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概述

独家专访

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第一人万爱花

个人概述

万爱花，女。83岁。中国第一个公开指控日军性暴力的受害者。内蒙古自治区旧和林格尔县人，1930年1月1日生。虚岁14岁的1942年起，三次被抓走遭到性暴力侵害，全身多处骨折，165CM的身高缩至147CM，饱受后遗症疼痛至今。生过一次死胎，至今不育，养女一人。

独家专访

今今年82岁高龄的万爱花老人，是中国首位以实名形式指证自己遭受日军性暴力侵害犯罪的幸存者。她从60岁开始向日本政府讨要说法，获得了国内外的广泛支持，直到今天，老人的努力一直在继续。“就是要他们给一个说法”成为老人日前在八路军抗日纪念馆一个临时展馆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这是一个由日本民间组织筹备，得到了包括山西省委统战部、长治市有关部门等批准和协助，在中国山西武乡八路军抗日纪念馆内展出的特殊图片展，主题为《二战日军性暴力图片展》，被称为亚洲最大规模的“二战日军性暴力图片展”。万爱花遭受日军性暴力侵害的图片资料，就摆在展馆的醒目位置。她正是图片的主人公之一。山西省·查明会（查明驻山西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中国人“慰安妇”诉讼案辩护律师团等团体的24名日本学者参观了展览。

“万爱花等大娘们在二战时期，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在日本，我们的父辈祖父辈在此之前没有坦白，日本政府也没有进行谢罪赔偿。虽然我们不是战争的亲历者，但为了今后，我们必须去做这些事。”山西省·查明会成员、“女性的战争和和平资料馆”负责人池田惠理子女士说，

《法制周报》推出《寻找最后的抗战老兵》系列报道后，引起了国内外关注抗战人士的强烈反响。作为唯一受邀请参加此次图片展的法制类媒体，本报记者对万爱花进行了采访。

“活到120岁

也要讨还这个血债”

2009年3月21日，山西武乡。沿太长高速公路疾驰2个多小时后，一个从太原出发的小型车队，停在了中国八路军抗日纪念馆大坪内。精神健朗的万爱花在民间人士张双兵和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日籍华侨林伯耀的陪同下，走向《二战日军性暴力图片展》临时展馆。

在场许多人都纷纷主动让路，有人亲切地称呼她一声“大娘”。在中国北方地区，“大娘”是对老年妇女的普通称呼，但在当天前来参观图片展的日本民间组织友好人士看来，这个称呼饱含着亲昵与尊敬之情对二战期间受到侵华日军性侵害的女性，他们都会用“大娘”来称呼。

在一个留言簿上，万爱花写下了四个大字：“还我尊严”，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参观完图片展后，主办单位在八路军纪念馆的一个会议室里，举行了一个长达三个小时的“证言会”，在这次会议上，作为唯一参会的受害者代表，万爱花不仅出示了手写的致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的信（内容是敦促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还发表了证言。

“我是这些老人中年龄最小的。日本人不承认这个错误，就是盼我死掉。我打官司的时候60多岁，现在都82岁了，（日本政府）还没有赔礼道歉，我死不了，活到120岁也死不了。这个血债是一定要讨的。”万爱花老人掷地有声地说。

曾三次被抓进

鬼子据点遭受凌辱

“我于1929年12月12日，出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河林格而县韭菜沟村，原名叫刘春莲，是汉族人。”

万爱花向《法制周报》记者出示了一份由她签名的“证言”稿，详细描述了自己遭受日军性暴力侵害的惨痛经历。随着老人的叙述，67年前发生在老人身上的点点滴滴，被逐步还原。即使事过境迁这么多年，仍让听者为之洒泪不已。

万爱花说，在她4岁的时候，因为家贫，她被家人卖到山西省盂县羊泉村的李五学家里做童养媳。

“当日军入侵山西省的时候，邻村的房屋都被烧光了，很多人都被日军杀害。日本兵把受害者的尸体，扔到枯井里，随后又用乱石块将井口掩埋掉。”万爱花说，“我从小就非常的憎恨日本鬼子，11岁时就参加了村子里的抗日活动。”

年幼的万爱花没有想到，日军罪恶的魔爪很快就向她伸了过来。

1943年6月7日（农历，以下涉及到历史日期均同此，记者注），日军对万爱花所在的村庄进行扫荡。得到消息后，万爱花躲到了桃庄的一个暗沟里，但很快就被日军发现，被带到距离羊泉村16公里外的进圭社村东侧的日军据点。

“当时和我先后被抓走的，还有同村的陈林桃、刘面换、冯北香、刘二荷等4人，被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当天，就有日本兵来到这里，对我们实施惨无人道的强奸。”万爱花说，残害是不分昼夜的。在日军驻点经过将近20天的地狱般生活后，6月28日，万爱花趁机逃走。

50天后的8月18日、灾难再次降临到了万爱花的身上。

“当时，我正在河边洗衣服，发现后，没有来得及逃跑，又再次被他们抓获了。

“这次也和上次一样、鬼子不停地对我们进行凌辱，并威胁我们，要我们说出村子里的共产党员干部,以及八路军支持者的名字。如果不说，他们就对我们严刑拷打，变本加厉地虐待我。”万爱花说，给我的食物都是他们的残羹剩饭、根本就填不饱肚子，日本兵心情不好时根本就不给饭吃。

“就在日军到枣园村进行扫荡的时候，我再次逃出来了，那是9月16日的事情了。我到处躲藏，但是因为家里有需要照顾的病人，我又逃回了羊泉村。”

不幸的是，82天之后，她再次被鬼子抓获，更为悲惨的命运在等着万爱花。“他们把我捆绑起来，用一头驴驮回了进圭村东侧的日军据点。到那里后，每一天，都有许多日本兵对我实施轮奸。”

由于长期遭受折磨，万爱花的大腿两侧伤痕累累，肋骨有几处被折断。经过前后三次累计达数十天的折磨以后，原来比较高大的万爱花，整个身体都变了形状。

万爱花原本身高1.65米，后来竟萎缩到只有1.47米了。

“受到日本鬼子这样惨无人道的折磨以后、我已经不省人事。他们竟把我扔到了村子附近的一条河里面。那时候，正值阴历的正月二十八日，河水冰冷刺骨。值得庆幸的是，村子里的老人发现我后，把我救了起来。”

向日本首相写信强烈要求道歉

被好心的当地老人救起以后，万爱花有整整3年生活不能自理，一直躺在病床上。直到1949年，万爱花的身体，仍然没有办法挺直，只能弯腰向前走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万爱花接受了按摩、气功等各种治疗后、腰板慢慢地可以伸直，但却永远丧失了生育能力。

“因为害怕受到家族人和村里人歧视，我只好一个人背井离乡搬家到了太原。一个人居住在租来的小房子里，孤独地生活着。”

新中国建立以后，离开家乡来到太原谋生的万爱花，一直没有放弃对日本政府的控诉，直到她60岁的那一年，在一些民间人士和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她才最终走上了起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抗争之路。

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也没有向万爱花等一大批战争时期的受害者道歉。在3月21日的证言会上，万爱花当场发表了致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的信，在信中除了继续控诉当年遭受日本兵残酷摧残的事实外，还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道歉。

“由于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使我身体留下许多疾病，身体极度变形，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年，落下终身后遗症。如今，身体集重病一身，每日生活在痛苦的深渊中。自1992年以来，我先后7次来到日本，出席国际听证会和控诉大会，以自己的悲惨亲身经历，控诉日本侵略战争给我造成的极大伤害。1998年10月30日，我亲自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经济赔偿。”

“但是，许多年过去了，日本政府仍然无视中国人民的谴责，不理睬我们这些战争受害者的正当要求，拒不承认二战时期迫害我们这些受害妇女的罪行，让我们继续承受日本兵对我们带来的深重灾难。几年前，我曾给原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先生写过信，也终未有任何回音。我们都是八十多岁的人了，难道日本政府还要无动于衷，眼看着我们含恨而去吗？”

“鸠山先生出任日本首相了，并听说先生表现出了解决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诚意和勇气，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衷心致函首相先生，能够尽快采取各种进步的手段，妥善解决包括我在内的受害妇女的问题，切实落实对我们的谢罪和赔偿。”

坚强背后的精神力量

林伯耀与万爱花老人的结缘，已经过了18年。林伯耀告诉《法制周报》记者，1992年，他第一次通过中国民间人士张双良先生，找到了万爱花。从此，林伯耀就将替万爱花向日本政府“讨要说法”当作了自己的使命，在中日两地奔走呼号。

“万爱花女士公开真实姓名已经有10多年了，比起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迄今为止，公开真实姓名的性暴力受害姐妹很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林伯耀说，作为一个受害者，用真实姓名勇敢地站出来，需要的不止是勇气，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种顽强的执著精神。

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第一人万爱花

二战时期，日军推行“慰安妇”制度，有20余万中国妇女惨遭蹂躏。60多年过去了，她们中的大部分或隐姓埋名，或在寂寞孤独中死去。许多人由于各种原因仍瑟缩在历史的暮色中，不愿提起那段悲伤的往事。

但为了正义与尊严，从1992年开始，山西一些老人勇敢地站出来，控诉日本人曾犯下的滔天罪行。如今，13年过去了，老人们得到的依然是败诉的消息。今年3月31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驳回了山西16名妇女就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提出的上诉。

经多方联系，记者找到了正在住院的中国第一个敢于控诉日本人滔天罪行的受害老人，77岁的万爱花。

在太原市某医院的病床上，折磨万爱花的不仅是现在的老年病，更有60多年前侵华日军给她留下的创伤。

世纪伤痛

“听说日本人投降了，我高兴得不得了。”提起60年前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万爱花从床上坐了起来。

停了许久，万爱花说，提起“日本”，她就会想起当年日本兵的暴行，想起曾经被蹂躏。

万爱花出生于内蒙古，小时候被人贩子卖到山西盂县。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侵华日军侵占山西后，烧杀奸淫，无所不为。为抗击侵略者，万爱花积极从事抗日活动，做军鞋，搞宣传。

1943年春天，侵华日军铁蹄踏破了黄土地的宁静。日军在距离万爱花所在村羊泉村三四十里路的地方建立据点。6月，日军扫荡了羊泉村，当时担任村妇女主任的万爱花不幸被捕，那年她15岁。从此，人生噩梦开始了。

“白天，他们把我吊在树上拷打，逼我说出村里的抗日分子，不说就打，或在我的头顶上压上板子，一边站一个人用力踩；晚上，他们把我投入窑洞，野兽般地轮流强奸我。我永远忘不了强暴我的日军的脸。最凶残的是‘獠牙队长’和‘红脸队长’。”回忆往事，万爱花嘴唇和手都在颤抖。

地狱般的日子过了20多天。一天，关押她们的炮楼突然安静下来，炮楼上的日军不见了，机灵的万爱花立即挖开窗台松动处，逃了出来。

好景不长，8月的一天，她在塘边洗衣服，又被突然而至的日军抓走。日军更残忍地折磨她。20多天后，万爱花在日军出动扫荡时，将门板扛起，连夜逃出。这时的万爱花已经遍体鳞伤。

这年腊月初八早晨，万爱花正在做家务，突然，院门被几个日军踹开，她再一次被日军抓住。又一轮的强奸、打耳光、压扛子、坐老虎凳……万爱花被折磨得多次昏死过去。

1944年初，日军见她昏死多日不醒，便把她扔进附近的河里。所幸被村里人发现，救了起来。

然而，受日军残酷迫害，万爱花大腿和肋骨有好几处骨折，身体严重变形，右耳被日军撕裂，左耳短了一截，下身严重溃烂。

“我以前一米六五的个子，现在成这样了。”谈起日本人残害的情形，万爱花泣不成声。

“他们把我压成这样的。” 万爱花用手按着前胸，泪水又在眼眶里打转。“肋骨都断了，每天都要按摩，按摩了五六十年，现在才好一些。”

孤寂人生

被人从河里救出后，万爱花再也不敢在羊泉村住了，稍能动弹，便逃到村外。

然而，由于受日军残酷摧残，万爱花全身“瘫痪”，生活能力尽失，甚至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于是，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她领养了一个小姑娘。

“别人家是大人养孩子，我家是孩子养我！我一辈子都离不开娃娃，是我拖累了她啊！”谈起女儿，老人的眼眶又红了。

万爱花逃出日军魔爪后，在床上躺了三年多。期间，小小年纪的养女给她端屎端尿。她和养女的生活靠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帮衬。女儿大点后，就四处奔波：到野外拾柴火挖野菜，去好心人家讨吃食。万爱花自己身体稍好，便带着女儿挨村挨户乞讨。两人相依为命，从盂县一路乞讨到太原。

后来，万爱花就给别人家当保姆，或帮人做一些针线活，缝补棉衣、裤子，挣点钱，维持母女的生计。女儿十来岁时，万爱花送她去上学。

“我上了好几年学，但真正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年，因为妈妈有病需要照顾，家里生活又困难，我无法正常上学，去上学也无法专心，一般是上午上学，下午去捡柴、要饭。”现已60多岁的万爱花女儿说，“那时经常去一个部队讨吃的，他们都认识我了，知道我有一个可怜的妈，一看我去，就说来了，快给她吃的。”

被日军摧残后，万爱花不仅失去了生活能力、生育能力，那段“经历”更在她的心里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几十年来，万爱花封存了所有关于过去的记忆，也谢绝了一些愿意照顾她生活的男人。她一辈子都没有结婚。

“当看到别的女人与丈夫、孩子，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我心里就特别难受。”“是侵华日军夺去了我做正常人的权利，他们毁了我一生……”说起这些，坚强的万爱花呜呜地哭了……

让她感动的是不少有公益心和正义感的人士，坚持不懈地帮助她，支持她。两年前，当地政府对万爱花实行农转非，并给予低保。2002年，5位山西省政协委员联名提案，把万爱花列为山西省慈善总会重点救助对象，经核查后确定。

呼唤正义

“我已经77岁了，恐怕活不到官司打赢的那一天。我就是不服气啊！”万爱花不断重复这句话。

一直以来，万爱花怀着耻辱心默默承受着侵华日军留给她的身心伤害。上世纪90年代，盂县一个叫张双兵的小学教师找到了她，开导她，让她站出来，说出历史事实。她思考许久，鼓足勇气，决心向世界揭开尘封已久的历史，并要讨回公道和尊严。

1992年12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日本召开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万爱花作为中国大陆受害女性幸存者代表，踏上了飞往日本的飞机。

在听证会上，万爱花脱掉上衣，指着身体上的道道伤痕，揭露了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期间，她几次悲怆地昏了过去，听证会顿时鸦雀无声。

听证会上，一位70多岁的日本老太太哭了。会后，这位老太太找到万爱花，并握着她的双手说：“我们日本好多人只知道美国人在日本广岛、长崎扔了原子弹，听了你的叙述后我才知道，我们日本人在中国做了那么多坏事。日本教科书里没有那段历史，我们只知道日本帮助那里的人民解放，根本没想到那是侵略。你讲的这些，应公开告诉日本国民，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那段历史事实。”

之后，万爱花与另外10多位受侵华日军凌辱的山西女性联合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控告侵华日军性暴力，要求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为这场官司，10多年来，万爱花不顾年迈体弱，数次去日本，在东京法庭出庭作证。

今年3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在中国“慰安妇”诉讼案判决中，维持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进行赔偿的诉讼。得到再次败诉的消息后，万爱花非常失望，她说：“日本兵过去侵略中国，犯下了那么多罪行，日本政府为什么不承认？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日本政府理应为自己的侵略罪行负责，向受害者谢罪，赔偿经济损失。”

万爱花说：“我13岁就参加了革命活动，那时候我当村妇女主任，投身抗日，就是为了正义。现在日本不肯承担历史责任，这我不答应。”“我一定把官司打下去，直至赢。如果我死了，我女儿接下去打，一定要讨回公道，要回尊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