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帕斯是墨西哥南部边境一个偏僻、落后的州，长期以来默默无闻，但是1994年1月1日发生在这里的一场印第安农民起义却使它声名大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持久不断的关注。说起来，这场起义的规模、战斗激烈的程度并非突出，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却是现实而深刻的：在全球化的时代，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个国家应如何处理土地与农民问题，应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如何维持社会稳定。

1712年和1867年恰帕斯州历史上两次最大的印第安人起义都是白人种植园侵占印第安人土地、迫使失去土地的印第安人成为种植园劳工直接引发的。现代化进一步冲击了传统的村社土地所有和经营制度。迪亚斯政府时期，墨西哥经济突飞猛进，商品关系高度发达，土地价值上升，土地兼并和投机蔚成风气，就连我国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康有为也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跑到墨西哥做了一把地产生意，大赚一笔。结果，大量印第安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件，由此引发了1910-1917年墨西哥的大革命，大约100万人因暴力和饥馑而丧命。革命后的墨西哥，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卡德纳斯政府期间，终于认识到了土地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开始致力于土地改革，并通过对执政党革命制度党的改造，将农民的参与纳入到墨西哥的政治体制之内，由此使墨西哥在此后的30年内实现了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两大“奇迹”。可以说，没有土地改革，没有千百万农民对政府和执政党的支持，这两大“奇迹”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墨西哥在土改过程中，不是将土地直接分配给农民个人，而是分配给村社集体经营，土地分给农民各家各户自主经营，但森林和牧场不得分配，归集体经营，村社农民无权变卖土地，土地所有权归国家。至少在恰帕斯这样拥有大量印第安人的地区，村社制度继承了印第安人土地共有、集体经营的历史传统，也得到大量农民的支持。然而，在20世纪末，墨西哥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土地私有化，为了鼓励外国在农业部门投资，向村社土地所有制开刀，废除1917年宪法第二十七条，通过了新的土地法，允许村社农民出售村社土地，允许私人公司购买村社土地。这样一来，直接影响到了恰帕斯印第安农民的生活条件，触发了1994年恰帕斯州“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起义。

或许，经过土地的私有化，建立大规模的商品性农场，能够更有效地提高土地的产出率，能够更快地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平，能够克服村社土地经营模式的效率和商品经济水平低下的状态。但是，在其他产业尚无力吸收农业部门释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之前，这样做的后果势必是大量失地农民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加剧社会的就业压力，引发社会不稳定。如果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出现类似墨西哥大革命那样的局面，现代化进程不仅得不到推进，反而会出现“断裂”。至少，二次大战后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经验告诉我们，以土地平均分配为特征的土地改革，是扩大国内市场、抑制社会两极分化、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