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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 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
释义

图书信息

作者:[美]维克多·李·伯克

译者:王晋新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ISBN:9787542622495

出版日期: 2006年4月

内容简介

《文明的冲突》一书,是近来向经典的社会学和欧洲史学的一个核心假设进行挑战的为数不多的著述中的一部。本书切入角度新颖,观点结论独特;大胆的理论探索的意识,独特的理论建构;对欧洲文明“独特轮”、“优越论”和“中心论”进行了批驳。这部书能够引起人们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更为精细的评价和认识。它认为世界上这样一批学者、科学家和公民所撰写的,他们认为目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由于忽略了对其他伟大的文明在现代世界起源上所发挥出的核心作用进行科学的认知,而与它们本来的初衷越来越远。

文明斗争冲突模式的核心命题是,中世纪政治系统是西欧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各种冲突和加洛林国家系统内部的动力机制相互作用的产物。在其边境各个地区出现的外来文明的入侵和帝国内部爆发的种种超宏观层面、宏观层面的叛乱冲突,使加洛林王朝的社会系统陷入一片混乱无序的状态之中,并把由查理大帝及其列祖列宗创建的中央集权化帝国撕裂得破碎不堪。查理大帝驾崩之后,各种内外战乱加速了帝国的解构过程,并颠覆了加洛林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

同伊斯兰、拜占庭和斯蒂匹武士等多种文明的暴力冲突,毁坏了和平的宁静,导致了加洛林帝国的崩溃覆亡和中世纪西欧基督教文明的兴起,在这些外来的入侵者中,为害最烈的就是维金人。在与维金人的冲突中,往昔庞大的加洛林国家体系,一种中央集权化的权力结构,被炸成碎片,替而代之以一种与中世纪最为适合、最为普遍的地方分权的非集权化的政治组织形式。与中央集权化的加洛林帝国相比,这种新的政治系统具有相对的孤立性和独立性的特质,亦即众所周知的封建主义。

对汇聚一处的各种文明竞争角逐的动力机制进行深入分析,是我们考察认识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49]及其子孙们统治时期加洛林国家体系发展轨迹的关键所在。此时的加洛林帝国已全然陷于一种烽火四起、外患不已的灾难之中,各个伊斯兰国家或从安德鲁斯或横涉地中海,继续向法兰西亚发起进攻;马扎尔人和斯蒂匹武士从东北欧及东欧气势汹汹地杀将过来,还有挪威的北方武士又从北方压来,他们对欧洲大陆、古罗斯及英格兰进行疯狂地劫掠,并摧毁了这些社会。

依据文明斗争冲突模式假说,在这一时期的各个文明之间相互冲突的层面之下,我们发现了尚存在着超宏观和宏观层面的斗争冲突。此时的加洛林王朝在对其狭小疆域的统治控制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与向世界历史性帝国扩展的往昔盛况相去甚远,加洛林帝国统治系统实际上已一步一步走向衰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的纷乱已将这一系统的能量消耗殆尽,并使其军事目标发生混淆。而这诸多纷争内讧中,危害最大的则是虔诚者路易的几个王子之间新爆发的那种国际性或半国际性内战。

从加洛林国家系统这一超宏观层面上来看,虔诚者路易的儿子们先是与父王作战,而后又是他们几个内部展开厮杀。路易原本企图以将帝国广袤的疆土划分三个超级封国(Super states),由其三个王子各领一方的方式来安抚子孙,平息内争。同即将形成的中世纪文明相比,这些超级封国仍具有相当高的集权程度,然而这一安排却被他的三个王子之间的战争碾为齑粉,而且他们之中却没有一个能够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显然,这种内乱使得伊斯兰文明、马扎尔人,特别是维金人对本已崩坏衰微的帝国防御抵抗的打击更为沉重,更为凶猛。

正如文明斗争冲突模式所表明的那样,发生在普世性层面和超宏观层面上的种种斗争冲突,向下生发影响,规定了位于宏观层面上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结构及网状结构体系的状态。反过来,在宏观层面上发生的阶级斗争冲突又与超宏观、普世性层面上的国际间阶级斗争冲突的动力机制相互作用。将这些观念用于对加洛林文明崩溃历程的分析之中,便可以发现这些超级封国之间的矛盾斗争冲突,导致了加洛林帝国的权势在地理区域意义上的彻底崩溃。由于中央王权防御功能的破坏,西欧的土地贵族不得不凭借自身的力量来抗击维金人的入侵。

对维金人入侵的军事防御抵抗被地方所控制,则大大减弱了加洛林王朝中央集权统治系统的权威。[50]随着地方贵族对由城镇、桥梁、修道院和城堡构成的军事要塞的控制程度的加强,一种分权化的政治军事结构开始迅速发展起来。这些遍布于西欧大地的城堡要塞,成为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基础结构,从而在欧洲各地创建起一种松散的分权的政治邦联体制。这种新系统与当年查理大帝把贵族直接整合进加洛林国家系统的做法大相径庭。在这种新的系统下,贵族们构建起彼此相互争逐、对抗的采邑制度,而且他们在择选君王时,常常只将王冠戴在那些软弱无能之辈的头上。

(根据文明斗争冲突的模式框架)当我们预测各种内部斗争的结局时,必须要注意到各种对抗角逐文明之间的关系具有着十分重要的独特的不同的历史作用。在伊斯兰帝国、保加尔人和拜占庭帝国之间发生的战争冲突,至少在暂时保障了加洛林社会不会因漫长的战争而解体。拜占庭文明的内部讧争使得它对西欧无法实施任何一种侵略计划,而且它实际上还在加洛林帝国与南方的伊斯兰文明之间起着一种缓冲的功用。对加洛林国家系统所遭受的来自东方的马扎尔人或西方伊斯兰力量的进攻,拜占庭帝国都没有予以过分的关注。拜占庭统治阶级自身与伊斯兰文明、维金文明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们认为加洛林王朝或许具有某种潜在的威胁性,但这种威胁与伊斯兰文明与维金文明所带来的冲击还不可同日而语,加洛林只是一种较弱小的文明而已。

至于维金人,他们不仅对加洛林国家体系发动进攻,同时也对英格兰、罗斯和拜占庭连连用兵。与法兰西亚情形相同,英格兰由于内部的破裂讧争也造成了一种抗击维金侵略者的非集权化的防御体制。来自瑞典的维金人征服了罗斯,并永久性的定居下来。拜占庭帝国则运用战争、外交和统治阶级之间通婚联姻等各种手段来应付维金人。

在这些碰撞冲突中,普世性层面的动力与宏观层面的动力相互发生作用。虽然在抵御维金人入侵的战场上屡屡失利,可在摇摇欲坠的国家结构中苟延残喘的西欧贵族们,却通过封赐爵衔、馈赠土地甚至行贿的方式,成功地将维金武士逐渐地融合进西欧早期的封建社会之中。在这种非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之后,日耳曼国王奥托一世(Otto Ⅰ)[51]努力重建中央集权的加洛林统治的宏图大志虽未实现,但却成功地遏制住了马扎尔人的攻势。

诸文明之间的这种冲突,导致了拉丁基督教世界中的地方分权的封建体系的建成,这一统治体系必将对后世欧洲民族国家体系(nation-state system)产生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那些能够将封建主义集合为一体的力量有三:一是罗马天主教文化(从此时起到中世纪鼎盛时代,这种文化将起着一种一体化结构的功用);二是庄园的军事及经济制度;三是罗马教廷,这是一种集世俗与宗教权力于一身的历史力量。在加洛林王朝时代及其瓦解之后,它都能与欧洲的世俗王权保持着一种联盟关系。王权与教权之间的联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既对王权有益,也对教权有利。它给予中世纪时代各个王朝制度以宗教合法性的保护,同时也起到一种遏制企图推翻王权的贵族反叛的功用。对罗马教廷来说,这种联盟为保全其在意大利半岛上的疆土提供了军事援助的保障,又使得教皇从欧洲各地的教区和宫廷获取财富和施发政治影响的好处。

文明斗争冲突透视法也为我们分析发生在普世性层面上的文明冲突是如何变革经济状况提供了一种政体框架。在加洛林文明那种普遍地方分权化之后,封建的西欧与拜占庭和中东伊斯兰文明之间建立起一种资本主义的贸易,这是一种(非纯粹市场类型)的早期资本主义。在这种商业贸易活动中,士兵、海盗和各种匪帮都具有与商人一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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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1/11 6:4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