猗顿与盐业

猗顿与珠宝

táo yī ㄊㄠˊ ㄧ

陶猗

古代富商 陶朱公 ( 范蠡 )和 猗顿 的并称。后泛指富人。 晋 葛洪 《抱朴子·擢才》：“结绿玄黎，非 陶 猗 不能市也。千钧之重，非 贲 获 不能抱也。” 明 方孝孺 《寿善堂记》：“惟年之修短出於天，天所不与，虽有 陶 猗 之富， 赵 孟 之贵，不能延其年於须臾。” 清 杨绳武 《六朝论》：“至於沉末之品，凡琐之材，虽有 陶 猗 之资，不敢妄参乎时彦。”

范蠡 ，字少伯，生卒年不详，汉族，春秋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谋士和实业家。后人尊称“商圣”。他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相识、相交甚深。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国，辅佐越国勾践。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变官服为一袭白衣与西施西出姑苏，泛一叶扁舟于五湖之中，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乃我国儒商之鼻祖。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事迹和思想

1）卧薪尝胆 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槜李之战（今浙江嘉兴），吴 范蠡彩像

[1]王阖闾阵亡，因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周敬王二十六年（西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今无锡太湖马山）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5000兵卒逃入会稽山。范蠡遂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越国，“人待期时，忍其辱，乘其败……”“持满而不溢，则于天同道，上天会佑之；地能万物，人应该节用，这样则获地之赐；扶危定倾，谦卑事之，则与人同道，人可动之。”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2）从商经历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太平广记·神仙传》有老子“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一说。在吴地（今无锡太湖一带）叫人制陶，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中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3）隐退　范蠡认为在有功于越王之下，难以久居，“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深知勾践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难与同安乐，遂与西施一起泛舟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激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 （4）经济思想 “劝农桑，务积谷”、“农末兼营”、“务完物、无息币”、“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 等至今对现代的经济建设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5）军事思想 范蠡的军事宗旨：强则戒骄逸，处安有备；弱则暗图强，待机而动；用兵善乘虚蹈隙，出奇制胜。为后世称道并沿用。范蠡著名的经济思想：“劝农桑，务积谷”、“农末兼营”、“务完物、无息币”、“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等至今对现代的经济建设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猗顿，战国时魏国人。猗顿是其号，姓名与生卒年代已无可考。他是我国战国初年著名的大手工业者和商人，为山西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战国时大工商业者。原是春秋时代的鲁国的贫寒书生。他在生计艰难时，听到范蠡弃官经商很快致富的消息，于是，“往而问术”。范蠡告诉他：“子欲速富，当畜五(母畜)。猗顿千里迢迢来到西河(今晋南一带)，定居于猗氏王寮，大畜牛羊，后又兼营盐业，十年之间，成为与陶公齐名的巨富。

猗顿与畜牧业　《史记集解》引《孔丛子》说：猗顿原籍鲁国，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年轻人，“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饥寒交迫，艰难地生活着。正当他为生活一筹莫展的时候，听说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在助越灭吴，辅成霸业后，便弃官经商，将另一谋臣的富国之策用之于家，遂辗转至当时“天下之中”是定陶(今山东定陶)，“治产积居，与时逐”，19年间获金巨万，遂成大富，因号陶朱公。猗顿羡慕不已，试着前去请教。陶朱公十分同情他，便授与秘方：“子欲速富，当畜五牸。”牸即母牛，泛指雌性牲畜。陶朱公是根据猗顿当时十分贫寒，没有资本，无法经营其他行业，便让他先畜养少数牛羊，浙渐繁衍壮大，日久遂可致富。这对于猗顿来说，确是一个切合实际的致富办法。于是，猗顿按照陶朱公的指示，迁徙西河(今山西西南部地区)，在猗氏(今山西临猗境)南部畜牧牛羊。当时，这一带土壤潮湿，草原广阔，尤其是猗氏县南 20里处的对泽，为一片面铲很大的低洼地区，水草丰美，景色宜人，是畜牧的理想场所。猗顿最初就在这里放牧<史载该地明清时尚存有猗顿宅和猗顿墓)。 由于猗顿辛勤经营，畜牧规模日渐扩大， “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因起家于猗氏，遂号猗顿。致富后的猗顿为了表达对陶朱公的感恩之情，在今临猗县王寮村修建了陶朱公庙。 猗顿能以畜牧而富拟王公，其畜牧规模之大可以想见，他为当时晋南一带畜牧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他以牛羊而致富的过程，也为他积累了一定的商业经验。

猗顿与盐业

在经营畜牧的同时，猗顿已注意到位于猗氏之南的河东池盐，他在贩卖牛羊时，顺便用牲畜驮运一些池盐，连同牲畜一起卖掉。在此过程中，认识到贩运池盐是一条获利更大的致富途径。于是，他在靠畜牧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后，便着意开发河东池盐，从事池盐生产和贸易，成为—个手工业者兼商人。 战国时代山林川泽之利的开发，虽然为官府控制，但官府不直接经营，而是用抽别十分之三的税的办法让“民”去经营，但这种“民”决不是一般的手工业者，而是一种有钱有势的豪民。因为这种开发需要大量的投资，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正如《盐铁论·禁耕》所说： “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猗顿即属于豪民，因此才有力量去开发河东池盐，而直接生产者当是依附于他的贫民、雇工等。 雍正《敕修河东盐法志》卷一说：河东池盐为“池水浇晒之盐，可直(接)食用。不须涑治，自成颗粒。”即将池水挠在地上，凤吹日晒后即可成为颗粒状食盐，不需要煮炼。 因此，《左传·成公六年》中称其为“国之宝”。正因为河东池盐为天然之美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猗顿便不断扩大池盐的生产与销售规模，使他成为当时我国著名的大富豪。 据说，猗顿为了更加有效地经营池盐，加快贩运速度，还试行改变驴驮车运的落后的运输方式，欲以舟运，开凿了山西地区第一条人工运河。据乾隆《临晋县志》卷六记载，这条运河从河东盐池起，通于五姓湖，又从五姓湖至蒲坂(今山西永济市)之孟明桥入黄河，遥遥百里左右(这基本是后魏时永丰渠的路线)。只是因黄河泥沙淤塞渠口，未能使用。关于猗顿开凿运河，目前尚未得到原始资料的佐证，我们只好存疑，这里仅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其可能性，从客观需要方面讲，开凿这条运河，不仅是运输池盐的需要，也是保护池盐的需要，因为河东池盐最忌客水(外来之水)浸入，破坏池盐生产。运渠可以引走客水，保护盐池。此后永丰渠的开凿也是出于这个目的。从地形上看，这—线地势平坦，无山石阻隔，工程难度不大。从生产力水平考虑，当时铁制工具已广泛使用，大大增强了人们开发水利的能力，春秋时吴国开凿的邗沟、战国初期魏国邱地开凿的12条引漳水渠、魏惠王时开凿的鸿沟等足以证明猗顿时已有能力开凿那条运河。从财力上讲，猗顿当时己成巨富，有力量兴修运渠。当然，历史事实需要充分的资料说明，这个问题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讨。

猗顿与珠宝

《尸子·治天下篇》说：“智之道，莫如因贤。譬之相马而借伯乐也，相玉而借猗顿也，亦必不过矣。”《淮南子·汜论训》也说：“玉工眩玉之似碧卢(一种美玉)者，唯猗顿不失其情。”猗顿对珠宝有着相当高的鉴赏能力，以致可以与伯乐相马相提并沦。由此可以推测，猗顿在经营池盐的同时，可能还兼以贩卖珠宝，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