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在自然语境下的传播实践作为分析对象，侧重于在特定的语言社区中考察传播实践，揭示其中所隐含的模式。是从文化人类学及社会语言学中演化而来的传播学的一门新分支，德尔·海默思（Dell Hymes）被誉为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开创性研究（1964，1972）奠定了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基础。以后，格里·菲利普森（Gerry Philipsen）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所进行的研究（1975，1986，1992）把民族志传播学真正地导入到传播研究中来。

英文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民族之传播学的形成

民族志的调查研究方法最早是由一些文化人类学家所采用，如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博厄斯（Boas）等，它是理解某一地区、某一群体文化的解释性方法。这种调查研究方法后来也广泛地被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的学者所采用，但正式被引入传播研究中来还得归功于我们前文所提及的菲利普森的研究，正是在其之后这一方法才被诸多从事传播研究的学者所采用。对传播研究的学者而言，实施和理解的民族志调查研究方法不仅仅是一种搜集资料的途径，它也是一种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的视野，因此，它同样也是一种理论。

民族志传播学的先行者是著名学者德尔·海默思。海默思1927年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1955年在美国的印弟安那大学获得了语言学博士学位，以后他先后执教于哈佛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一流学府。目前海默思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海默思很早就开始关注语言与传播现象，他曾对美国西海岸的印弟安人进行过深入的田野调查。1964年，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的一期特刊上，海默思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志传播学”这一术语，这期特刊上同时还刊登了戈夫曼（Erving Goffman）及甘柏兹（John Gumperz）等著名学者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海默思指出，当时已存在的诸如“民族志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及“社会语言学”（socioliguistics）等名称已经无法表达这一新领域的全部内涵，于是提出了“民族志传播学”这一新名称。

海默思首先对民族志传播学的任务和内容做了非常明确的概括，“简言之，民族志传播学包含了两大特征……首先，……它让我们注意到需要新鲜的第一手资料，需要直接考察语言在情境背景中的使用，以揭示适合于语言活动的模式，这些模式在单独的对语法、对人格、对宗教、对亲属关系及其他类似物的研究中是无法被揭示的。……其次，……它必须把一个社区作为语境，把传播习惯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这样，任何特定的传播渠道及符码的使用都是作为社区成员所依赖的共享资源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的。（Hymes，1964：2-3）

为了进一步指导民族志传播学的实践，海默思还提出了一个SPEAKING框架，用来考察和分析一个语言社区所采用的语言模式。SPEAKING是由八个英语词汇的首字母组合而成，而这八个词是海默思归纳出来的调查研究者在从事民族志传播学研究中应该关注的八个方面。它们是：1、背景（S，setting），包括物质的和心理的；2、人物（P，people），指的是参与者；3、目的（E，ends）；4、行动次序（A，act sequences）；5、基调（K，key）；6、工具（I，instrumentality），指传播渠道；7、规范（N，norms），包括行动规范和解释规范；8、类型（G，genre），指传播的种类。（Hymes，1964，1972）

民族志传播学的特征

1、传播实践而不是语言形式是其研究的中心；

2、在自然语境下的传播实践才是其分析的对象；

3、传播实践是具有一定模式的；

4、模式化了的传播实践是社区成员所依赖的共享资源的一部分。

民族志传播学的调查研究方法

1、选择研究分析对象；

2、提出民族志问题；

3、通过参与性观察、访谈等途径来搜集民族志资料；

4、进行民族志分析；

5、书写民族志。（Van Mannen，1988）在此之后，经过反思，进入新一轮的从第2项到第5项的研究。

民族志传播学对其调查研究者技能

1、必须通过广泛的田野工作来直接观察以搜集资料；

2、传播实践应该置于特定的语言社区中来进行考察；

3、揭示传播实践所隐含的模式是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

除此之外，对于民族志传播学而言，传播实践还存在着不同的层面，如交际场景、交际事件及交际行为等，比如，在一次作为交际场景的婚礼上，可能会发生一桩作为交际事件的两个朋友之间的谈话，而在这次谈话中，说一个笑话或讲一个故事都构成一个具体的交际行为。民族志传播学则把所有这些层面的传播实践都作为自身的研究对象。

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及学科意义

该学派的理论发展主要会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称之为the emic或in-situ的本土理论，它主要从内在者的角度对一些风俗习惯、信仰或器物来进行解释，揭示这些事物对一个社区的内部成员意味着什么，它代表着一种本土性的主观性视野，更多地适用于某一特定文化。

民族志传播学所进行具体个案研究大多属于此类，它们主要对所研究的某一语言社区的特定传播实践提供一个解释性的框架。（如Carbaugh，1988；Fitch，1994c；Philipsen，1992）随着本土理论的增加，学者们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一些更为宏观的总体理论，这也就进入了所谓的第二阶段的the etic理论。the etic理论从外来调查研究者的视野来对风俗习惯、信仰及器物进行解释，揭示它们在分析性的、人类学的方法中意味着什么，它代表着一种客观的调查者的视野，更多地适用于一种跨文化的总体归纳。显然，民族志传播学也可以通过个案的比较研究发展出关于传播实践的总体理论，即the etic理论。比如，菲利普森的语言符码理论就是对5个个案研究进行比较归纳的结果。

作为调查研究方法的民族志同样适用于大众传播，尤其是在对受众的研究方面，这种方法更是产生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有的西方学者把对受众的接受研究归纳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及三种不同的重要范式，即接受研究（reception research）、受众民族志（audience ethnography）和建构主义视野（a constructionist view），从中不难看出民族志方法在受众研究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另外一些学者则进一步提出传播研究中的“民族志转向”（ethnographic turn），这更是凸显了这种研究方法的重要历史地位。

综上所述，民族志传播学是从其他学科，尤其是人类学中演化出来的传播学的一门新分支，它对传播研究在理论与调查研究方法上都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并且它关于文化与传播的观点对时下风行的文化研究学派构成了一种有益的补充。目前，民族志传播学依然处于发展之中，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其潜力，相信传播研究中的“民族志转向”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