赊旗（今社旗县城），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南阳盆地。赵河、潘河在该镇交汇后入唐河，由唐河南下至樊城转汉水可直抵汉口；由赊旗北上，陆路经裕州有驿道通洛阳、开封及山陕；东北行由舞阳县北舞渡入沙河抵周家口，转贾鲁河北上可达开封，顺沙河东下则进入安徽。

赊旗，清代属南阳府南阳县。其兴起应是在康熙初年，到雍正时已初具规模。雍正二年《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碑记言：“赊旗店四方客商杂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卖货行户原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卖载者二十余家。” 乾隆以后该镇商业迅速发展。

赊旗商业以山陕商人为主，而山陕会馆的修建经费均来自两省商人的集资，故会馆的修建过程也大体反映了赊旗商业的发展脉络：从清初到乾隆是该镇商业迅速兴起阶段，乾隆四十七年春秋楼的落成可以说是赊旗商业繁荣的象征，也是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该建筑面阔七间，高30余米，雕梁彩绘，金碧辉煌，民间有“赊镇有个春秋楼，半截插在天里头”之谣。[2] 嘉庆道光年间该镇商业进入鼎盛，会馆的一系列营建主要集中于这数十年中，陆续修建了大殿、两廊、群房、悬鉴楼和琉璃照壁等，并铸造了一对重达五万余斤的铁旗杆。嘉道年间会馆主体建筑的修建未见具体资料，不过从一对铁旗杆耗资3000余两推论，会馆的主体建筑至少耗银数万两。咸丰年间赊旗屡遭兵燹，会馆建筑多被焚毁，同光年间山陕商人集资大规模重建，反映了赊旗商业在战乱之后的振兴。

赊旗山陕会馆的历次修建也多采取集资方式，利用会馆各碑所镌参与集资的商号名称及其捐款金额，我们可对该镇商业做进一步的考察。

乾隆四十七年《创建春秋楼碑记》镌有捐资商号423家，共集资8068两。从该碑开列的各商号捐资数额来看，此次集资采取的应是抽厘方式。其中抽厘最多为130两，超过100两者一共只有5家；抽厘不足1两者38家，最少者仅2钱2分。看来这些商号的经营规模都不是很大。乾隆年间参与集资的商号中可以区分出行业的有：粮行、粉局、花店、花行、油坊、醋坊、席铺、木铺、铁铺、杂货铺、瓷铺、碗铺、琉璃店、皮袄铺、衣铺、染坊等。

嘉道年间修建会馆的集资未见记载。民国十二年《重建山陕会馆碑记》、《重兴山陕会馆碑记》记述了同光年间重修会馆的集资经过，此次集资包括“抽厘”和“认捐”两部分：其中“抽厘”从同治八年至光绪十六年，共抽收厘金72800余两；由于工程浩大仍不能满足需要，故又发起募捐，并得到“同乡大宗捐输”，共获捐款14930两；两项合计87700余两，全部用于会馆的重修，在已知河南众多会馆的修建中是耗资最巨的。两碑分别镌刻了从同治八年至光绪十六年“山陕商贾连年抽厘”集资，以及光绪年间“同乡大宗捐输”的名单和数额。我们分别考察。

《重建山陕会馆碑记》列有抽厘商号383家，共抽收厘金69613两。其中抽厘金额最高者6933两，超过1000两的共计12家；抽厘金额最少者为8两，计有18家；这些商号的经营规模与乾隆时相比显然已是天壤之别。此外，该碑另记有“零星小宗厘金”2165两，应是抽厘不足8两未被刊名列碑的商号的累积数，这些小商号数量至少会有300余家（以平均抽厘7两计算），也可能更多得多。

《重兴山陕会馆碑记》列有参与认捐的商帮商号捐款125宗，共捐银14832两。其中捐银最多者4500两，超过100两的共41家；捐银最少者为10两，有10家。此外该碑还列有“零星花名小宗布施银”共103两，应是捐银不足10两未被刊名列碑者捐银的累积数。该碑捐款署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商人团体，如盒茶社、山陕帮、众票帮、同心社、银色社、酒仙社等，至少十余个。这些商人团体包括的商号多则十几家、几十家，最少也会有三五家，因此实际参与认捐的商号至少会有二三百家。“抽厘”与“认捐”合计，同光年间重修会馆参与捐资的商号可能达到千家。

同光年间的抽厘商号中可区分出行业的主要有陆陈行、花粉行以及驼、盐两行。陆陈行，也就是粮食行。驼、盐两行，“驼”当指骆驼，“盐”即食盐。食盐是专卖商品，南阳府属各邑除舞阳县外，其余12州县均食河东盐，岁额36246引 [3]。 河东盐产自山西解州，从解州至南阳府各县无水路可藉，全靠牲畜驮运。驼、盐两行关系密切，大概就是因此之故。花粉行，“花”当指棉花，“粉”可能是指粉皮、粉条等粮豆制品。不过，花、粉两行似乎是完全不相干的行业，其抽厘合并计算颇令人费解。

光绪年间参与认捐的商帮商号中，可区分其行业的有：盒茶社、蒲茶社、众票帮、陕西药帮、西菸帮、蕃锡社，以及永隆统、永禄美、锦璋秀、蔚盛长等字号。其中，永隆统、永禄美等是赊旗本镇开设的酒店，赊店酒历史悠久，行销范围可达秦、晋、鄂、湘等数省 [4]。锦璋秀是山西侯马吕氏家族在南阳府城开设的经营京广杂货的字号，创办于1871年，投资25000两，是当时南阳最大的一家杂货店。[5] “盒茶社”、“蒲茶社”都是经营茶叶的商人团体；“众票帮”指山西各票号驻汉口的分号，蔚盛长是山西平遥票号蔚字五联号之一，它可能直接在赊旗设有分号，故在“众票帮”捐银500两之外，单独捐银220两。蕃锡社，从字面理解应是经营进口洋锡的商人团体。

从抽厘金额可知陆陈行、花粉行、驼盐行都是赊旗商业中较重要的行业，此外茶叶、杂货也是赊旗转运贸易之大宗。我们参考其他资料，对这几个行业再做些具体考察。

粮食是赊旗商人经营的重要行业。河南是清代华北主要的粮食输出区之一，每年至少有上百万石的粮食输出。在同光年间的集资中，陆陈行的抽厘金额高达3450两。据说民国年间该镇有八大粮行，仅“通盛行”一家每天就要装运大小车辆60多辆，牲畜40多头 [6]。河南属北方旱作粮食区，以种植小麦、大豆、杂粮为主，湖广两省则以水稻种植为主。故北方杂粮的输出、南方稻米的输入应是赊旗粮食业经营的主要内容。[7]

棉花是河南种植最多的经济作物，也是赊旗商人经营的重要商品之一。乾隆年间创建春秋楼时即有花行、花店的捐款；同光年间花、粉两行抽厘金额高达4389两，虽然不知道花、粉两项各自的比例，已足见此项贸易之繁盛。1870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旅华日记》中写道：“我所走的那条路，在南召与来自赊旗镇的另一条路相接通。……我每天遇到多少列驮子，从河南府载上了棉花，前往樊城和老河口。” 这是河南棉花经赊旗向湖北输出。不过清代湖北属产棉区，而陕西、甘肃则属缺棉省区，故河南所产棉花大多输往西北。李希霍芬在《关于河南及陕西的报告》中也曾明确指出：河南府棉花“主要是输往陕西和甘肃，输往山西及湖北的数量较小。”[8]

山西商人经营的茶叶是经由赊旗转运的大宗商品，这些茶叶主要销往俄国、蒙古。清代前期晋商采买的茶叶主要产自武夷山区，茶叶由产地陆运至江西河口镇，由信江水运入鄱阳湖，转长江至汉口，然后溯汉水北上。其转运路线从河口镇开始水运 → 汉口 → 襄樊 → 抵赊旗；从赊旗改陆运 → 山西 → 张家口 → 蒙古、俄国。十九世纪50年代受太平天国起义影响，茶商改为采买两湖地区的茶叶，主要产自湖南安化、临湘及湖北蒲圻。山西祁县大德诚茶庄即从湖南安化购茶，三晋川、晋裕川等茶庄多在临湘购茶 [9]。 在光绪年间对山陕同乡的募捐中，盒茶社捐款4500两，蒲茶社捐款360两；此外，大德玉、大泉玉、大升玉、裕庆成、宝聚公等10家商号各捐银50两，它们也都经营茶叶的山西商号 [10]；合计为5360两，占此次募集总额14935两的1/3以上，足见茶商资本之雄厚。

杂货是赊旗转运商品的又一大宗。据雍正二年《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记载称：“赊旗店四方客商杂货兴贩之墟”；乾隆年间《公议杂货行规碑记》亦称：“本镇之有杂货行由来已久”，乾隆五十年因有商号不遵旧规，影响到全行之生意，于是“集我商行公议规程”，订立行规十余条，以规范全行商业行为。清末《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记载说，“此处（指赊旗）码头以杂货为首”，各种商货脚价往往以杂货之运价为基准，如“红茶梗子每千斤价同杂货，西老茶、大花茶照杂货解矮银一两，东老茶照杂货下银二两五钱”等等。[11]

赊旗的纸、糖等货来自湖南、广东。如道光十七年八月，山西“茂盛德记”商号从中湘（湖南中部的湘潭一带）购入洋糖134包，8600余斤，各种纸张1100块，经汉口、樊城运抵赊旗；洋糖在赊交由晋和店、元吉店出售，纸张则运往周口销售。道光二十二年腊月，该商号从中湘购入苏木120捆，各种纸张500块，又从汉口购入洋糖342包，冰糖20箱，于次年2月运抵赊旗；将洋糖、冰糖留在赊旗销售，苏木、纸张等货运往周口。[12] 这些北上商品中洋糖、冰糖为广东所产，纸张当为湖南或者江西所产，而苏木则系进口商品，应是从广东输入，经由湘粤交界的骑田岭商路进入湖南，再由湖南北上的。

赊旗山陕会馆前的南北长街名瓷器街，瓷器当也是该镇转运的大宗商品。乾隆年间四合瓷铺抽厘88两，在423家列名商号中是较高的，估计应是兼营批发与零售。以水路之便赊镇的瓷器当来自江西景德镇或湖南醴陵。又据《鄢陵文献志》记载：该县“瓷器自南阳舍（赊）旗店来”，鄢陵属开封府，在河南东部，由此可知赊旗输入的瓷器至少会转运河南的大部分地区。此外，绸缎布匹、皮货、药材、水烟等也是赊旗南北转运的货物。

赊旗是水、陆接运的过载码头，运输业是该镇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说该镇盛时，河道停船一次可达500余只，全镇有48家过载行，日夜装卸不停，十几家骡马店家家客满，大车小车络绎不绝。由于地理条件原因，赊旗以陆路运输更为发达。除骡马牛驴等畜力外，远程运输骆驼有其独特的优势，故开设驼厂是赊旗运输业的一个特点，最多时一次能有骆驼几百峰 [13]。《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记载了从赊镇陆运的各种方式：货物运输有牛车、马车、骡子、长驼之分，各有装货规则、运货时限和脚价。如：雇牛车运货至北舞渡“每辆欠银二钱，限十天，误期每车罚钱一千”；雇马车运货至开封、洛阳等处，“脚价付九欠一，以十天为期，二十天见回票，误期每车罚银八两”；远程货物如山西祁县、太原、直隶张家口等处则多用“长驼”，也各有限期，“脚银付三欠七”或“付四欠六”。赊旗的陆路转运范围至少包括河南、山西两省的主要城镇，以及东口（张家口）和西口（杀虎口或归化城）[14]。赊旗镇有一条南北长街名骡店街，各类脚行、骡马车驼等店估计多汇聚于此。

依据山陕会馆碑刻资料，我们可知乾隆年间赊旗创建春秋楼参与集资的商号有400余家，共抽厘8000余两。嘉道年间会馆的一系列建筑虽开支不详，但从保存下来的悬鉴楼等建筑，以及一对铁旗杆耗资3000两推论，会馆的主体建筑至少耗银数万两，捐资商号数量当也远超过乾隆时期。同光年间重修会馆共集资87700余两，参与捐资的行商、坐贾当有千家。由于资料的欠缺，我们无法确定同光年间赊旗商业的繁荣程度是否超过嘉道，不过从该镇的商业构成和大宗捐款的来源角度分析，晋商对俄茶叶贸易的发展以及票号的兴盛都在清中叶以后，故同光年间赊旗的商业规模至少应不逊于嘉道时期。

赊旗山陕会馆的抽厘方式未见周口那样的明确记载。不过，仔细分析同光年间“抽厘”与“认捐”两份捐款名录，可以看出赊旗会馆的集资与周口略有不同，抽厘以坐贾为主，而认捐则以行商为主。也有一部分商号既参与抽厘，也参加了认捐。参照周口的抽厘率，我们将《重建山陕会馆碑记》所镌抽厘金额折算出年经营额为340余万两，若再加上《重兴山陕会馆碑记》所列商帮商号的认捐，该镇山陕商人的年经营额估计可达四五百万两。当然这一数字可能与实际规模有较大出入，更准确、更深入的研究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资料发掘。

[1] 关于赊旗的考察，详请参见许檀《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业》，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 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社旗县文化局编著《社旗山陕会馆》第24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3] 嘉庆《南阳府志》卷3，赋役志。

[4] 社旗县志办：《赊旗镇历史上的繁荣与衰落》，载《社旗文史》第一辑，1986年（内部资料）。

[5] 王丙申：《南阳最大的锦璋绣京广杂货商店》，载《南阳文史资料》第二辑，1986年。

[6] 社旗县志办：《赊旗镇历史上的繁荣与衰落》。

[7] 咸丰十一年日升昌汉口分号就曾由樊城经赊旗向平遥发运大米，见黄鉴辉《山西票号史》第150-151页。

[8] 转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25页。

[9] 史若民、牛白琳编著《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1-482、134-135页。

[10] 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都是山西榆次常氏的字号，以经营恰克图茶叶贸易为主。在汉口山陕西会馆各商帮所捐春秋楼、天后宫匾额中，这10家商号同属“山西太（原）汾（州）两府红武茶帮”。

[11] 《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第502页。

[12] “茂盛德记”帐册，该帐册系笔者从太原文物市场购入，据商贩称是从临汾收购来的。

[13] 社旗县志办：《赊旗镇历史上的繁荣与衰落》。

[14] 《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第501-5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