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谦宇，笔名千羽，1928年出生，印尼华侨，籍贯广东省普宁县．1942年，15岁在印尼参加抗日斗争．1948年回国入读香港达德学院经济系，1949年3月由香港通过封锁线进入华北解放区，抵达刚解放的北平，入读中共中央统战部青年训练班，1951年参加中央南下工作团在粤东进行土地改革运动。1955年北京马列学院第一分院马克思主义哲学四年制研究生毕业．长期从事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历任马列学院第一分院、四川学院、湖南师范学院、广东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及湖南师范大学名誉教授。1985年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同年调深圳特区华侨城建设指挥部、华侨城经济发展总公司任党组书记、指挥部副主任、总公司副息经理，香港中国旅行社集团董事副经理。1988年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廖承志文集传记编辑办公室主任，主持《廖承志文集》、《廖承志传记》编辑出版工作，主编《廖承志文集》。1992年担任深圳“暨大中旅学院”筹建领导小组组长及办公室主任，筹建暨大中旅学院。社会工作方面，先后担任中华全国华侨联合会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委员、常委，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理事、副会长，中华全国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深圳市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主要译著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与他人合译）、《关于认识论中的实践问题》、 《现代修正主义为什么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地狱的入口处》、《落落的步音》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人民日报》、 《理论动态》、 《学术研究》等全国报刊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有关民族问题、经济特区建设、中国社会性质，及总结历史经验等若干篇，曾经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理论界的重视，并在拨乱反正和实行开放政策中起过一定作用。

作为中央党校教授，王谦宇较早地从事特区理论研究；作为深圳华侨城创办者之一，王谦宇亲身参与特区建设。因而他是一位在理论与实践上对特区发展有特殊贡献的人物。

王谦宇，出生于广东潮汕，童年时随母漂洋过海，旅居印尼。从青少年时期起，他就在印尼进步人士王任叔（笔名巴人，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尼大使）的教育影响下，参加抗日活动，走上革命征途。据王谦宇的女儿燕妮1998年撰文介绍，"60多年前，刚满9岁的父亲，跟着我的祖母，离开普宁乌石老家，下南洋去找我的祖父。老家很穷，一年辛苦到头，吃不上一顿饱饭。眼见生活苦得挨不下去，祖母迫不得己向亲戚邻里筹借得一点路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年幼的父亲，踏上了未知的行程。父亲的大哥多年前就已经随祖父先去了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岛的先达谋生。老家的乡亲，祖祖辈辈走的就是这样的路。父亲离开家徒四壁的老屋时，在门后的墙上写下五个大字：出洋找饭吃！”

当年潮汕人“下南洋”，比起山东人“闯关东’，和甘陕人“走西口”来，要危险得多，漂洋过海，人地生疏。王谦宇和他的母亲一路颠簸，有幸安全抵达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槟城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勿拉湾只隔一道马六甲海峡。因王谦宇的父亲在对岸交不起人头税，暂时不能担保她们到苏岛。他们母子无奈在槟城搁浅了一个多月，仅有的一点盘缠全部用完了，一位在槟城打石街打石头的老乡，深表同情，让她们暂住他家，帮他带小孩。这样，才使得这一对孤苦零丁相依为命的母子，不至于流落街头。最后由家中向放高利贷的印度人借贷，还清人头税，才担保王谦宇母子上苏岛。就这样，小时候的王谦宇饱尝人间的艰辛苦涩，经受了离乡别井、风雨兼程的生死考验，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到达印尼后，王谦宇终于有机会进入华语学校读书，接受教育。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马来西亚和印尼先后沦陷，在新加坡活动的一批文化人，巴人、郁达夫、胡愈之、沈兹九、邹宗汉等，从新加坡乘小船飘流到印尼的苏门答腊岛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隐居在苏西的巴耶公雾和苏东的棉兰、先达一带。郁达夫化名赵廉，当一个酒厂的老板，因叛徒出卖，在日本人即将投降时，遭日寇秘密杀害。胡愈之则潜伏在卡罗高原，埋名隐姓韬光养晦，学习印尼语，研究印尼问题，几年时间编了一本印尼语法和一部印尼文中文词典。巴人的性格热情、外向，他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革命者。到印尼后，参加和领导了由“苏岛人民抗敌会”改组的“苏门答腊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主编地下抗日刊物《前进周报》。王谦宇是“大同盟”的成员，而在此之前，他十几岁就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为支援国内的抗日战争筹募捐款。在巴人的影响下，他不但体尝到了充满惊险和浪漫谛克的地下活动的滋味，也通过巴人传读的书报，让思想走进更宽广的世界。

1943年9月20日，日寇发动大检举，巴人被通缉，“反法西斯同盟”有13位战士被日寇杀害，成百人被捕入狱，其他大部分成员脱险。王谦宇由于年龄较小，在郊区的菜园里躲藏起来。巴人则在华侨们的帮助下，隐藏在一个偏僻的马达人的村子里。1945年日军投降，苏东的华侨抗日分子从地下走出来，掀起轰轰烈烈的华侨民主运动，王谦宇是苏东青年运动的骨干，参与建立先达华侨青年联合会，组织青年合唱团，同进步人士一起占领了先达市重要的教育阵地先达中华学校，组织上要求王谦宇到学校任职，担任训育主任兼中学班教师，当时王谦宇只有18岁。1947年荷兰人占领先达，巴人被当作反荷分子逮捕，被驱逐出境到香港。

王谦宇也在1948年初，跟随巴人的足迹到香港，就读于香港“达德学院”。1949年初，按照中央指示，他随同一部分华侨青年由香港工委输送北上，进入中共中央统战部青训班。尔后分配到中联部工作，并参加南方土改，又去大学教书，历任马列学院、湖南师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教员、讲师、教授。从此，他作为归侨干部，献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北京、四川、湖南、广东……，光北京就是四进四出，最后落户到深圳。

“文革”前，王谦宇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高校和党校度过的，主要从事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由于他治学严谨，刚正不阿，对当时一些极“左”思潮总是敢于从学术的角度提出不同观点。因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批判斗争，并以敢于撕毁大字报破坏文化大革命而成为湖南高等学校被党纪处分的第一人，罪名无外是反对林彪的“顶峰”论，宣扬“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鼓吹‘合二为一’论、美化“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杨献珍的忠实门徒、巴人的得意门生等名自，其结果当然是同当时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一样，斗争、批判、抄家、戴高帽、游街示众、坐牛棚，受尽身体和人格的凌辱。年富力强的王谦宇在“文革”期间，被整整耽误了10年的宝贵时光。

1976年，“四人帮”倒台，王谦宇得到平反昭雪，并被调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直到1985年受命全国人大侨委办主任时，才离开这一风起云涌的理论殿堂。这段时间，正当中共高层进行拨乱反正、酝酿改革开放的转折时期，王谦宇全身心投入，创造性地开展理论研究和探索，著述颇丰，贡献甚大。

据著名学者吴江的回忆：

“在‘文革’期间停办的中央党校，于1977年上半年正式复校，主持党校日常工作的是胡耀邦。复校第二年党校设立了一个特殊的机构理论研究室，这个室的主要任务是编辑由胡耀邦亲手创办的一个小刊物《理论动态》，并调查研究一些在学校教学中提出的或由中央交付的理论和政策问题。王谦宇同志当时在这个研究室工作。《理论动态》这个刊物在胡耀邦直接主持下，在当时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中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不免冒些风险，但在全党有广泛的影响。著名的‘真理标准讨论’这场大论战，就是由这个刊物启动并组织进行的。王谦宇对这场斗争一开始就态度鲜明，积极参加，这在开始时并不那么容易，因为斗争开始时形势不明朗，相当一部分人抱观望或怀疑态度。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调查和研究，王谦宇同志当然也要承担。如《关于‘消灭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的提法》、《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标准》等。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定位问题 （最终得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这个阶段是为建成合格的社会主义作准备的），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提出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可说是这场讨论的发端。谦宇除为《理论动态》撰写文章以外，经常承担外出调查的任务，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举办经济特区问题的调查。当时举办特区完全是一个新问题，各方面各部门都在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中央党校也算

是其中的一家，而这一家的主角就是王谦宇。事有凑巧，后来谦宇果然有机会到深圳特区工作，在那里参与创办了一个‘华侨城’，作为深圳特区很有意义的一部分，这无疑也是一个贡献。”

正如吴江的评价一样，在中央党校期间，王谦宇在理论上的突出贡献，包括撰写全国理论界第一篇支持珠海设立经济特区上报中央的调查报告：在民族问题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打开批判“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缺口的第一篇文章；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经济特区提供理论根据，被胡耀邦称为“对中央同志从理论上、方法上思考问题很有帮助”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区建设问题》；1980年当中央提出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的历史经验的时候，王谦宇为文指出：“不能把文革的失误和挫折，全部看作是‘四人帮’罪恶活动的结果，也不能把对‘四人帮’的揭露和批判停留在对他们罪行的清算上，而是要进一步探究此辈丑类的阴谋破坏何以能够得逞于一时，探究这些坏家伙能够产生出来的条件和环境。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文化大革命悲剧的重演”。早在1981年初，王谦宇就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公开提出当时我国所建立的这个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完全成熟的、不完善的社会主义，是一个低标准的社会主义”，在今天，这个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观点，己为党的领导机关和理论界所广泛接受，尤其是在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作出中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后，这个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低标准的社会主义的论断，更是成为众所周知的常识。但是在当时1981年那‘左’的流毒还没有肃清的年代，这个观点的提出是需要极大的理论胆识和勇气的。人们都记得，直到1983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权威们在他们所撰写的文章中，仍然坚持中国社会己经“发展到建设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的观点，这就不难想象，为什么王谦宇这篇文章发表之初，就受到来自 ‘左’‘右’两方的夹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谦宇文章中的观点是为后来作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做了理论的准备。上述这些观点的提出，在当时是超前的，它的正确也为实践所证明。

1985年，时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王谦宇，被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商调到深圳筹建“华侨城”，担任华侨城指挥部党组书记兼副主任，香港中旅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在指挥部成立大会上，王谦宇提出了“华侨城的建设，首先要有一个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这是关系到华侨城的建设能不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重大问题，……华侨城区的建设，不能像过去农村流行的那句话一样，叫做‘草鞋没样，边做边相’，就是所谓的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几个边。过去内地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华侨城的建设不能走这条路，华侨城的起点要高，我们要引进新的规划思想，华侨城要先规划，后建设”。王谦宇在华侨城的建设中，不仅坚持城区建设中的新观念，而且同马志民一起提出要把文化与旅游作为华侨城的重要产业加以发展的新概念，并且在华侨城建成了全国第一个人造景点“锦秀中华”。时至今日，华侨城的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华侨城的旅游文化已广为世人称道。毫不疑问，这与主要创始者马志民、王谦宇坚持开放改革，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的科学发展观，是分不开的。

值得一提的是，王谦宇在华侨城协助马志民主持华侨城全面工作期间，不仅自己大公无私、廉洁自律，兢兢业业地为华侨城的规划和建设出谋献策，呕心沥血，而且还敢于坚持原则，主持正义，抵制和揭露个别干部在涉外经济活动中违规违纪，造成国家蒙受重大损失的严重问题。他无畏地揭发了原沙河企业公司中一宗重大的舞弊营私案件。这一案件，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尽管王谦宇一度被调离华侨城，到北京主持《廖承志文集》、《廖承志传》的编辑出版工作。但真相大白以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上，一直奋斗到1994年离休。离休前，王谦宇还主持筹建暨南大学中旅学院，念念不忘他教育强国的夙愿，干了一件大有意义的事业。他在华侨城的非凡业绩，有口皆碑。

谦谦君子，器宇不凡。王谦宇童年远涉重洋，早经淬砺；少年投身革命，备受锻炼；青年时期立志求学，图报祖国。学成后，又热心教育，为人师表，求真求实，不屈不挠。他的一生德才兼备，慎终若始，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堪称共产党员的楷模，中华民族的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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