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俊臣（1900～1941），字仲良，出生于古宋县回龙场皂桷树(今兴文县万寿镇)。在古宋小学求学期间，立下扶弱惩恶志向。回龙场一带，土匪遍地，阮不惜一举卖掉80余石田产以购置枪弹，组织起保卫家乡的武装，终因屡遭失败而解散。

民国10年(1921年)至17年，他入黔军当兵。

民国19年，阮随邝继勋部参加遂(宁)蓬(溪)起义，失败后回到古宋，与筹建党组织的刘斯真，任晋侯结识，结拜为生死兄弟。从此，接受革命思想，立志干革命。

民国21年春，中共古宋支部派刘斯真等人到黔军郑少尧旅搞兵运，由阮俊臣负责联络。兵运失败后，阮回到古宋，公开身份是征收局卡员，实际上仍指挥着一支小股武装力量，在叙永县，古宋县之间山区活动。阮将收取的税款，为武装队购买枪支。由于有一批武器在江安县被县保安队查获，阮本人及其指挥的队伍被迫潜入贵州活动。

民国25年4月，阮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受组织派遣，与到毕节执行任务的邓止戈取得联系。由邓联络，红二、六军团与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等几支地方游击队在毕节会师。地方游击队改制为“贵州抗日救国军”，下辖三个支队，阮俊臣任第三支队司令员。红二、六军团政治部的欧阳祟廷到三支队作政治工作。贵州抗日救国军派阮和欧阳率部到川滇黔边境寻找余泽鸿领导的红军游击纵队。在寻找中，因沿途敌人严密封锁，决定暂回镇雄县境黄塘整训。其时，国民党军九十九师尾随红二、六军团，到达八寨坪一带。阮所领支队在金银山岭上设下埋伏圈，从八寨坪过来的九十九师进入圈内后，遭到支队迎头痛击，毙敌80余人，获枪50余支，打击了国民党中央军的嚣张气焰。此时，驻毕节城内的国民党正规军暂编五旅柳际明部所属二团三营士兵，由陶树清带领，接受了阮和欧阳宣传的抗日救国的主张，于5月l0日举行起义，前往杨家�G与阮等率领的 第三支队汇合。6月8日，这支抗日救国军(含陶起义队伍)在川滇边花浪(lang)坝与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会合后，决定把两支队伍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抗日先遣队”，由阮俊臣任司令员，刘复初任政委，下编为三个支队。

红军抗日先遣队的革命活动，震撼了国民党当局，于是调动柳际明旅、皮光泽部二十三师和地方武装，以超过先遣队10倍的军力，进行“围剿”。在紧急关头，纵队特委个别领导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恢复了原红军纵队的番号，于7月5日甩掉了阮、陶部队，使阮、陶处境更加困难。8月上旬，阮、陶队伍与柳际明部每天交火五、六次。8月30日阮、陶队伍至镇雄县雨洒河．又遭敌军几面袭击，经苦战突围，但伤亡很大，陶树清等领导人牺牲。10月，阮俊臣率队到兴文县大石盘，向特委汇报队伍被甩掉后的情况，洒着热泪沉痛而严肃的指出：“共产党员不下决心教育改造起义部队和收编的绿林武装是错误的”。特委领导人接受了阮提出的批评，随即又派阮俊臣到贵州同赵文海组建“贵州游击队”，密委阮为游击队政委，并指示阮相机打入敌军内部，分化瓦解敌人。

阮率队转到镇雄，又遭敌重兵包围，在簸箕坝又遭敌军伏击，到达水田寨时部队只剩600余人。

此时，国民党军川、滇、黔三省“会剿”总指挥柳际明，调动数十倍于阮队的兵力，压向水田寨。柳际明设下圈套，表示愿与阮部队合编抗日，阮部领导经反复研究，与之谈判达成三项协议：“1．阮俊臣从贵州游击队中带领300人，以抗日名义编入柳部，随军开赴贵阳；2．不愿入编的，任其回家，军队、民团不得追击；3、编入柳部的部队，保持完整的建制”。阮俊臣为防敌人阴谋，仍秘密将最好的武器交给贵州游击队二大队黄于龙、黄华先和四大队叶绍奎；并将红军战士尤海成、李发阶、钟品山(党员)等骨干派到四大队，嘱黄于龙尽快找到赵文海联系。

由于柳际明背约，民国27年1月2日，四大队行至茶左，遭国民党部队袭击；中旬到达威奢，又被敌军包围，突围后部队只剩下20余人。同年初，赵文海在贵阳找到编入柳部的阮俊臣，阮让赵将他在贵阳搞到的一批武器设法转运。转运过程中，被敌人发现，阮俊臣被捕。经多方营救，于同年9月出狱。在毕节，阮与赵文海决定，将活动在毕节、对坡、黄塘和云南大雪山、老田坝的游击队，集合在对坡、黄塘，重振贵州游击队。此时，贵州游击队又拥有1千余人，枪600余支，阮任政委，赵任司令员，下辖3个大队。采取分散活动方式，创造条件建立根据地。阮以毕节小横街三省堆店处的“天明诊所”作联络点，传递消息，指挥活动。

民国30年4月，毕节专员公署又调集兵力对游击队进行围剿。毕节专员、特务头目廖兴序逮捕了阮俊臣。廖对阮亲自审讯，诱以高官厚禄不成，又严刑拷打逼供。阮大义凛然，以死拒之。

民国30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日，阮就义于毕节大校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