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沟的故事

1932年，日本天皇派其舅乘飞机带十万军饷由齐齐哈尔飞往满洲里安抚书丙文、张殿甲两个旅的军心，苏张二旅长命令部队向飞机开火，飞机被破返回齐齐哈尔。途中因飞机受伤缺油迫降在中兴的西南山下。第二天，八名日本官兵被当地农民黄兴九等九人打死。不久黄兴九等八人被日本人枪毙。1940年日本宪兵奉命在中兴的南草塘、在八个日本兵尸体的火化地建起了混凝土纪念碑。日本投降后，当地农民将其砸碎。中兴的西南屯建设村从此而得名为“日本沟”。

事件经过

1932年9月27日中午时分，一架由西向东飞行的日本飞机，摇摇摆摆地飞入了甘南县中兴乡原李世厚屯附近上空。在发出几声轰响之后，一头栽到北尖山子处（中兴乡绿化村）。这架叫“板仓号”的飞机为什么会突然栽落到这里呢？原来这“板仓号”不是一般的飞机，它隔日一次来往于齐齐哈尔和海拉尔之间，表面是载人送客，明来明去，可暗里地却满藏杀机，传递情报。

当时的齐齐哈尔是黑龙江省的省城。1931年，马占山率领爱国军民进行了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抗日爱国将领苏炳文、张殿久的部队都参加过这场使日寇闻风丧胆的战役。他们的部队训练有素，在战场上英勇杀敌，顽强战斗，曾受到去前线视察的马占山的奖励。到了1932年2月，马占山一度与日寇妥协，黑龙江省挂上了“满洲国”的旗，嫩江以东的大片土地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可是当时以苏炳文、张殿久为首的军队有相当的实力，他们驻防于以海拉尔、满洲里为中心的嫩西一带。所以日军未敢贸然进犯海、满。

日本侵略者视苏、张二旅为眼中之钉、喉中之刺，意必除之而后快。但一时又没有兴兵围歼的条件，只好变换手法，软硬兼施，企图把苏、张二旅拉入到自己的樊篱之中。可是，苏、张二人对日寇的伎俩已有洞察，对日寇的重金收买、封官许愿不卑不亢，使日寇无可奈何。这就更增加了日寇的疑惧，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日寇以警戒苏联为名，要求派入“国际警察队”进驻海、满。为了整个抗日时局的需要，苏、张同意了日寇提出的由中、日、朝三方120人组成的“国际警察队”进入海拉尔和满洲里。

这支“国际警察队”名义上是警戒建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实际上是打入苏、张二旅腹地的具有合法身份掩护的特务机构。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在海满一带四处搜集情报送回齐齐哈尔大本营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而担任递送情报的“信使”便是这架隔日一次往返于海满至齐齐哈尔之间的“板仓号”日机。“国际警察队”按着“板仓号”的往返规律，准时到机场迎接齐齐哈尔来的飞机，以便密送情报。为以防万一，每次都是全副武装、警备森严。

在此期间，苏、张二旅除严密监视这支“国际警察队”的行动外，还积极进行抗日的各项准备工作。经过精心的准备之后，1932年9月27日晨，苏、张二旅正式举行起义。从海拉尔到富拉尔基铁路沿线各站的护路军都佩带上“铁血救国军”的臂章。他们迅速占领了各个车站，禁止列车行驶，切断了通往齐齐哈尔和哈尔滨方向的电线，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当日上午，将驻满洲里的日本领事馆、特务机关、“国际警察队”的大小头目全部逮捕，并迅速摧毁了他们的营房。

起义这天正是“板仓号”飞往海拉尔、满洲里收取情报的日子。上午10点，一无所知的驻扎在海拉尔的“国际警察队”，照例全副武装到机场恭候“板仓号”的到来。这时，一个连的起义军在苏炳文的部下陈副官率领下赶往机场准备逮捕“警察队”，由于起义的士兵情绪激昂、行动不慎，被日寇觉察，日军妄图进行顽抗，被起义军当场击毙十余人，其余日军、日侨全部成了俘虏。

由于电线、电缆被起义军部队割断，在齐齐哈尔大本营的日军头目对苏、张二旅起义一无所知，照例派陆军炮兵少佐渡边秀人、驾驶员板仓郎等8人乘飞机去海拉尔和满洲里收集情报。当日本飞机进入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空准备于海拉尔机场降落时，早已义愤填膺、急不可待的起义军便对准低空盘旋的“板仓号”进行射击。坐在飞机里的敌人这时才知道情况有变，急忙拉起操纵杆飞向高空。但是，时至此刻渡边秀人等日本鬼子还认为只有海拉尔一个地方发生兵变，便命令飞机继续往满洲里飞去。哪知道在满洲里上空，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愤怒的火蛇和仇恨的子弹。这时，飞机中的渡边秀人等日本鬼子方知大事不妙，急忙掉转机头准备逃回齐齐哈尔。当日本“板仓号”飞到碾子山上空时，汽油已所剩无己。飞机无奈降落在甘南县西南端中兴区北郊现中兴乡绿化村南山坡上。飞机中的日本人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处境十分危险，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便慌慌张张跳下飞机，砍了一些柞树棵子、蒿杆和荒草枝子把飞机遮盖起来，然后带上文件、地图及大量现金，分散埋伏于深草之中隐藏起来。他们昼伏夜出，准备伺机逃跑。

由于对地理环境不熟，加之心慌意乱，这8个日本鬼子在荒野中走了两夜，仍没有走出中兴。当他们走到黄子阳屯西沟时（现中兴乡繁胜村），因饥饿难耐爬出草丛准备寻找食物。黄子阳、何万海、宋耀祥家放马的小马倌发现有几个穿黄衣服的人在几处草码附近活动，感到这些人可疑，这时又有岳青新、于浩河家的马倌也赶来了。这5个小马倌悄悄的向草码子接近，当走到离草码子只有二、三十米远的时候，几个饥肠辘辘的日本鬼子顾不上危险了，连忙向来人招手，飞机驾驶员会讲中国语，他用大把大把的金钱往几个小马倌手里塞，并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弄点吃的，金条大大的给。”出于对日本人的仇恨，几个小马倌假意收下了日本鬼子的钱后，谎说给几个鬼子弄吃的，跑回屯中，把这件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东家。黄子阳是当地的“保总”，当天因事不在家，他的二弟黄永久听到这个消息后，召来屯中百姓，凡是有枪有马的都去打日本鬼子。乡亲们听说后满腔怒火，人人义愤填膺，不一会就聚集了50多人。他们带10多只土枪向草码子奔去。这时西屯岳家窝堡的岳清新也知道了这件事。便带领群众赶来。几个等着送饭的日本鬼子发现了来了这么多人感到情况不妙，便来个先下手为强，朝人群中胡乱放了一阵枪，企图将群众吓跑。但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的我中国民众没有被枪声吓倒，而是呼喊着迎着子弹往上冲。几个日本鬼子匆匆忙忙把手中的地图和机密文件草草烧掉。岳清新一马当先，开枪打死了2个日本鬼子，其余6个顿时吓得面如土色，全身发抖，乖乖举手投降。当即，在岳清新的主持下，将其中5个鬼子就地枪决，只留下会讲几句汉语的“板仓号”飞机驾驶员，当场对他进行审问。经过审问，才知道被他们打死的三十八郎（即少佐渡边秀人）是日本天皇裕仁的舅父。审完之后，在场的群众异口同声的说：“一个不留。”便将驾驶员也送上了西天。看到几个万恶的日本鬼子被当场打死，乡亲们兴奋异常，人人拍手称快。连忙派人给起义军送信，并主动协助起义部队的战士把飞机拆卸开，作为战利品运往海拉尔。从此以后，当地群众把这条埋葬8个日本鬼子的无名山沟称为“日本沟”。

事后，日本鬼子对这一带的老百姓进行了疯狂的报复。12月6日这天，100多名伪军在两个鬼子的带领下气势汹汹的从齐齐哈尔赶来围剿黄子阳屯一带。当日伪军走到龙江县七棵树附近时，黄子阳屯一带的老百姓得到了敌人扫荡的消息后便携儿带女隐藏起来，只留下了7个年老体弱的老头看家。当敌人走到黄子阳屯时，这里已是一个空城。敌人逼迫这几个老人去找那8个日本鬼子的尸体，并于第二天抢走了20多匹马，将那8个日本鬼子的尸体拉回齐市。

敌人这次没有达到目的并不死心，又于此后不久对中兴乡金山堡和大岳家屯的群众进行了疯狂的报复。黄永久感到事态严重，连夜逃往河北省昌梨县。1943年被伪甘南县警署警尉董遇春这条日本鬼子的忠实走狗抓回甘南并在岳家屯将其杀害。没有来得及躲藏的岳清新被日伪军抓走并押送至齐齐哈尔关押起来。以后又被押解到日本宪兵队对其进行严刑拷打，日本鬼子将他打的死去活来，皮开肉绽，惨死在牢中。小马倌李红军、高广泉等6人也相继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印尼西加日本沟

965的9月30日，当时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卫队长翁东，秘密逮捕和杀掉了印尼6名意欲制造军事政变的陆军将领。

当时任陆军后备战略部司令的苏哈托，为了打击亲近共产党并与中国领导人关系友好的总统苏加诺，谋取苏加诺的政权，在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的帮助下，控制军方及一部分右派势力，在印尼对共产党及共产党的追随者、同情者甚至无辜者进行了近百万人的血腥大屠杀。

（1966年，苏哈托终于夺取苏加诺的权力，坐上了印尼总统的宝座，这一坐就是三十二年，直到1998年。）

在自1965年10月8日开始的不到两年的大屠杀中，大量华侨遭到了野蛮的杀戮和驱赶。其实他们与印尼共产党并无瓜葛，大约只是因为他们来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苏哈托在印尼掀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排华反华浪潮。

卑鄙无耻的苏哈托领导的军方及右翼势力，利用各地印尼土著对相对富裕的华人的嫉妒和觑觎，操纵土著对华人进行了伤心病狂的迫害，那些土著们拿着三倍于西瓜刀大的巴郎刀，将一个个无辜的华人拦腰斩断或砍去头颅（他们拿着这些肢体和头颅可以从苏哈托政府拿到赏金），并驱赶这些华人离开他们从16世纪开始就由自己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富庶家园。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仅加里曼丹岛的西部地区（相当于现在的西加里曼丹省，简称西加省），就有3万多华人被赶进丛林和沦为城市难民。

加里曼丹岛有个叫坤甸的城市，去过印尼旅游的中国人可能知道这个地方，许多与东南亚做木材贸易的生意人对这个城市肯定也不陌生。但没有多少人知道，就在这个城市附近，有着一个叫着日本沟的小地方。在日本沟，直到现在还住着一群当年被驱赶到这里的华人。

日本沟，因二战时期日本人曾在这里修建过集中营而得名。其实这不过是一片不足两公顷的沼泽地。如果下雨，日本沟就是一片汪汪泽国，即使不下雨，脚下的土地也是浮动的。整个地区因植物腐败和人类生活充斥着恶心的熏天臭气。沼泽里仅有的那么几间简陋破败的茅屋，摇摇欲坠。

那些当年被驱赶，空手而来的华人就住在集中营里。刚来的时候他们有数百户，但数百成千的人住在这窄小的地方，没有救命的粮食和药品，没有御寒的衣物，于是每天都有上百华人饿死和病死。后来，随着排华反华事件的淡化，一些人离开了日本沟。而那些在印尼的其他地方不再有亲人或联系不上亲人的，那些走出日本沟再也没有生活能力的，那些家中只剩下孤儿寡母、老人小孩的，他们只能留在了日本沟里，在这里度日如年，自生自灭。直到今天！

在这条件恶劣的，方圆不足两公顷的沼泽之地，现在还蜗居着33户华人。

他们吃的是政府救济的每天一杯米（就是我们常见的那种方便纸杯大小的一杯米）。除了这一杯米，他们只能用木薯或木薯叶子充饥（生活在南方的人可能知道木薯这种东西。其实它完全不同于红薯或地瓜，它生长在地上的部分是木本的，地下的部分与红薯、白薯可能差不多，但不经过特殊的处理是无法食用的）。他们穿的是印尼别处华人捐来的衣物，住的是集中营垮塌后自建的破败的草棚，草棚破败到到处漏水，若遇下雨，他们根本没有地方睡觉，只能全家蜷缩在一起，找个不漏水的地方整天整宿的蹲着。

日本沟唯一入口也是出口，住着的是那些当年杀害和驱赶过华人的马都拉人。尽管几十年过去了，大多数印尼人未必记得近四十年前苏哈托之流制造的排华事件，但这些土著，他们当年的贪婪、残暴却一点也没有改变。对生活在日本沟的这群病痛和绝望之中的华人，他们日夜窥视着，觑觎着。如果他们发现有外人进出日本沟，会以为沟里的人得到了接济和资助，于是他们就会进入日本沟进行抢劫，甚至杀人。

这里没有医院，没有学校。年长的一些人他们过去是识字的，但他们几十年来没有看过报纸，没有听过广播，没有看过电视，更不会有互联网。

当年进沟的青壮年和孩子，如今尚存者寥寥无几，而且大多被病痛折磨着。经过血雨腥风的刺激，经过突然失去家园和众多亲人的打击，经过几十年的遥遥无期的等待和失望，经过艰辛生活的严峻考验，他们大多腰背佝偻，表情麻木。

再看那些孩子，他们没有受过任何学校教育，像一群散放着的鸭子。他们不懂文化，不懂印尼社会的主流语言，没有任何走出日本沟的生活技能。他们不仅生活在贫困和苦难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任何将来！

生活在日本沟的人，不知道几十年来沟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知道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但他们记得他们的祖籍在广东的梅州，他们还一直保留着自己祖辈的语言（客家话），甚至还有不少老人可以讲国语。他们刻意地、坚定地对自己语言的保留，是那一份总有一天，自己或儿子或孙子有机会回到故土，回到祖国的虚无飘渺的甚至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等待和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