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可进（1666——？）字东峰。清代甘肃白银市靖远县人，行武出身，时任甘州提督。康熙五十二年（1713），可进任北京城内外巡捕南营游击，后升任参将。雍正元年（1723）春，清廷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率兵进驻西宁，宋可进为参将往援，在镇海堡斩敌获胜；十一月，罗卜藏丹津反叛，攻西宁至南川口，清兵据守申中堡，被敌围困，宋可进率部驰往增援，内外夹击，使敌败逃，随率部进军北川新城，将盘踞之敌部两千余人击退，可进以功擢升为副将。二年正月，原驻扎在西宁东北部郭隆寺的章嘉胡土克图之胡必尔汗操纵寺内众喇嘛练兵策反，年羹尧兵分三路征讨。可进兵出北路，沿途摧毁敌寨七所，于郭隆寺外击伤敌众六千余人。其后不久，又与四川提督岳钟琪分道深入，平定青海叛乱，以功升任陕西甘州提督，署安西总兵官，授三等“阿喇哈哈番”世职。当年闰四月，庄浪卫谢尔苏部落叛乱，占领桌子、棋子两山，并与新疆噶尔丹密谋互为犄角。可进受命随从岳钟琪出征，围困桌子、棋子两山，与敌激战七昼夜，身负重伤，仍继续拼杀，直捣敌巢，荡平叛乱。四年二月，可进署陕西凉州总兵官，谕旨补授直隶古北口提督，陛见，复任陕西甘州提督，先后署安西、甘州、凉州等处总兵官。

宋可进领兵清廉，礼贤下士，出入简朴，深受部下及士民拥戴。雍正皇帝深为器重，三年二月，亲书一“福”字赐予可进，以示嘉奖。后来可进曾二十二次向皇帝上陈奏折，均获得御笔批示。乾隆六年（1741），可进归故里，宋可进解甲归田，卒于故里大芦子，后病卒，授昭勇将军。

幼时，家道已沦于寒微。出于生计，青年可进曾流落于甘州（张掖）佣工度日。在此，他继承祖上衣钵从戎。在军中，曾任京城内外巡捕，南营游击加一级，由于忠于职守遂升任参将。

雍正元年（1723），西蒙厄鲁特部入侵西藏，雍正帝命川陕总督年羹尧征讨，可进以京营参将随军进剿。年羹尧的队伍刚到青海镇海堡，立足未稳，被叛军围攻。可进率精锐之师激战六昼夜，斩叛匪首级600余，擒获敌酋多巴囊素阿旺丹津，首战告捷。11月，罗卜藏丹津反叛，进攻西宁至南川口，将驻扎在申中堡的清兵包围。可进率部增援，与申中堡守备马守仁内外夹击，大败叛军。随后，可进率部进军北川新城，将盘踞之敌两千余人击退，以战功擢升为副将。第二年春，西宁郭隆寺的章嘉胡土克图之胡必尔汗操纵寺内众喇嘛策反作乱。可进率部进剿，沿途摧毁敌寨7座，焚烧敌据点70多个，配合提督岳钟琪主力，击敌6000余。2月初8，可进与总兵黄喜林、提督岳钟琪三面包围敌酋罗卜藏丹津的老巢哈喇乌苏，黎明发起攻击，歼敌万余，迫使罗卜藏丹津西逃准（口加葛读ge）尔。同年四月，可进受命随从岳钟琪征讨盘踞在桌子山、棋子山的叛匪谢尔苏部落，与敌激战七昼夜，一日接战数次，身负重伤仍继续拼杀，终于攻破敌巢，讨平叛乱。可进被提升为陕西凉州总兵官，谕旨补授直隶古北口提督。雍正七年为岳钟琪部精选调拨骑兵1800名，步兵600名，并每千名委派千总四员，把总六员，以备调遣，为国效力。雍正九年，川陕总督查郎阿在可进标署挑选精壮兵士3000名，并将其标署中、左、守城三营三参将各领1000名，且一切军装器械骑驮马匹俱整顿齐全，前赴金塔寺镇守和在甘州各要道布防，使叛贼余孽不敢进犯。

可进提督在青海、河西任职数年，军功卓著，且“镇静不扰，善抚下居，恒出入不设仪仗，不御肩舆，署不张盖。将、吏劝之，答曰：‘甘州人悉识我，何自托异为？’”（《朱批谕旨》34册52页）

宋可进不但能征善战，韬略出众，而且直言敢谏。在坐镇河西时，了解到宁夏镇营地处边塞，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而在职的总兵却已七十二高龄，自己行动已不便，岂能镇守边塞要地？可进据实向朝廷上奏，雍正帝准奏，及时调换。

宋可进的忠勇深得雍正皇帝器重。雍正三年（1725），帝亲笔书写“福”字赐予可进（现由其后裔宋之久珍藏）。可进曾22次向帝上奏，均获御批。雍正帝曾下谕可进：“尔与前冬去春为国效力，建立如此大功，然尔不可恃功骄傲，或致举动乖违，有干法纪，较前更当自爱，以图永久。”其间足见君臣关系非同一般。

乾隆六年（1741），

关于宋可进的外号“宋牦牛”的由来，史志典籍均记载：因多力善搏，骁悍勇猛，时人送外号“宋牦牛”。然笔者在故里大芦子听父老讲：当年可进在青海围剿桌子山叛匪时，因其山形同一桌，三面都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通道被重兵把守，久攻不下。后可进采用“牦牛阵”一举攻破桌子山，故人颂“宋牦牛”、“牦牛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