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女性主义写作中的“身体写作”其实就是颠覆男权的写作，把没有经过男人过渡的世界感性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它是对感性全方位的强调，但对“性”的问题上的不适应；它是以女性的欲望，形体感觉为写作对象的写作，但这些东西在男权社会里被压抑了，正如西苏所说“我认为，迄今为止，写作一直远比人们以为和承认的更为广泛而专制地被某种性欲和文化的（因而也是政治的、典型男性的）经济所控制。我认为这就是对妇女的压制延续不绝之所在。” 它是针对女性的“沉默”（失语）状态而写的，因为女性的语言与自己的身体相分离，与自己的欲望相分离。 所以，“女性要把自己的身体作为自己的话语之源。”

正是“欲望表达”来表现冲破另一种欲望，身体写作有可能成为纵欲式写作。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从身体出发表现对世界的感受，男权文化的引导下对女性成长的扭曲，“社会告诉我的感受与我自己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女性从身体的感受中找到了话语，身体的历史就是女性的历史；身体的遭遇就是女性的遭遇。英文中“sex”强调自然性别、生物性别，“gender”则强调社会性别，女性主义更强调gender，性别是社会造成的，和自然性别发育成长有关系的。社会一直在教女人如何做女人。女人身体的感受和社会的约束是相互夹杂着的。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生长的困惑“是听从身体还是听从社会等”。

新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原来是凭藉身体的写作，在女性自己的肉体感觉和感官的基础上来观望和认识自己，来体验自己从女孩到女人的成长过程。来吐发女性的性别之累和生存之痛。

然而，这种身体写作到了某些女作家笔下却散发着暧昧的后现代性气息，有些女作家把身体当作一座未开发的矿藏进行自恋式开发。她们痴迷于以女性欲望的自传性或半自传性书写，展示的是女性身体和性相关的种种体验，毫无保留地暴露女性隐私、欲望化现实性作泛滥成灾。像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黄酸情人》，九月的《乌鸦》以及木子美在网上公开的自己的性爱日记等等，不一而足。她们这种一味的内心化写作，没有把女性的命运与历史性社会批判结合起来，读起来显得十分苍白。身体写作已经陷入了商业化的炒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