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父子生活在 无为 经济向 有为 经济转变的历史时期，耳闻目睹不同经济政策给社会经济造成的不同影响，以史学家的冷静思考，提出了独树一帜的 善因 论思想。《史记？货殖列传》说：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所谓 善者因之 ，即指最好的经济政策是顺应民间生产、贸易活动的自然发展。这是对西汉前期 无为而治 、 从民之欲，而不扰乱 政策的充分肯定。所谓 利导之 ，就是指封建国家通过物质利益，运用经济杠杆，引导社会经济朝着利国利民的方向发展。 教诲之 ，意为采取 教化 手段，鼓励人们从事某些经济活动，并劝阻人们不适当的经济行为。 整齐之 ，即指封建国家通过法律等强制手段来整治、调节人们的经济活动。司马迁认为这些经济政策都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不宜广泛推行。所谓 最下者与之争 ，就是说最坏的经济政策为国家直接从事经济活动， 与民争利.这是对汉武帝时期进行盐铁官营、均输等经济政策的强烈反对。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由此可见， 善因 论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黄老学者慎到说： 因也者，因人之情也.①那么，人之性情是什么呢？司马迁认为，人们的天性是好利、好富的：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人人 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所以，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为了尽力追求财富和物质利益，使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这就是说，因人之欲而不扰乱，能够使人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物资资源得到尽力开发和利用，人们的欲望都能得到最大的满足，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得以自然适应，商品价格也得到自然调节，各种生产、贸易都能自然、顺利地进行，社会物质财富也就自然增长， 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使 政教发征期会 自然而然地实现最好的结果。这种 道之所符 和自然之验 ，就是司马迁 善因 论的理论基础。

司马迁从 善因 论的观点出发，提出 富无经业.他认为贵族官吏靠爵邑俸禄和壮士赴难、暴徒抢劫、妓女卖淫和从事农、虞、工、商等经济活动，都是致富的手段。但他把事农而富称作 本富 ，做工从商而富称作 末富 ，采取不正当手段致富为 奸富.并指出 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结，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见司马迁不赞成采取非法手段致富，而主张从事农、畜、工、虞、商、贾等正常的生产、贸易活动。虽然司马迁按照秦汉流行的 本 、 末 业之分，但丝毫没有轻视工商业的意思。所谓 本富为上，末富次之 ，只是以 危身 为标准，即农业生产为简单劳动，是致富最稳妥的手段，而工商业为复杂劳动，用以致富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正因为有这样的区别，所以 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而且，司马迁特别重视商业，把商业看作社会生产活动的必要和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古代认真研究商品经济的伟大思想家。司马迁还十分尊重商人，专门为先秦及汉初的一批富商立传，记述他们的事迹和致富经验，创立了以个人为本位的 治生学 ，成为我国古代微观经济管理思想的杰出代表。

总之，司马迁的善因论及其经济观点，是对西汉前期 无为 经济的全面肯定和经验总结，也是对汉武帝时期 有为 经济的全盘否定和认真批判。

他的经济思想充分体现了以黄老之学为主兼融各家的倾向，在中国封建时代独树一帜，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自由贸易、生息资本、平均利润等问题，因而受到近代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推崇。不过，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在当时具有理想主义的成份。虽然 善者因之 的政策能够促进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但到一定时期，必然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地方豪富经济的恶性膨胀，导致统一帝国的分裂。在当时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条件下，要维护统一帝国的长治久安，尽管 与之争 出自下策，然而它是中国古代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