重憙则幸免于难。京中好友闻讯，不明就里，竟在道口拜祭，以超度亡灵。后吴重憙抵京，才知实情，皆啼笑感叹不已。

朝廷擢吴重憙刑部右侍郎，次年转左侍郎。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吴重憙出职河南巡抚。刚到任，他就接手一件棘手的涉外公案。其实这件案子，吴重憙在京就已有耳闻。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意大利人康门斗多·恩其罗·罗沙第以代理牧师的身份，以“调查中日战后情形”为名，来中国游览，觊觎勘测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罗沙第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李鸿章的亲信马建忠，聘用刘鹗为英国福公司买办，以拓展福公司在华业务。1897年刘鹗指示他的儿女亲家、皖人分省补用道程恩培和滇人翰林院讨吴士钊在河南办起了既无资金又无矿址的豫丰公司，勾结河南巡抚刘树堂，向福公司借款开矿，议定河南开矿合同草案。

在河南矿务章程中的第十三条规定：“福公司于各矿开办之始，即于矿山就近开设矿务铁路学堂，由地方官绅选取青年颖悟学生二三十名，延请洋师教授，培养专门人才，以备路矿因材选用，此项经费由福公司筹备。”这就是经清政府批准的英国福公司在中国创办焦作路矿学堂的最早法律依据。但是，英国福公司从来没有打算认真履行这一条款。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英国福公司第四号井开始出煤。此时，适逢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兴办新学堂，但英国福公司仍不履行“于各矿开办之始，即于矿山就近开设矿务铁路学堂”的承诺。于是，河南交涉洋务局根据河南矿务章程第十三条“开设矿务铁路学堂”之规定，委派交涉局路矿股文案、候补知县严良炳驰赴泽煤盛厂，会同交涉局驻该厂照料员候补知县邓伯龙，与英国福公司正式交涉开设路矿学堂事宜。福公司哲美森厂总矿师堪锐克先是借口“公司投资甚巨，收效甚迟，对于开办路矿学堂未便承认”；继而又推诿，提出“公司事有专责，必须总董白莱喜来到矿厂方可开议”。这次会谈无果而终。

哲美森厂出煤后，所产煤炭一部分销往外地，但相当一部分在本地销售，这就直接威胁着民间煤业土窑的发展甚至生存。因而，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2月起，引发了河南人民收回福公司在豫北售煤的斗争。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8月，刚刚抵豫的巡抚吴重熹了解情况后，立即委派河南交涉洋务局议员、候补知府杨敬宸，修武县知县严良炳专赴天津与英国福公司总董事长白莱喜谈判售煤方案和开办路矿学堂事宜。并叮嘱谈判人员一定要根据条款，据理力争，不可曲意退让。

一行人到天津后，白莱喜却傲慢的声称，福公司只与签订原章程的豫丰公司接洽，不与河南地方官员谈判。

消息传回河南，吴重熹只好加派有名无实的豫丰公司帮董、候补知府方镜前往天津协助杨敬宸、严良炳与白莱喜谈判。经过一年的艰苦谈判与斗争，于宣统元年（1909年）2月6河南代表和福公司代表在哲美森厂签订了《河南交涉洋务局与福公司见煤后办事专条》。《专条》在规定福公司售煤的同时，其中第八条对福公司开办路矿学堂又作了如下规定：“路矿学堂，议定本年春季开办，除饭食由学生自备外，所有堂中宿息、舍宇、游戏场以及教习员司、夫役薪工、书籍、文具、仪器、标本、灯火、煤水，统归福公司筹给。”至此，英福公司再次被确认创建焦作路矿学堂。

宣统二年（1910年），吴重憙奉诏北京供职。

辛亥革命发生后，吴重憙解任归寓津门，民国纪年闭门谢客，专事编辑《吴氏文存》、《吴氏诗存》、《吴氏世德录》，为国家馆藏名典。著有《石莲诗文集》、《石莲暗词集》及奏议若干卷。卒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