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悟格西，即密悟法师，现代著名的佛教学者、僧人。

密悟法师，俗姓霍，原籍河北省井陉县天长镇(原井陉县县城)。霍氏为井陉望族，明清时曾数代为官，法师的十六世祖霍鹏为明代万历时左副都御史。法师之父霍堃善书法，双手能书。其母康氏，井陉县罗庄村人。法师俗名霍履庸，生于1904年，其出生之时，家道已衰落。法师兄妹4人，长兄霍履中，共产党员，解放初曾任城内(县城)农会主席，1954年去世。其弟霍履谦(后名霍济光)，著名书画家，现定居美国芝加哥，曾在美国创办中华文化学院。其妹霍成兰，与井陉县朱家瞳村郑氏成婚，1992年去世。

1921年，华北大旱，灾民遍野。井陉原系干旱山区，值此大旱之年，农家几乎颗粒无收，生存无计。北京市佛教协会从京沪等地募集粮食、银洋等到华北灾区发放义赈。井陉县城(今天长镇)北关外显圣寺僧人莲海(俗姓单，井陉单家村人)以北京佛教协会筹赈会干事身份在井陉从事赈灾工作。在赈灾中北京佛教协会收养了不少生活无依的儿童到该协会孤儿院。生活无着的履庸也被孤儿院收养，后被送到北京种德堂养士学校学习文化及佛教，之后履庸又被送到华英中学读高中一年。

1924年，曾留学日本的大勇法师(四川人)到北京传经讲法，而后，西藏佛教高僧白普仁尊者亦到北京传法。大勇法师在日本所学为日本佛教密宗，而白普仁尊者精通西藏佛教密宗。西藏密宗的许多经典为日本密宗所无，大勇法师听白普仁尊者讲经后遂生入藏学习西藏密宗之意，于是出面组织入藏学法团。履庸曾从大勇法师、白普仁尊者听经学法，因其年轻好学，又聪颖过人，颇受看重，遂被北京佛教协会推荐参加了大勇法师的入藏学法团。

1925年，大勇法师率入藏学法团能海(后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观空、行演、法尊(抗日时期在重庆任汉藏交流院院长，解放后曾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诸法师及霍履庸一行，先至康定安雀寺学习藏语及入藏礼仪，其间依止江巴喇嘛。霍履庸在安雀寺正式剃度出家，法名密悟。

其后，大勇法师率入藏学法团向西进至甘孜，因川藏冲突，西藏方面封锁金沙江，拒汉人过江，学法团受阻滞留甘孜大金寺。1929年大勇法师因病圆寂于甘孜大金寺，入藏学法团群龙无首遂解散，密悟乃留甘孜大金寺，后任大金寺堪布(主持)。

1932年，四川刘文辉与马步芳联手反攻，刘、马部队攻占甘孜。密悟法师曾学藏语，又身为大金寺堪布，刘文辉便请密悟法师入藏参与调停川藏冲突的活动。调停活动之后，密悟法师留在拉萨哲蚌寺学经。之后，密悟法师之弟霍履谦亦到国民党蒙藏委员会西藏办事处工作。密悟法师广泛结交西藏佛教及各界上层人士，倍受拉萨僧俗各界之看重。

密悟法师1932年开始在哲蚌寺拜师学经，直到1943年，其藏语名为巧吉多杰。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密悟法师学完了西藏黄教规定学习的五部大论，即：《因明论》、《现观庄严论》、《入中论》、《比丘戒》、《俱舍论》。

学经要求之严非比寻常，所学经卷的法场论的每章每节在听讲和个人领悟之后都要经过严格答辩，寺中诸法师和佛教徒都可以提出各式各样的疑难问题要求学经者答辩，对所有问难的答辩均获满意才能继续学习新的内容。每次法场答辩都约用半月左右时间。密悟天资聪敏，又刻苦好学，再加上这样严格的要求，经十余年的潜心学习，对西藏佛的研究有了很深的理解和领会，其对西藏佛教研究达到的学识水平，在西藏佛教界也是不多有的。

约在1943年或1944年，他在拉萨参加“门朗钦布”(即拉萨一年一度的祈祷大法会)大节日的佛教考试，考中“格西”，并以优异成绩获得拉让巴格西头等第七名，称“昂格”，即超级格西(一等格西共取16名，前7名为有特殊荣誉的格西，称“昂格”)。作为汉族僧人，参加藏族佛教考试，考入头等格西有特殊荣誉的前七名中，在藏族佛教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非有特殊才华，藏族佛教界也不会将此殊荣授予汉僧。

在密悟考获格西后，达赖专门宴请密悟并赠镶金僧靴。自此，密悟法师在西藏佛教界受到特殊尊重，被认为是来历不明佛爷的转世。

密悟法师在藏期间同佛教界上层人士如拉鲁、擦绒、宇妥等都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约1946年左右，密悟法师离开拉萨返回成都。由于他为藏族佛教中考取格西的唯一汉族僧人，所以回川后受到四川佛教界的广泛欢迎和格外敬重。四川各大寺院文殊院、宝光寺、尧光寺与宝慈佛学社、成都佛学社等佛教组织，纷纷邀请密悟法师讲经传法。密悟法师在这些寺院和佛教组织讲说藏传黄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法成因明七论》、《辩了不了义论》等，这些多为汉传佛教经学所无，内容新颖。密悟法师学问博大精深，讲解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在川名声日高。

约在1948年左右，国民党政府多次请密悟法师到南京蒙藏委员会任职，密悟法师所结识的许多进步人士劝他留在四川。常听他讲经的一个名叫熊子俊的人，是成都成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共地下党员，系刘伯承的同学，与密悟法师关系甚好，曾劝密悟法师留在四川等待解放，为将来解放西藏出力。熊子俊说：解放后，像你这样的人才，国家是不会不用的。 1949年四川解放，刘伯承司令员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熊子俊当了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即介绍密悟法师同到重庆谒见刘伯承。刘司令听密悟法师介绍了西藏情况后，动员他赴西藏为和平解放做劝和工作，他当场应允，并推荐贾题韬教授同往。

贾题韬是成华大学文学院哲学教授(曾任国民党少将参议)，对佛教有很深研究，常听密悟法师讲经，同他的关系非常密切，又会藏语，因而密悟法师推荐同往。

1950年春，密悟法师、贾题韬等五人组成的劝和团先于解放军部队一个月出发，向西藏行进。因情况险恶，为安全起见，密悟法师化名志清法师。到康定后，同行的阿旺嘉措留下来(后来当了甘孜藏族自治区的副主席)，密悟法师的一个徒弟也留下。密悟法师等三人继续西进。

当密悟法师等前行到甘孜欲渡金沙江时，由于西藏方面戒备森严，他们没有马牌(即通行证)不能过江。为此，密悟法师想尽办法，动员甘孜大金寺管家江巴龙珠过金沙江同藏方联系，但依旧难以通过，于是滞留德昌数月。之后，解放军攻克昌都，密悟法师乃动身向昌都进发。动身前，密悟法师动员德格土司支援解放军和前往昌都参加解放军召集的会议。

密悟法师到昌都后，又出生入死，历尽艰难，先于解放军一个月进入西藏拉萨。密悟法师在进藏路上和进入拉萨之后，为和平解放西藏做了大量工作。他频频接触进藏沿路及拉萨的各界上层人物，向他们宣传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张和政策，说服他们欢迎解放军的到来，协助解放军解决进军中的困难。他还动员沿路及拉萨各地贵族为解放军筹集粮食，腾出住房支援解放军。密悟法师利用自己在佛教界的影响和同西藏上层各界人士熟悉的条件，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密悟法师在西藏留住了下来，一方面为团结西藏各界各层人士继续进行工作，另一方面组织翻译藏传佛教主要经典，以推进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他动员了西藏著名的格西错康喇嘛、罗桑孟浪、白马降措、大马丘瑞及降错林活佛协助进行翻译，同时他的翻译工作也得到了贾题韬教授的帮助。 从1952年开始，到1959年止，密悟法师先翻译了哲蚌寺自编的《因明入门》，又翻译了法成七论中的《正理一滴论》、《成他相续论》、《因理一滴论》及《几量论释》中的第一品、第二品。这些经论均为藏传佛教中因明学的精品。密悟法师还翻译了密宗的《密集金刚》之义规中的《生圆次第》和《圆满次第》等重要经典。仅翻译《几量论释》第一品、第二品(全论共四品)就用了整整两年时间，可见翻译之艰难。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密悟任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并担任西藏佛教协会副会长。贾题韬任佛教协会副秘书长。

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密悟法师同贾题韬蒙冤人狱，受到审查。1964年密悟法师同贾题韬被释放，同年回成都。密悟法师回成都后参加四川省佛教协会工作，住东门城隍庙，仍属管制对象，由成都佛教协会每月发给30元生活费，并派仁勋、仁济两名僧徒给予生活照顾。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密悟法师受到迫害。所带回佛教经典及翻译稿本被红卫兵毁灭殆尽，密悟法师亦因受红卫兵迫害含冤而死。80年代初密悟法师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密悟法师为人谦虚，对佛教流派的认识无门户之见。他认为汉藏佛教，各有所长，各有短缺，他生前曾立志对汉藏佛教做深入研究后做一次比较，可惜其志未酬。

密悟法师作为汉族僧人，他对藏传佛教的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可称为有史以来之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