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宋李公麟商山四皓图

【类别】中国古画

【年代】宋代

【文物原属】私人收藏

【文物现状】辽宁省博物馆藏

【简介】

纸本，墨笔，纵：30.7，横：238厘米。藏

此图卷以白描手法分别画秦末高士东园公、甪里、绮里季、夏黄公四人避乱隐居中商山的故事。入清宫重装时中间以黄绫隔水断开。整幅作品笔致纤弱工谨，清秀典雅，取材于隐居生活、文士会友，与士人画关系密切。画风技法近于南宋牟益，故成画时代当在南宋，旧题“李公麟”作，难以为信。此卷宋元明流传过程不详，明末清初曾为黎惟敬、高鉴、钱士弘、星严、梅清诸家递藏，见于《石渠宝笈重编》、《石渠随笔》著录。

“商山四皓”是中国传统的人物画题材。而将“商山四皓”与“会昌九老”在一卷上绘制，则是宋人才有的做法。据画史著录，李公麟曾经绘制过这一题材，辽宁博物馆藏有宋无款《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合卷，为南宋时期的作品，在有关此题材的卷轴画中，当是最早的纸本绘画作品了。此卷描写四皓及九老幽隐恬淡的隐居生活，四皓、九老或观棋，或远望，或拄杖，或会友，完全是当时文土家居生活的写照。笔致工谨精细，尚有李公麟白描的遗意，画风接近年益，清秀典雅。此卷宋、元、明流传过程不详，明末清初曾经黎惟敬、高鉴、钱士弘、星岩、梅清等诸家递藏，见于《石渠宝笈重编》、《石渠随笔》等画目著录。历代画目著录和流传后世的“商山四皓图”、“会昌九老”图绘多为单绘，即《商山四皓图》与《会昌九老》，为自成专题的绘画图本，与辽博所藏图本有所不同。辽宁博物馆所藏为合卷，将“商山四皓”与“会昌九老”故事两大题材作为一个共同的题材而加以描绘，忽略了近一千余年的历史间隔。这一创意确实比较罕见，但由之亦可看出，这两个故事早在两宋时期就已经非常深入人心了，所以也才有将两种题材合并为同一的创绘。

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日：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日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

《汉书王贡传》：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洛山中，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闻而召之，不至。其后吕后用留侯计，使皇太子卑辞束帛致礼，安车迎而致之。四人既至，从太子见，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为重，遂用自安。

这是商山四皓的最初文本。商山四皓为秦遗民，因避秦苛政而退隐山林，后被吕后用张良计将他们请出辅佐太子，从而打消了刘邦另立太子的念头。四皓的隐退与进入宫廷都获得成功，这在历代士夫文人心目中产生了深刻的共鸣。或退隐山林以去危求安，或从政以辅佐君主匡定天下，无论四皓退居林下的隐逸弈棋还是身在朝堂与君王的共出入，都成为土人可遵依的价值典范。对于后世的文人来说，四老的去危求安，暗合了他们既想实现雄心抱负又要明哲保身的心理和浑处乱世的需要，这一题材所以才成为诗文、绘画一再表述的主题。

四皓在人们的心目中，往往是高隐和道德文化的象征，由于政治功业参与其中，“商山四皓”成为文人土夫政治理想的寄托，通过对四皓闲居文事的描述，借以寄托文土自身的精神抱负。

经考古发掘，人们发现了两汉时期有关《商山四皓》的绘画作品，朝鲜平壤博物馆藏有汉代彩漆绘《商山四皓》(题《南山四皓》，见林树中主编《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一卷)、河南邓县出土南朝砖画《南山四皓》，这是最早的有关四皓的绘画作品。早在两汉时期，有关四皓的绘画图本就已经传遍祖国南北大地了。

从8世纪起，此题材的绘制在著录中也开始频繁起来，仅从《宣和画谱》著录看，流入宣和内府收藏的有关商山四皓的题材，即近二十余幅，可见其数量之多。李思训、王维、石恪、孙可元、祁序、支仲元、李公麟等人均绘制过这一作品，流传到现在的有宋人《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辽宁博物馆)、马远《商山四皓》(海外)、戴进《商山四皓》)(故宫博物院藏)、戴进《商山四皓并四聘图》五轴、吴伟《商山四皓》、萧晨《商山应聘图》等，由兹可见四皓题材在人物画题材中所占的比例。这一图本在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被重新激活，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