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天津十五烈士纪念碑 |
释义 | 基本概况天津十五烈士纪念碑位于现中山公园南侧,它铭刻着大革命时期牺牲的十五位英烈的光辉事迹,记载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令人难忘的一段历史。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统一战线形成。天津和直隶省共产党员于方舟、江浩、李锡九也出席了这次大会。会后,他们回到天津,很快在英租界义庆里40号(现南京路义庆里21号)筹建了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国民党直隶省、天津市两个执行委员会机关(简称省、市党部),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党、团员都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江浩担任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负责人,于方舟任执行委员,共产党员辛璞田、江震寰先后担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常委,负责市党部的工作。1925年底,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入天津后,国民党的活动公开了,于是将义庆里40号的省、市党部迁至老铁桥大东旅社(今东北角长途汽车站)。1926年3月,国民军在中外反动势力夹击下撤出天津,奉系军阀卷土重来,查封了大东旅社,党及其领导的群众组织被迫转入地下,于是又恢复起用义庆里40号,但仅有国民党市党部在这里办公,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天津地委书记在这里主持工作,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同时为了确保安全和工作方便,地委在同一胡同的另一端17号设立机关,由地委书记李季达常驻那里负责具体工作。 奉系军阀占领天津后,褚玉璞当上了直隶保安司令。他出身土匪,乖戾残暴,对革命党人进行疯狂镇压。到1926年下半年,白色恐怖更加严重。10月,在裕大纱厂捕获国民党员3人,在严刑讯问下,被捕者背叛了革命,泄露了国民党在津活动的内情。同时保安司令部获得“共产党人在各租界设立机关、秘密活动”的报告。随后,大破坏、大逮捕开始了。11月23日下午,天津警察局勾结英租界工部局,前往义庆里40号的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查抄,封闭了机关,将在机关办公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革命派江震寰、邬集中、王纯善、马增玉4人逮捕,将《国民党党纲》、《孙中山演说集》和许多宣传品、文件等,连人带物一起送交英工部局。并派暗探在义庆里“卧底”,以便逮捕前去机关的革命同志。 江震寰等被捕后,在《华北晚报》工作的共产党员及时发出消息,以使同志们闻讯从速躲避。但由于许多同志没有看报条件,结果又有许凤山、徐建中、孙宝山、王鹤洲、孙一山、倪家志、王建文、马自芳、王益三、赵玉良、韩玉亭等11人先后被捕。事后,经英国工部局调查,证明他们确系国民党员,查抄的文件、书籍也全是国民党的,本不想引渡,但由于军阀当局多次派人向英国领事交涉,直到通过外交部干预,英国方面妥协了,遂用两部汽车将被捕者引渡给天津警察厅。在那里,十五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革命派人士受尽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但他们毫不屈服,表现了革命者的英雄气概。 在这期间,广州国民政府曾致电英国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声明:倘被捕诸人受害将令英国政府负责,即将来诸人被开释,应该赔偿损失。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响导》周报刊载题为《天津英租界引渡国民党员之严重意义》的署名文章,指这一严重事件是“英国帝国主义致奉鲁军阀的见面礼之一”,揭露“租界是摧残革命运动助长反动势力的根据地”。同时,组织上派人来津对被捕同志进行了营救工作。 1927年4月18日清晨,军阀头子张作霖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遥相呼应,下令将共青团天津地委组织部长、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常委江震寰等十五位革命志士以所谓“组织党部,宣传赤化,阴谋暴动”的罪名押赴刑场(今南市食品街)枪杀。在开赴刑场途中,江震寰等高呼革命口号,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沿街群众被他们的英勇壮举所感动,潸然泪下。他们牺牲时,巍然屹立,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国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将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为人们崇敬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天津的十五位烈士。 1931年,天津各界人士为纪念他们,在中山公园立碑公祈。碑文中除记述十五烈士之外,另将新军阀混战时死于1930年的张志全、王弢楼二人补入,成为“十七烈士”。国民党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欺骗人民美化自己罢了。此碑“文革”中被遗弃,埋入地下。1984年天津市人民政府复立此碑,并列为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又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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