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以独木舟形棺木为葬具的墓葬。分露天葬和山区的古越人中，为悬棺。文献记载中国中南部也有类似墓葬。在东南亚、所罗门群岛、萨摩阿群岛，只有首领死后才能使用船棺，如不埋于近海处，则置入海中任其漂流沉没。

简介

船棺葬之谜

船棺葬风俗

巴人船棺葬(特点 陪葬 兵器 新发现)

古蜀船棺葬史(船棺葬早在西周中期便已存在 金沙船棺不是地位的象征 金沙宫殿是四合院布局 金沙遗址考古现场)

鄂伦春船棺葬遗址

战国时期船棺葬

屈原船棺葬(疑惑 背景 作品 榜样 观点 自杀之说 出生时间 内心世界 自杀质疑 猜测)

简介

中国南方古代一些少数民族的葬俗。因以船形棺为葬具，故名。船棺葬分露天葬和土葬两种。船棺露天葬流行于东南部古越人所在地，主要是福建及江西的武夷山区。福建崇安武夷山的船棺是独木舟形，史称“架壑船棺”、“仙船”、“舟船”等，曾流行于商周至西汉年间。近年考古发现，这种船棺分底盖两部分，均由整段木头刳成，上下套合。底部为船棺的主体，中为长方形盛尸处；盖作半圆形，内部刳空如船逢状。据文献记载,中国中南地区也有类似船棺葬：湖北称“敝艇”,湖南称“船”，广西称“沉香船”、“仙人舟”。船棺土葬系四川古代巴族的葬俗,流行于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末。考古发现,四川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县宝轮院有船棺墓葬群，船棺体形硕大笨重，用整段楠木刳凿或用6块整板拼合而成，中部为盛尸处,上有木板为盖。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一些岛屿也行此种葬俗，如越南海防等地发现有船棺墓，婆罗洲有船形棺，所罗门群岛的重要人物也用船棺葬。汤加和萨摩阿群岛酋长的船棺埋于近海处或任其在海上漂泊。

船棺葬之谜

船棺葬是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主要是福建、江西的武夷山区）的一种古老的葬俗，其基本特征就是把死者遗体放进形状似船的棺材里，再行安葬。安葬船棺的方式，又有悬挂岩洞、架在树上和埋入土中之分。迄今所发现年代最早的船棺，是从武夷山观音岩和白岩上取下的两具棺木，均用完整的楠木刳成，和现在闽南等地使用的渔船形制基本相同。经碳素测定，两具棺材的制作时间距今3500年以上，约夏商时代；也有人估计是商周时代。用为土葬葬具的船棺，大多以四川地区出土。一船呈独木舟形状，年代最早者不超过战国中期，距今约2500年左右。由历史文献的记载可知，自古以来，我国南方许多民族都有以船为棺的习俗，上述考古成果不仅印证了文献记录，而且为研究这种葬具和葬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但是，古人为何以船做棺？这种习俗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寓于这种习俗中的观念是什么？古人究竟为何以船为棺，恐怕永远是一个见人见智的谜。

船棺葬风俗

中国南方古代一些少数民族的葬俗。因以船形棺为葬具，故名。

船棺葬分露天葬和土葬两种。船棺露天葬流行于东南部古越人所在地，主要是福建及江西的武夷山区。福建崇安武夷山的船棺是独木舟形，史称“架壑船棺”、“仙船”、“舟船”等，曾流行于商周至西汉年间。近年考古发现，这种船棺分底盖两部分，均由整段木头刳成，上下套合。底部为船棺的主体，中为长方形盛尸处；盖作半圆形，内部刳空如船逢状。据文献记载,中国中南地区也有类似船棺葬：湖北称“敝艇”,湖南称“船”，广西称“沉香船”、“仙人舟”。船棺土葬系四川古代巴族的葬俗,流行于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末。考古发现,四川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县宝轮院有船棺墓葬群，船棺体形硕大笨重，用整段楠木刳凿或用6块整板拼合而成，中部为盛尸处,上有木板为盖。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一些岛屿也行此种葬俗，如越南海防等地发现有船棺墓，婆罗洲有船形棺，所罗门群岛的重要人物也用船棺葬。汤加和萨摩阿群岛酋长的船棺埋于近海处或任其在海上飘流。

巴人船棺葬

巴人船棺葬葬遗址，在铜罐驿镇冬笋坝。1954年，重庆第一机制砖瓦厂建厂房挖地基时发现许多铜器。于是，西南博物馆（今重庆博物馆前身）来此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批战国时期墓葬群。

特点

在这形形色色的墓葬中，唯有巴人船棺葬独具特色。十七座排列相当整齐而密集的墓葬，头部均正对长江。墓坑均为仅容一船大小的土坑竖穴，葬具长约5米，直径约一米以上的楠木刳成舟形棺材。上部约成半圆型，底部稍削平，两端底部斜削，使其翘起成船形，首尾两端各凿一大孔，以便系绳下葬之用。

船形可分两种，一种是较简单的独木舟，另一种则在内置一小棺，似内棺外椁，另一端形成脚厢。

巴人船棺的使用，说明巴族是一个生活在水边，熟悉水性的民族，他们造船航行，驾舟捕鱼，或进行水战，死后用类似的船棺下葬。

陪葬

棺内随葬品很多，有剑、钺铜兵器、有釜、盘等铜容器，还有斧、矛等铁器，说明巴国的工匠已具有较高的冶炼技术。墓葬中除盆，罐等陶器外，还有引人注目的黑红二色漆器；棺内有竹篾垫痕，以及麻布，绢的痕迹，说明古代巴人在制陶、造漆、纺织技术上已比较发达。

兵器

巴人的兵器独具特色，剑呈柳叶形。上而斑剥不平，从饰有虎纹图案的“扁茎无格”剑上，可领略到巴人的勇武英气；从巴人独有的桥形币，铜砝码质上，可感受到巴人繁荣的商品交易。

在船棺内出土的铜兵器和铜用具上，还有一种图画式的符号，有的单个，有的成组，多为具体实物形象，有虎、龙、鸟、独角人、船、草木等，人不能识读，可能为巫师使用的图家符号。

出土的巴人船棺文物中，都以虎纹作为图案。巴人认为，白虎是本民族的保护神，自己的始祖死后化为白虎，可以看出，巴人是以白虎作为图腾信仰的。

冬笋坝巴人船棺葬的发掘出土为我们了解巴国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对进一步研究巴人文化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新发现

1987年，四川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市青羊小区住宅楼工地发现了一处船棺葬墓，出土了一件纹饰十分精美的铜壶，上有栩栩如生的羽人划船图案(参见周尔泰《成都出土战国羽人仙鹤纹饰青铜壶说明》，载《成都文物》1988年第1期)。这个发现为研究古代蜀人生产和生活习俗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按羽人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出土的战国至汉代铜鼓纹饰中常见，如云南广南一带出土的铜鼓，其纹饰便有羽人划船图案，船上人均赤身裸体，有的头戴羽冠，船舱显眼部位有一裸体者坐在装饰精致的木架上(参见《云南省博物馆藏铜鼓图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对此，法国学者戈鹭波(V.Goloubw)认为，这类羽人划船纹表达的是“用船送魂”的仪式，它与东南亚婆罗洲达雅克人(Dayakes)超度死者亡灵到天堂所用的“黄金船”相类似(参见〔法〕V?戈鹭波《东京与安南北部的青铜时代》，刘雪红译，载《民族考古译文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印)。达雅克人“引魂”用的“黄金船”，船头、船尾也是用犀鸟的头和尾作为饰物，以便将“亡魂”送到云海中的“天国”(〔法〕鲍克兰《读〈东南亚铜鼓考〉》，汪宁生译，载《民族考古译丛》第1辑，1979年版，第58页)。而船上的羽(鸟)人则为这一仪式的参加者。由于古代铜鼓在西南少数民族中被视为神物，具有沟通人与神的功能，因此，用船“送魂”图案出现在铜鼓上是不难理解的。由此推论，巴人行船棺葬，其目的也在于送魂。对此，前辈学者石钟健先生有过如下论述：“〔巴人〕用船作为葬具，目的在于利用船只、水道，把人的灵魂送回故乡。”(石钟健《悬棺葬研究》附论一《悬棺葬与船棺葬》，载《民族论丛》1981年第1期)。巴人的故乡究竟在何处，由于考古和文献资料不足，目前尚难定论。但是把灵魂送回想像中的故乡的思想，却在用船作为葬具的事实中充分反映了出来。罗开玉先生曾指出，蜀地流行船棺葬，与蜀人沿水路送魂的意识有关(参见罗开玉《中国丧葬与文化》，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此说是很有道理的。此外，古代文献《蜀王本纪》中所言的“汶山天彭门”，其地理位置相当于今四川汶川旋口附近(参见霍魏、黄伟《四川丧葬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110页)，那里两座山峰耸然对峙，岷江穿流而过，若无舟船，显然难以渡过滔滔江水返归故里，与祖先灵魂团聚。值得注意的是，山峰的高大耸天，常被古人视为通往天上的道路，而蜀人船棺葬实为“载魂之舟”(同上，第109页)，其宗教和葬俗意义在此昭然若揭。

船棺葬在古代巴蜀一带的出现和流行，首先与巴蜀先民生产和生活习俗密切相关。从人们赖以为生的自然环境来看，四川盆地江河与溪流密布，巴蜀先民主要利用河道为交通线，这就必须依靠舟楫，故巴蜀是我国古代使用独木舟的主要地区之一。文献记载的古史传说中，就有关于巴蜀先民傍水而居、擅长舟楫的记载。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引《世本》中的记载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箭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独中，众皆叹。

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这段传说不无神话色彩，但其中“土船能浮”及“廪君”率部众乘“土船”沿水路迁徙的故事，则表明巴族确实是傍水而居、长于舟楫的民族，舟船在他们的生产与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由于巴人对舟船怀有特殊的感情，故制造和驾驶舟船本领的高低，遂成为能否担当君王的主要条件。相形之下，蜀人亦是傍水而居和沿水路迁徙的民族。据《史记·武帝本纪》、《华阳国志》及《十三州志》记载：蜀人祖先乃轩辕黄帝之后，由西北南下定居于岷江和雅砻江流域，后又进入地势低洼、沼泽密布的成都平原。蜀人若不长于舟楫，要沿水路迁移或开发成都平原都是极为困难的事。

古蜀船棺葬史

沉睡了3000多年的金沙遗址“一醒惊天下”，数以万计的象牙，精美绝伦的金器、玉器、铜器令世人震惊。至今，金沙遗址还在源源不断地出土各式器物，不断地给人以惊喜。近日，本报曾报道过的黄忠村四组金沙遗址墓葬区内竟然出土了大量的船棺！据考古专家介绍，此次金沙船棺整体“显露真容”，将蜀人船棺的“出生时间”整整提前了500年！这对研究当时成都乃至四川地区的生活、丧葬等习俗具有重要意义。

船棺葬早在西周中期便已存在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三峡和四川东部屡有船棺出土，这里是古代巴国的疆域，船棺也一度被认为是巴人独有的安葬方式。2000年成都商业街船棺的出土，说明蜀人也曾经使用船棺下葬。当时专家普遍认为蜀人使用船棺下葬的具体时间在战国时期。“船棺在金沙遗址墓葬区出现，证明早在西周中期成都地区就使用船棺葬。这一重要发现将蜀人使用船棺作为葬具的时间提前了500年。”在现场的考古专家指着一团深色的泥土，介绍说，由于年代久远，金沙遗址墓葬区内并没有遗留下船棺的实物，但通过船形的木质遗迹，他们依然可以断定，船棺在当时是普遍使用的丧葬器具。

金沙船棺不是地位的象征

记者在现场看到，船棺遗迹虽然形状与成都商业街船棺相近，但要小得多，一般长1米多，大的有2米多。在船棺遗迹中央横躺的尸骨，其脚踝处通常都会有陶罐等随葬物。有意思的是，在遗迹的外围，还散落着不少陶制器具。这些也是随葬物吗？“我们推断，由于船棺体积并不大，容不下太多的随葬品，所以墓主只有将随葬品放置在船棺外。”专家解释说，与成都商业街船棺只在蜀国王公贵族之间流行不同，金沙船棺有可能只是一般蜀人的葬具。当时成都平原河流纵横，很多人以河为生，在船上生活，船就像家一样，因而形成使用船棺葬具的习俗。

金沙宫殿是四合院布局

金沙这个古蜀都邑，豪华宏大，从其祭祀区的出土物便可见一斑。金沙的宫殿会是什么样子呢？在这个墓葬区内，专家惊喜地发现了一处“同”字布局的建筑遗存，它们长度达到50多米，其中还有不少房屋的隔断。专家推断，这有可能就是金沙的宫殿。

墓葬区为何会有宫殿存在？工作人员介绍，在该墓葬区域中一共发现了700多个墓葬，这些都是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的墓葬，是当时一个比较大型的墓地。然而，根据土层和灰坑判断，这个墓地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由早期居住区废弃后演变而成。在发掘过程中，专家发现该区域既有单独的房屋遗存，又有建筑群，“建筑群的分布形成一个罕见的‘同’字，形成一个围合，规模庞大，也许这种建筑就是现在四合院的雏形。”

金沙遗址考古现场

据悉，该墓葬区预计将在3个月后结束发掘清理工作。

在金沙遗址考古现场，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4500年前宝墩时期的古河道。这个河道宽约3米，从整个墓葬区的中间流过，将其拦腰割断。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河道流经区域还意外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的木制房屋基架。记者看到，这倾斜的基架由四根直径80厘米的房梁状木棍纵横交错而成，周围还有一片深色的树皮堆积区。摆放整齐的堆积区犹如房屋的屋顶。“这木棍可不是乌木化石，是真木头，3000年来，还未被风化，保存如此完好，实在太难得了。”专家感叹说，由于河道淤泥的保护，将空气与基架隔离，才将其保存至今。目前这个基架正在清理中，由于它修建在河道边，初步推断它可能是金沙人的凉亭。

鄂伦春船棺葬遗址

鄂伦春“船棺葬”遗址位于嘉荫县乌云河源头，数十年人迹罕至，俗称“鬼难达”。其山红石壁立，姿彩斑斓，如切如刻，如雕如塑，其状或如老翁宴坐，或如巨人站立，或如猛虎欲跃，或如驯鹿觅食。石缝中古松斜出，绝壁直插云天。

石壁洞内有“船形棺”。棺内无头尸体一具。陪葬物有佩刀两把，箭杆、箭簇（铁制）、桦皮筐萝、桦皮筒、桦皮碗各一件，还有鸣镝葫芦、皮带、鱼具、家织布衣与狍皮残片。头盔、兜鍪均无，似曾被盗。洞口有过火树悬立。

石壁前是山间小平原，野花中有成片的黄花、一轮贝母，盛夏野花烂漫，落英缤纷。在乌云河源头，河宽仅数十米，水流潺缓，清澈见底，游鱼悠闲自得，结队而行，全不惧人。

据秋涛《朔方备乘》记载，道光年间（公元17世纪中叶），原“夹精奇里江以居”的鄂伦春人，迁到小兴安岭游猎。又据当代学者考证，当初有玛拉库尔（莫姓）钱（毕姓）、杜能肯（杜姓）、玛哈依尔（孟姓）、恰克其尔（陈姓）、卡日基尔（韩姓）等六个民族经贸部千余人，游猎于上起逊毕拉河，下至嘉荫河流域的原始森林里，他们后来被称为“毕拉尔路鄂伦春”。五代以前鄂伦春的民族为单位聚族而居，冬栖山之阳，夏居水之滨，“鬼难达”背山面水，群峰环绕，渔猎甚易，自然是鄂族聚族而居的“天府之国”。

据《清史稿》记载，毕拉尔路鄂伦春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参加过观音山剿匪，得克金等五人有功，保作“防御”，因该部落尚无其缺，遂拟清照察为左领序头。庚子前后（1900年），毕拉尔路鄂族曾多次征调参战，死于战事者不在少数。从“船形棺”陪葬物及殡葬规模推断，死者是“马上”鄂伦春族首领。

乌云河源头红石壁洞鄂伦春族“船棺葬”遗址发现于1985年7月。是年7月16日，汤旺河林业局蓊翠林场户籍员董树江打猎至此，发现了石壁洞中一棺木。同年8月，伊春市文物站考察组专程考察勘测，并将“船形棺”运回，该棺现存于市文化站。他们在考察时还发现在距洞口不远处有鄂族昔日居住的木屋——“撮罗子”。此后，市文物站的老人莫西力嘎说，他20多岁的时候到过那个地方，曾发现有铜锅，铜碗等，当时称为“鬼难达”。

战国时期船棺葬

一座距今2000多年的战国船棺葬日前在四川省蒲江县的一处工地上被发现。

据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刘雨茂介绍，这座船棺葬位于蒲江县鹤山镇飞龙村的一处小区工地上，3日下午，当工人用挖掘机开挖地基挖至1.5米深时，发现了一段黑色的巨木，随即又在巨木旁发现两件破损的铜器，随即停工并报告了蒲江县文物管理所。

刘雨茂说，这是一座距今2000多年的战国船棺葬，船棺用一根长约7米、直径约1.6米的巨大楠木制成，楠木被平均剖成两半，中间凿空，里面为死者遗体和随葬品。

考古人员在对船棺周边清理时，发现了有楚文化特色的铜壶和铜敦各两件，并发现了许多已经破损的铜器。刘雨茂说：“铜壶和铜敦是战国时期人们用来盛装酒水的器皿，以前还很少在四川出土。从外观上看，这几件文物具有明显的楚文化特征，很可能是从湖北、湖南等地传入四川盆地的。这些器具在2000多年前不是普通百姓家里所能拥有的，墓主可能是蜀王辖下的一个小贵族。”

屈原船棺葬

疑惑

民间相传屈原自沉汨罗江的说法，源于屈原采用的是巴人的船棺水葬（此外还有船棺土葬、船棺悬葬）。内容如下：“关于屈 原自投汨罗江，许多人都想当然以为是屈原抱着石头自己跳入汨罗江里自尽。笔者则相信，这是楚人对屈原采用船棺葬的误传（古代巫教认为自杀者属于凶死，变成孤魂野鬼，不吉通常不会这样做）。众所周知，船棺葬是巴人的文化特点，当初是将船棺放入江河任其漂流而去（船棺水葬，类似埃及人的太阳船，寓意死者升天），以后才改为埋入地下（船棺土葬）或放到山崖（船棺悬葬）。至于划龙舟竞渡，原本也是在追船棺，而不是追溺水人。”

也就是说，该文首次指出：屈原有可能不是自溺身亡，而是正常寿终。不过，由于当时重点是在论述屈原出身于楚国的少数民族巴族，因此没有进一步深入展开“屈原是否投水自尽”问题的探讨。众所周知，屈原生平有许多谜，其中之一是“生之谜”，其中之二是“死之谜”。既然笔者已经重新解读了屈原的“生之谜”，现在就该重新解读屈原的“死之谜”

了。

背景

屈原在作品中虽然多处提及“赴江湘之流”，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就要自溺，更多的是表示决心的文学修辞。

尽管屈原曾经有过自溺的念头，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一定就实施了自尽行为。

屈原在《惜往日》中写有“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独障壅而蔽隐兮，使贞臣为无由”、“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

对此，论者多认为这是屈原最后的作品，创作时间离他自沉汨罗江不会太久（参阅《楚辞全译》，黄寿祺、梅桐生著）。问题是，此文创作地点是在沅水、湘江之间某地的“玄渊”（黑水潭），位于今日湖南省的中西部；而相传屈原投水自尽的地点是在汨罗江，位于湖南省的东北，两者并非一处，而且屈原所到时间亦有前后之别。

据此可知，《惜往日》应写于屈原流放（或流浪，或旅游）在沅湘一 带时，当时屈原情绪非常低落，因而萌生了投水自尽的念头，甚至准备“不毕辞而赴渊”。但是，屈原不仅创作完成流传下来了《惜往日》，而且写得很有条理，说明他的生活并没有混乱，也没有立即结束（当时的载体是竹简，需要一条一条写，然后编成卷；如果要想流传开来，则还需要有人誊写多份，或者有人听到屈原朗诵作品后再传诵给他人）。

作品

关于屈原《怀沙》一文的标题，有人认为“怀沙”是怀念长沙的意思，但是文中只有“汩徂南土”、“进路北次”、“浩浩沅湘”，并无“长沙”的地名。有人认为是怀抱沙石而自沉的意思，写于自沉汨罗江之前。《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屈原）乃作《怀沙》之赋···於是怀石自沉汨罗以死。”

《怀沙》里写有“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论者或以为这些话表明屈原将欲自尽。其实，仔细分析这些话，实际上并无自尽之意，而是在说要坦然面对死亡，无论是欢乐与忧愁，都会随着死亡而去。那么屈原为什么要将此文命名曰“怀沙”？笔者认为，“怀沙”是屈原在临终前选择的一种葬仪方式，即船棺水葬；为防止尸体漂浮，要用沙石固定在船棺内。船棺在水上漂流时，送葬的人要划着船，不停地向船棺里投放沙石（包括食物、死者生前用品和其它的随葬物），促使船棺沉没，以完成葬礼（如果任凭船棺漂流，船棺有可能靠岸而停，尸体将暴露在外）。事实上，端午节龙舟竞渡、向江河里投放粽子的习俗，实际上乃是在模拟船棺水葬的场景。屈原选择船棺葬，既是民族传统，可象征返回故里天国，又可避免被盗墓。

榜样

屈原自述自己的人生学习榜样是彭咸，《离骚》“愿依彭咸之遗则”、“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思美人》“思彭咸之故也”，《悲回风》“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昭彭咸之所闻”、“托彭咸之所居”。那么，彭咸究竟是何许人也？

王逸《楚辞章句》注：“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但是，王逸所说的彭咸其人，以及投水死谏其君的故事，未见于任何其它早于王逸之前的古籍，颇让人怀疑其人其事乃王逸根据屈原投水传闻而逆推出来的。

其实，屈原所说的彭咸，并非一定是一个名叫彭咸的人，也可以是某两个人的合称，例如巫彭、巫咸的合称，或者彭铿（彭祖）、巫咸的合称，类似老彭是老聃、彭祖的合称一样（《论语》“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於我老彭”）。

巫彭，《山海经·海内西经》开明六巫之一，《大荒西经》灵山十巫之一，《世本》云：“巫彭作医”，系古代著名的巫医。巫咸，《归藏》称巫咸为黄帝作筮（用筮草占卦），《路史·后纪三》称神农使巫咸主筮，《世本》称“巫咸，尧臣也，以鸿术为帝尧之医”，《外国图》称“昔殷帝太戊使巫咸祷于山河”，在《山海经》里巫咸相当于群巫之首。《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记有：“帝太

戊（大戊、天戊），雍己弟。用伊陟（伊尹子）、巫咸治国政，殷复兴。巫咸传为用筮占卜的始创者。”

彭铿，即彭祖，颛顼后裔陆终生子六人，其中就有彭祖和季连（楚民族直系祖先）。《列仙传》称彭祖一直活到殷代，为殷大夫，善导引食气，以长寿著称。屈原在《天问》中写道：“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长？”我国徐州一带以彭祖为餐饮业的祖师，相传彭祖为帝尧的厨师，被封于彭城（即今徐州）。根据巫彭、巫咸、彭祖的生平或职业特征、爱好，可知无论彭咸是指巫彭和巫咸，还是指彭祖和巫咸，他们都不曾、而且也不会投水自尽的（对比之下，彭咸更可能系巫彭、巫咸的合称，因两者的名称结构相同、身份职业相同，巫者出身的屈原以他们为人生榜样乃顺理成章之事）。

那么，屈原为什么要以彭咸为榜样呢？这是因为，屈原本名灵均，出身巫者家族（巫职是世袭的，这就是巫咸为什么会出现在不同时代的原因所在），他的故乡秭归正是灵山（即今日巫山）十巫所在地（三峡），因此屈原以古代著名巫者（兼有宗教家、政治家、医生、学者的身份和职能）为学习榜样，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进一步说，巫咸既是杰出的巫师，又曾经参与政事并有所成，完全与屈原的出身和人生抱负相符。据此可知，以彭咸为人生楷模的屈原，同样是不会采取投水自尽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事上，屈原写《离骚》时，尚充满着许多期待，毫无轻生的念头，却在《离骚》中两次表示自己要以彭咸为榜样，显然屈原眼里的彭咸并非以投水死谏而著称。

观点

屈原在作品中明确反对用投水自尽的方式去谏昏君。《悲回风》曰：“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意思是像申徒狄那样背负重石投水自尽又有什么作用呢？申徒狄的故事见《楚辞全译》引《庄子》：“申徒狄谏纣不听，负石自沉于河。”事实上，自杀属于凶死，其魂魄将成为孤魂野鬼，难以招魂，相当不吉，屈原作为巫者出身对此有着深刻了解并非常忌讳的。

关于屈原自沉汨罗江的说法，未见于屈原的学生或晚辈宋玉的作品《九辩》、景差的作品《大招》（著作权有争议）中，也未见于楚国史书中。

晚于屈原的无名氏所作《楚辞·渔父》记有屈原的话：“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但是，《渔父》并非屈原的作品，而是后人以屈原生平遭际创作的系列独幕剧之一，不能用来证明屈原确实投水自尽。

自杀之说

首先记述屈原投水自尽的人是汉初学者贾谊（公元前200年－前168年），他在《吊屈原》一文中说：“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仄闻屈原兮，自湛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显然，贾谊是从当地百姓流传的故事中，获知屈原自沉汨罗江而死的情节的。此后，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亦采纳其说“（屈原）於是怀石自沉汨罗以死”、“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长期以来，从来没有学者认真地分析民间关于屈原自沉汨罗江的传闻是否属实，而历代论者在未曾论证其真实性的前提下，就纷纷推论其自尽的原因，或谓殉国，或谓洁身，或谓殉道，或谓尸谏，或谓回归母体，还有人猜测屈原是被赐死或被谋杀而投入水中的，显然这些观点存在着先天不足。

屈原在作品中反复表白自己“故重著以自明”，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必要选择投水自尽。这是因为，屈原在被放逐的生存环境中，已经生活了许多年，没有理由再选择一个突然的自尽行为，而且这种投水自尽行为也不能够起到表白自己的作用。此外，流放的生活，使屈原摆脱了官场的险恶和紧张的心情，这也有利于身心的健康（屈原能够进行大量的文学创作，表明他有着相应的经济来源）。

屈原热爱生活，志向远大，追求长寿。《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涉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屈原在作品里自称“年既老”，可以表明他年事已高。与此同时，屈原对花草树木有着深入的观察和了解，作为巫者出身，他当然也有着相当的医药保健知识，因此他的身体应当是保养得不错的（屈原喜欢佩戴香草，这有益于驱蚊虫和健身）。

出生时间

事实上，屈原是高寿而终。屈原的出生年代，众说不一，大体在公元前353年～前335年之间，笔者暂取郭沫若的公元前340年说（实际上更可能的应是公元前343年）。屈原的去世年代亦众说不一，多数学者认为是公元前278年，亦即秦国大将白起攻陷楚国郢都的那一年，屈原因绝望而投水自尽（时年62岁）。但是，屈原在记述郢都沦陷的作品《九章·哀郢》中，却分明说自己“至今九年而不复（指返回郢都）”，表明该文写于楚国郢都沦陷9年后，亦即公元前269年；它可能是流传下来的屈原晚年的作品，中“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乃垂暮之言。也就是说，如果屈原死于写《哀郢》的那一年，他至少已经是71岁的高龄了。如果屈原写完《哀郢》后又活了几年，那么他的寿命恐怕在孔孟之间（孔子73岁，孟

子84岁）。

内心世界

屈原在作品中虽然不断地诉说自己的痛苦心情，但是他已经超越了“承受痛苦”的阶段，而是升华到“体验痛苦”的层次。一般来说，承受痛苦会严重摧毁人的身心健康并使人绝望，而体验痛苦则是一种心态的超脱，或者说是在把“痛苦”当成了体验和研究的对象。

屈原在《天问》中一口气提出174个问题，涉及宇宙起源、人类起源、历史事件，表明屈原具有非常博大的胸怀，拥有这种胸襟的人，是不会自杀的。

自杀质疑

为什么民间会产生屈原自沉汨罗江的说法？一种情况是，当地百姓出于对屈原的景仰和同情，相信屈原是自沉汨罗江而死的。另一种情况是，当地百姓对屈原的特殊葬仪产生了误会而形成的。事实上，汨罗江位于湖南省东部，靠近江西省的地方，当地百姓对巴人的船棺水葬原本毫无所知；因此，当地人见到屈原死后使用的船棺葬时，便误传为屈原是自沉汨罗江而死。

为什么绝大多数学者也相信屈原是投水自尽的？一是屈原曾经在作品中流露过投水自尽的念头。二是王逸对“彭咸”的注释起了很大的误导作用。三是许多学者都因同情屈原的不幸遭遇，而忽略了理性的全面的分析。四是长期以来，人们不了解巴族的船棺葬习俗，并忽略了屈原故里是古代巴族聚居地，以及屈原本名灵均、出身于巴族巫师家庭的情况。五是人云亦云。

猜测

屈原故乡秭归的龙舟竞渡，至今仍然传唱着古老的《招魂龙船歌》。与此同时，江西一些没有条件进行龙舟竞渡的地方，每年端午节，百姓要抬着龙船登高游街市，号称“迎鬼船”。凡此种种，均表明龙舟竞渡的本意是追赶船棺，即为船棺送葬。船棺葬是巴族特有的习俗，近年在重庆地区（古代巴国都城所在地）多有出土。根据已出土的船棺来看（最大的长18米），船棺系由整木削凿成船形（利用火烤焦木头，可以很快挖出船形），内可置棺椁，其象征意义与埃及太阳船相似，寓意死者经船去往天堂并获得再生（古人认为太阳西落后，要经过地下水路，才能重新回到东方，并再次升起）。

综上所述，笔者相信屈原是高寿自然而终，由于他出身巴族，采用的是船棺水葬（其它的方式还有船棺土葬、船棺悬葬），被楚国当地百姓误传为是自沉汨罗江而死。事实上，屈原坚持民族葬仪，在汨罗江实施船棺葬，使他的去世产生了某种轰动效应，有利于传播他的主张、理想和作品，同时也把龙舟竞渡的文化风俗传遍了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