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简介

兴盛时期

官员仕途

没落时期

南铜北运又称做滇铜京运

历史简介

一段被世人遗忘得干干净净的历史，这是一条穿越中国大地延绵两万余里，直通京城的神秘通道，一种来自云南大山深处的特殊矿产，竟然支撑起了大清王朝的经济命脉。究竟是

一种什么东西具有如此巨大的能耐？又是因为什么，让大清国的三代皇帝和朝廷内外

为此坐卧不安？在大清帝国最为鼎盛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怎样确保铸造铜币的铜的供应

，成了清朝内外的国家大事，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产自云南滇东北地区的红铜几乎成了当时大清王朝唯一的铜料来源。围绕解决铸造铜币的铜供应，大清王朝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

而又闻所未闻的历史大戏。

《内库大清档案》，记载下了这段鲜为人知而又大悲大喜、曲折离奇的传奇故事。为了确保铜运，上至大清皇帝，下至七品地方小官，举国上下全部被动

员了起来。为确保铜运，最严峻的时候，云南甚至到了无官可派，无官主持科举考试的地步。前后有数千名来自云南的地方官员在这段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的为此而飞黄腾

达，而有的倾家荡产，也有的自杀殉职……。这是一段源于云南大山深处的悲壮历史。

兴盛时期

乾隆初年滇铜产量大增，户部厘定每年自云南运送630余万斤铜料进京，以供铸币之用。这是关系清廷命脉头等大事，引起清廷高度重视。乾隆年间，出于解决滇铜京运问题的需要，清廷组织力量开发运铜道路即“铜路”，从而使滇东北与叙州府之间的交通获得了重大改善。

滇铜产地多集中在滇东北一带，就近将铜料运至泸州，再循长江航道到达江苏仪征，复经运河水路运抵通州这一路线是最为便利的，只是云南境内仍然存在着由铜料产地到达

泸州的艰难的陆路运输问题。滇东北山高谷深、道路崎岖，这段陆路的艰难使整个铜运进程受到严重迟滞。于是，清廷遂在叙州府积极寻找铜料产地与泸州间水路交通路线。

清廷在云南收购和贮存铜料之处称铜店。这种铜店主要有滇东北的东川铜店即“东店”，系京铜基地汤丹等大厂所产铜料的总汇之所，另外还有寻甸铜店，即“寻店”以及位

于昆明的省店和滇西的下关店等。其中东店和寻店负责将每年600余万斤京铜分别运往四川泸州铜店，大约二者各运一半。东店的运铜路线是取道昭通经盐井渡(今盐津)至叙州、泸

州。理想的运铜路线是：从豆沙关结束艰难的秦五尺道陆路运输后，背铜上船，沿横江河，经龙拱沱滩、盘滩、猪圈口滩、盐井渡、黄角滩、打扒陀滩、青菜滩、新滩、花塘白龙

滩、九龙滩、张家滩、横江场、高滩至安边蛮津渡，再沿金沙江到叙州府铜关码头。寻店的运铜路线是取道宣威经咸宁、镇雄和罗星渡至南广、泸州。东店一路在横江河盐井渡以

下，寻店一路在罗星渡以下，有关河和南广河连通叙州，只是河道中险滩密布，礁石林立，不能畅通无阻。

乾隆七年至九年云南云贵总督张允随主持了南广河和关河的疏通工程。疏通了趱滩、沐滩，这里原来“乱石纵横，水势直下如建瓴”，在高崖上拉纤的纤夫每年淹死不止数十

人，营山青神二主簿路过这里也被淹死。成都知府陈大壮奉命凿滩，值梅雨时节，河水暴涨，督工巡检被水淹死。一向未曾全程通航。打通了罗星渡以下趱、沐等滩，于是“铜运

遄行，商贩络绎，载铜而下运盐而上，舟辑便宜”。(同治《高县县志》)“罗星渡上中下三场，乾隆七年滇省设铜店于罗星渡渡口，每岁自滇威宁陆运京铜，初止三万斤，后增至

三百一十五万斤，到此舟载由南广抵泸州交割。”（光绪《珙县志》），此时的南广河已运载滇铜半数，罗星渡已变成滇铜最重要的集散地之一。疏通了关河盐井渡等滩口，乾隆

七年张允随报清廷：“昭通府地阻舟楫，物贵民艰。查盐井渡水达川江，可通商运。自渡至叙州府安边汛七十二滩，惟黄角等十一险滩，宜大疏凿，暂须起剥，余只略修，并开纤

道。其自昭通抵渡，旱路崎岖九处，开广便行。现运铜赴渡入船，脚费多省，以积省之费，开修险滩，帑不糜而功可就，不独昭、东各郡物价得平，即黔省威宁等处亦可运米流通

”。得到清廷批准实施。修成后张允随再次奏称：“大关境内盐井渡通船河道，与金沙江相为表里，经奏请借动陆运铜脚开修，凡阅三载，业已工程完竣。铜运坦行，商货骈集，

克收成效。”

盐井渡和罗星渡河道的开通虽使泸州以上一段运铜条件有所改善，但仍存在滇东北境内相当路程的山间陆路运输，清廷为彻底解决这一困难，“以期一劳永逸”，遂有金沙江

水路工程的兴办。鉴于京铜主要产地东川府汤丹等大厂距离金沙江较近，清廷和云南地方官认为，如果能将长江上游金沙江开通航路，则东川铜厂可与叙州一水相连，不仅铜运问

题彻底解决，且可使“自古不通舟楫”的云南交通闭塞面貌得到极大改观。

金沙江自东川小江口至四川叙州一段河道长1300余里，江流湍急，险滩重重，千百年来从未通航。清廷出于运铜需要，从乾隆七年正式兴工开凿，到乾隆十三年停止工程，历

时6年，耗资10万两银子，金沙江水路的开凿，分为上游和下游两期工程。小江口至金沙厂670里为上游工程，重沙厂到新开滩640里为下游工程。其上游一段，从乾隆七年十月，据

张允随报告说已取得 “各滩工程垂竣，试运京铜并无险阻’’的成果。但实际情形是，因为尚存在蜈蚣岭等15处无法施工的“极险滩石”，试运京铜的船只行至每一滩前都要“起

剥登陆”，上下反复，十分困难。从乾隆八年八月开始下游一段施工，5年以后即乾隆十三年，清廷上谕称：“金沙江亘古未经浚导，今平险为夷，通流直达，不独铜运攸资，兼且

缓急，于边地民生，深有利益。工钜役重，成千古之大功。”如果事实完全符合，诚属 “千古大功”，可谓清代工程史上的一大奇迹。然而遗憾的是，全部工程的最终结果只有黄

草坪(在永善县，靠近叙州府雷波厅)以下至川南叙州一段可以通航，其余上游江段仍旧难以航运，亦即所谓“滩险难行，铜沉船翻，终归无益”。仅取得黄草坪以下至叙州一段通

航的成就，原因是工程实在艰难，已超出当时生产力水平的极限。由于当时没有工程爆破技术，到枯水天水落石出时，众工匠只能用原始而古老的李冰火烧开凿法来打凿礁石，亦

即先以柴薪将滩石烧热，再骤然泼上冷水，令石质疏松再打凿。当在江岸凿削纤道时，他们于悬崖绝壁间腰缠藤条，悬吊作业，“皆于石罅插木搭架，工匠用藤缠腰，悬空铲凿”

。工匠死伤惨重。施工结果尽管没有达到全线通航的目的，但下游部分地段即黄草坪至叙州一段毕竟已见成效，而后东川铜店负责运送的300万斤铜料可有一半不再经由昭通和盐井

渡，而是由永善县黄草坪直接运至叙州。乾隆十四年张允随奏报：“金沙江疏浚以来，川省商船可直抵上游之烂田坝等处。江路一千三百余里，每年冬春额运铜筋，需船四百五十

二只，若俱从川省泸州包空雇募，千里溯洄，恐误严限。因于上下游安设站船二百七十只，往回济运，较之远雇川船，力省而运速。”从中可见当时的运输规模。乾隆三十九年时

任屏山县知县的张曾敏目睹滇铜水运兴旺，他在《马湖竹枝词》中欣然描写为“无限兰桡乘浪出，滇南官厂运京铜”。

叙州府是桥盐和井盐的集散中心，川盐、滇铜互运。打通铜路也就是打通盐路。川盐滇铜道上专门设了“关”卡，对铜、盐进行管理，邓井关在富顺县南15里，自流井、贡井

盐舟在此出关查验，乾隆十四年设盐捕通判，后来这里发展成为大市镇。桥盐经犍为、下坝、月波、宣化、真溪、喁口（宜宾思波牛口坝），舟行至叙州。宜宾县盐关，在宜宾城

东北江岸，乾隆二十三年改为经历司，对盐进行管理、查验。宜宾县铜关在城西南马湖江岸，乾隆四十八年知府叶体仁因为叙州府为滇省铜铅入川要路，禀准设关稽查奸商私带之

弊。南广关处滇铜蜀盐经过要冲，在此设巡检，稽查滇铜蜀盐也是理所当然。（光绪《叙州府志》）

铜路的开通，方便了这一区域的交通，民间商旅乘便利用，“船路梭织，百货流通，而以盐布为大宗，一行于雷波及左路蛮地，一行于马边及右路蛮地，云南永善一带皆资焉

。”（嘉庆《屏山县志续》）盐、大米、白酒、茶叶、布匹等沿着金沙江、南广河、关河进入云南，使“地阻舟楫，物贵民艰”的云南民生得到改善。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

府”就是对这种省际两地经济互补的生动写照。宜宾万商云集，铜路上城镇客栈兴旺，乾嘉时的南溪县令翁注霖在 《南广杂咏》中咏道：“马蹄脚下尽居廛，烟火相依夹道连。忽

听市声呼口岸，栈房知在隔邻边。”横江至今仍有当年的马栈留存。宜宾的栈房街、走马街栈房规模已在嘉庆年间形成，有栈房五十余间。宜宾已呈现“水陆交会，贸易四达。其

各省局钱，俱与宝川局钱一例通用，价值并无低昂。”（嘉庆《宜宾县志》）的格局，其川滇黔结合部位中心城市和物流中心的地位得到加强。

官员仕途

每年的运铜官员都是通过抽签选出来了，没有抽到签的人都会异常的高兴，而抽到签的人就要开始面临无尽的烦恼，从铜矿采出的粗铜，通过马帮运送到泸州精炼，再从泸州运送到仪征，再到北京，这一路上都是危险重重，特别是被称为“鬼门关”的三峡，很多运铜船都是在三峡沉船的。 所以每次的运铜官员的命运都不一样，有的人飞黄腾达，得到皇帝的召见，家族变的兴旺，有的人中途沉船，革职查办，赔偿损失，倾家荡产，更有的人在运铜过程中，全军覆没，最后自刎。

没落时期

随着云南的内乱，运铜增中断过几次，后来又恢复过，但是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瓜分后，大量的白银外流，导致铜币贬值，此后南铜北运终止，现在的铜矿山已经找不到当年那种热闹的景象，只留下了一个一个的矿洞。这段历时一百多年的兴旺历史，也永远的封在历史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