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城市是“本地化经济”与“区域经济复兴”的产物［Michael，S，1997］。 80年代早期，社会学家试图解释全球化同时某些生产活动出现的明显的区域化趋势。此时，战后经济秩序正在崩溃，大生产的组织模型出现了转变；同时就业与产出的部门组成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在制造业内部向高技术生产转变。

第一种柔性城市的理论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延伸，这个模型发展了科斯和威廉姆斯的理论，认为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决定如何组织生产，这既包括企业内部也包括企业外部网络关系。现代生产的劳动分工与生产区位相互影响，一旦生产区位的接近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企业就会将更多的关系外部化，因而出现不同的组织模式。80年代国外城市增长的复兴显示出城市是新兴产业（生产者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实现集聚经济的地域，这些产业需要外部性以达到柔性。

城市就是这些复杂的、不确定的、高成本和柔性化的公司之间投入产出关系的结点；柔性城市的经济基础是由这些需要通过集聚来获取柔性的产业构成的，这些产业不是传统的大生产部门，而是建立在与之不同的组织模式上的，因此存在一个柔性的城市经济。

第二种柔性城市理论与第一种相似，但是没有进行部门分析，而是提出了城市不是一个相互交叉的部门集聚的地域，是一个统一的巨型的“柔性综合体”（flexible pool）系统，里面的要素和子系统相互作用与联系，组成一个柔性投入与产出的地域。

第三种柔性城市理论与新工业区理论有关。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变化导致一些经济发展分析家们开始讨论本地的网络化的企业正在代替垂直一体化的公司成为经济变化的主要现象（ Hatch， 1988； Piore＆ Sable，1984）。工业区的理论家们强调工业组织结构方面的相互联系的转变：社会（从大规模生产到柔性专业化）、空间（区域工业区的出现成为世界经济动力的中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对城市的影响）以及政治（地区发展的主动性）（Sable，1989）。一个城市随时都有衰落的可能。对于原先生产某种产品的城市来说，一旦其他城市对这个城市进口的产品采取替代策略，城市就面临着更大的竞争；而绩效好的本地企业在建立好共生的城市网络后，往往开始将他们的某些活动移植到远距离的地方；只有城市持续的改进以保持相当的柔性，才能保证城市不被逆工业化。对于某些被支配的城市地域而言，他们依赖于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入驻企业，面临着增长但是并未发展的困境；要想成功在这些外植的产业基础上建立内生的本地经济，宿主就必须构筑自己具有代表性和多样性的生产基础，逐步使整个城市变得更加柔性。因此，处于不同发展环境的城市都同样需要柔性化。

第四种对柔性城市的理解是，在城市的郊区扩张中，人们必须衡量扩散的优劣处，在保持财富和郊区自由发展的同时遏制其坏效应。郊区的扩展可以说是城镇内居民和城镇本身为获取效应最大化而忽视了整个地区发展的结果。新区域主义者们认为区域才是参与全球经济的竞争单元。但在目前的状况中，一些郊区的繁荣完全是建立在与之毗邻的其他郊区和中心区的衰落上的，这样一种缺乏区域整体性概念的发展必然导致城市在进一步的竞争中失利。只有“柔性城市”——就是在地理上有扩张的能力、能够抓住郊区的财富的城市——才能够解决内城贫困等等问题［Fred，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