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境神学

中国教会的简介

处境神学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种注重把信仰同具体生活，把《圣经》同具体处境结合起来的基督教神学思潮，“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一词最早由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神学教育基金的两位负责人科（Shoki Coe）和·萨普西齐安（Aharoan Sapsezian）在1972年《服务与处境》的报告中提出。认为“处境化”一词除适用于“本色化”（in-digenization）一词所包含的内容外，还考虑到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当时面临的世俗，科技进程和争取人类正义的斗争等具体境况。其范围广泛，形式各不相同。

中国教会的简介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基督教两会首先恢复了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继而又有上海华东神学院、北京燕京神学院、沈阳东北神学院、武汉中南神学院等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复校或开办。

一、中国教会的复苏与神学教育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基督教两会首先恢复了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继而又有上海华东神学院、北京燕京神学院、沈阳东北神学院、武汉中南神学院等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复校或开办。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事业展开了它新的历史篇章。神学教育也渐渐从单一满足讲台事奉转向它的大载体（中国社会），神学体系也渐渐丰富起来，使之更好地服务教会，服务社会，服务人群。神学院与神学教育渐渐为广大教牧人员和广大信徒所困惑，这个“神学”使人既感到亲近又感到遥远。它的内涵和任务到底是什么？1992年丁光训主教也是中国教会最早阐述神学定义为“神学是教会在思考”。进而在《丁光训文集》里更是将这种神学思总结考总结为如何把基督教的信仰和生活的现实结合起来，成为既合乎理性又具有超越能力的理论。因此神学就是教会在具体看的见的事工中进行的行动和思考，是通过参与和反思教会信仰而有的，是进行时，而不是过去完成时或一般将来时。这也是当代神学家约翰·麦奎利（Then Macqqrrie）定义的“神学是通过参入和反思一种宗教信仰，力求用最明晰和最一致的语言来表达这种信仰的内容”有异曲同工的意境。

二、中国教会的现状与处境神学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基督徒总数约为70万人，发展到今天，短短50多年时间其保守数字有1600万人，（中国教会还有特殊时期的停滞期）这是近30倍的发展数字。数字是可喜可贺的，但中国教会信徒的自身素质和信仰素质都是为人担忧的，那种穷、苦、死的清教徒式信仰和功、名、利的功利主义信仰成为中国教会健康有序发展的自我障碍和为广大民众所嗤之的宗教。同时，也成为当今教会有志之士为之呐喊和奔走的动力。陈旧的神学思想并狭隘闭塞的圣经观，使中国教会走进自我的沼泽地。这从《怎样读圣经》一书和季剑红长老在山东省两会一次神学思想建设会议上的讲话（季剑红长老在探访一位老姊妹时，老姊妹病很重，却发现她将圣经枕在头下）可见一般。于是在1998年济南会议提出神学思想建设不久的2000年全国两会在我们青岛组织召开圣经观研讨会。会上丁光训主教要求与会人员并号召全国信徒应当树立正确的圣经观，让圣经在这个社会全面的多角度的诠释自我的内涵。

今天中国教会的处境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了，中国教会所处的是一个日益变化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教会只有认清自己的真实处境和本色面目，才能真正建设有丰富恩典的本色化、处境化的中国教会。基督教思想史告诉我们，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就是不断适应新的处境而由古代发展到现代的。教会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时代变了，处境变了，但圣经真理却是不变的。在这样一个变迁的处境里有许多已经变化了，这就需要我们用从不变的圣经真理中寻求与社会义社会相适应的切入点。这是神学处境化的必然，也是为了办好教会，发展教会。

神学思想不能离开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也就是任何神学的思考，它都是一个处境化的思考。基督教的神学与处境是分不开的。由此我们不能不发现20世纪后期兴起的处境神学的重要性，它对今天加强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是富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处境神学是指从一定范围的生存处境出发，努力发掘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的生存处境的神学意义，并力求对这种处境中的深层问题作出神学回答的神学。从其定义中不难看出，处境神学的任务是在中国的处境发展中国的基督教神学，反对把在其他处境中发展的神学作为中国教会神学实践的标准，强调中国的基督教神学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处境。反对那种没有选择的沿用和不假思索的套用，那都不是处境化的神学。处境化不是地方化，是个广义的概念而非狭隘的概念，处境化是历史的此刻中把地方的状况向世界的状况敞开。因此，处境神学是开放而非封闭的，是历史的而不是目光短浅的或功利的。处境神学不是在本国中找到基督教的特色来代替基督教而丧掉圣经，而是要在自己的处境寻找沟通的对话，用自己的背景和处境来理解它，诠释它，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和形式来表达它，以让人能理解和接受。中国教会的三自爱国运动，以及由“三自”到“三好”都是中国教会在不同时期不同处境最好见证的诠释，是符合教会史和中国处境的，也是上帝对中国教会的异象。

处境神学有别于从前的本色化神学、乡土神学等强调自我的洁身自好的思潮，它们更多关注神学与传流的结合，也不同于西方神学。它不是将西方的神学用中国人的术语表达出来，而是从根本上反省福音本身的内涵，更看到神学与所处现实社会的关系，使人看到上帝在中国的时代信息和奇异恩典。是一种超时空的活的气息和生命，以使在不同的时代和处境中表达和见证信仰，活出信仰，更为广大的中国民众所欢迎，所认同。

三、中国教会发展对处境神学的借鉴

首先，中国教会神学思考必须面对人的生存环境，必须立足社会处境，人的特点是社会性存在，而宗教正是人的这一社会性的表现。人的信仰离不开其生活，经历和体验，中国基督徒的神学思考任何时候都无法摆脱其所处的社会场景，中国基督教不可不顾及其信仰见证的外部氛围。其次，中国教会的神学是思考必须正视其历史处境，承认其具有历史性和历史感。基督教既有它启示的一面也有它历史的一面。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基督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这是中国教会进行神学思想建设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再次，中国教会神学思考必须回应其政治处境，宗教的超越并不意味着与政治毫无关系，基督教的社会存在就是一种政治性的存在，它是由不得你人为选择的。但我们却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神学来回应，回报我们的政治社会。最后，中国教会神学必须认清其文化处境并信徒的思想感情，神学就是教会在思考，思考就是一种文化的行动，它表达信徒的一种信仰感情。这也是中国教会神学思想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好信徒。

陈泽民牧师在《丁光训文集》前言中特别强调“不思考的教会是僵死的，教条式的，是捆绑灵魂的守笼”。这正是我们的警钟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