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农村体制改革的推手

幕僚智库

陈一谘：

简介

1940年出生，北京大学物理系后转入中文系，1959年因写万言书向中央进言，被康生点名思想反动，没有按时毕业，文革后期被分配到河南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在河南驻马店地区文教局任科长，兼确山县瓦岗人民公社书记（时有第一书记）和驻马店地区农校（原国家科委干校）校长，期间历经艰难困苦，和当地干部群众打成一片，颇受地方好评。其间完婚，育有一女。后通过邓英淘——邓力群——胡耀邦的关系调回北京。 1980年通过下乡调研、上书、调查报告等方式为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决策铺平道路。策划成立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组，后成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成为所长，与农村研究发展中心、中信国际所和北京青年经学会成为赵、鲍四大核心幕僚机构，为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出谋献计，以为决策。成立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于1986年10月，美方主席为乔治索罗斯，中方主席为陈一谘。1989，是年乱，挺赵，败，去国。去国后，9月拟成立“民阵”，因与万润南的矛盾公开化。作为会议筹备组长的陈一咨（谘）没有当选负责人。后于普林斯顿创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任执行主席，并被聘为哈佛大学研究员。98年曾获准回国奔丧，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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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7月，郭崇毅带来一份肥西县山南区试行包产到户夏季大丰收的报告，当天就转给胡耀邦和邓力群。后来知道，中央书记处第二天就讨论了这个材料，胡耀邦还立即给万里打电话表示支持。1980年4月，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特派陈一谘到安徽农村深入调查，郭崇毅帮助设计调查路线，陪同进行调查，历时83天。调查期间，不断写报告邮北京。他到安徽调查了不同类型的14个县，得出了“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的结论，并向胡耀邦、邓力群作了汇报，受到他们的肯定。胡耀邦说：“你在安徽的调查很好，你的意见对中央决策起了重大作用”。

邓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谈话中指出：“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邓选”第275页）在激烈争论中，邓小平的讲话一锤定音，解决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方向问题。郭崇毅的上书、陈一谘的调查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1980年9月，陈一谘提议由社科院农经所和北大经济系联合组织一批人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先去安徽农村实地调查，回来写研究报告文章报中央。在农村改革开始时，中国领导人首要关注的是 “四属户”是否会贫困化。为使改革合理化，改革家尽力说明“四属户”会像其他农民一样，在改革中是真正的受益者。关于此事的最好例子是陈一滋所撰写的一份著名报告。这份报告终于使北京的最高领导人受到鼓舞，而最终接受非合作化的潮流和全国农村的其他改革。在此报告中，陈对比了“四属户”和其他农户的收入增长速度。并做结论说:“包产到户并没有减少`四属户'和`五保户'的收入，相反，他们在农民中，收入增长得最多”。

见陈一谘著《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载于《农村经济与社会》第一卷(知识出版社，北京，1985年[原著为1980年出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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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陈一谘开始约杨勋和他一起策划筹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陈一谘是一位思想极其敏锐组织才能出众的人物。他虽然不懂经济学中的要素组合理论，但很快就把各种社会组织资源整合起来了。杨勋则利用当时在学校的影响找图书馆馆长谢道渊同志在北大新建的图书馆三楼为“发展组”借了一间活动室,并为他们办了三十个借书证。这样，发展组的成员就可以自由出入北大图书馆和北大校门。为了筹建发展组，那个冬天他们到处活动，几乎拜访了在北京的所有农业专家学者权威人士，还找社科院副院长邓力群同志筹到了两万元人民币做为研究经费。

莫干山会议的一个重要参加和组织者，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陈一谘也有很清楚的说明。他回忆当年曾向国务院领导当面汇报会议的情况，介绍“莫干山会议上关于价格改革的争论最激烈。第一种意见比较激进，认为价格必须全面放开，不放开不能形成市场机制，原则上对，但具体操作性不大，提出这种意见的青年学者了解西方经济学，但对中国实际情况了解不够；第二种意见过于稳健，认为当前只能做价格调整，调的比价比较合理后才能进行价格改革，问题在于主观的价格调整永远不可能调的“合理”，调出一个价格机制来；第三种意见被会上多数人接受，以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华生、张少杰、高梁为代表，认为能放开的价格必须逐步放开，以形成市场机制，放不开的价格则进行行政指令性调整，叫作放调结合，先放后调。这种办法可以逐步扩大市场份额，使指令性计划的原材料和产品比重逐步缩小，最后达到大部分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问题在于可能出在有些人会利用两种价差搞投机，但不可能有完美方案，只要利大弊小就可以。”（见《前哨月刊》200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