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资本主义”的意思、由来-中文百科全书

图书信息

书名: 超级资本主义

作　者：罗伯特·赖克，石冠兰　译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2-1

ISBN: 9787801708922

开本： 16开

定价: 38.00元

作品简介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超级资本主义”。随之而来的是财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中产阶级逐渐消失、就业不稳定、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原因何在？

同样，所有这些“超级资本主义”大国面临的问题，在迅速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也正初露端倪。

如何创建民主公平法制的社会，做到民主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被誉为“美国三位在商业及经济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之一”，曾任美国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奥巴马竞选委员会顾问，美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者，现任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罗伯特．赖克，紧扣时代脉搏提出：面对席卷而来的对民主制度和人们的生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超级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又应当何去何从？赖克认为，要拥有活力无限的民主制度，不能让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侵犯了民主的界限，二者必须泾渭分明。政府有必要通过新的法律法规来约束资本行为，避免正在恶化的各种社会问题给社会带来大的灾难。要创建一个民主公平的社会，关键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消费者、投资人、社会公民”三种角色中找到平衡，发挥公民的角色，积极以立法制定游戏规则，避免让超级资本主义超越界限影响到民主制度，这是唯一有建设性的解决之道。

上述这些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社会难题，也同样大有裨益。

作者简介

罗伯特．赖克，著名的政治经济学者，被誉为“美国三位在商业及经济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之一”，曾任美国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奥巴马竞选委员会顾问，现任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赖克以经济与社会思想创见闻名，曾在2003年获颁哈维尔基金会奖，其论述多见于《纽约客》、《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各大媒体。同时，他还是《美国展望》杂志的共同创办人暨编辑、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知名节目“市场”的每周评论员，经常出现于电视评论节目中。本书是他的第十一本著作，已出版《国家的职责：迎接21世纪资本大潮》、《美国新视野》、《成功的未来》、《困在内阁》等。

主要观点

本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打破了人们的思维定式，从我们作为消费者与投资者的利益考虑出发，从一个比较新的视角透视民主衰落的问题。在每个人的身上寻找民主衰落的原因，反对人们把企业看做具有公民身份的主体，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把保持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平衡和谐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业内精英推荐

本书呼吁我们迫切需要重新评估资本主义，并为我们目前深陷的混乱困境提出矫正建议，这是一本我们必读的重要著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史蒂格利兹

罗伯．瑞奇是我们这一代的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他对政治与经济的大貌具有精辟可靠的睿见，并以无碍的辩才和清澈的判断力传达值得我们警醒的讯息。这是一本令人赞叹佩服的杰作！」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民主的不满》作者麦克．沈岱尔

瑞奇以独树一格的睿智与辩才呼吁我们正视显而易见的道理：资本主义应该为民主制度所用，而不是倒反过。这是一本罕见的佳作，破解迷思，引人入胜，适时地重塑最重要的公共议题。

－－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风险大转移》作者/雅各布．海克

瑞奇再一次为美国人深陷的困境提出强而有力的新观点，这本书凸显新类型的社会冲突―－介于身为消费者与投资人的我们和身为民主社会公民的我们，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独自打保龄球》作者/罗伯．普南

本书提醒我们：加入清晰思考，我们的政治勇气与力量才会增强。瑞奇分析企业在我们现今的民主制度中扮演的角色，并极具说服力地主张必须对此加以限制，他提出把掌控政府的权力还诸人民的解决方法。透过这本书，瑞奇已尽了他的责任，我们若想要一个更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在该是身为公民的我们作出回应的时候了。」

－－前美国参议员、《新美国故事》作者/比尔．布莱德利

精彩书摘

美国人对民主制度渐渐失去了信心，其他许多民主国家的公民也同样信心不再。正如我在本书开篇所谈及的，35年前，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我们的民主政府是为所有人谋福利的，但是几十年后的现今，这种信心普遍地发生了动摇。现在，绝大多数人认为，政府由极少数大利益集团操控，是它们谋求私利的工具。其他民主国家的调查也显示出，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呈现类似的下滑态势。这到底是为什么？

如前所述，对于这一转变的解释都缺乏说服力。对于美国以及这种现象目前程度略轻、但同时愈演愈烈的其他国家来说，更可能的原因是金钱在政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来自大公司的政治献金。正如我后面将要证明的，那些献金正是促使经济繁荣的超级资本主义产生的副产品。随着公司开始利用公共政策寻求竞争优势，竞争扩展到了政治领域，其负面结果就是：民主制度回应公民意愿的能力下降了。

人们对于正在发生的事基本上不存在争议——来自公司的越来越多政治献金注入了华盛顿和其他州首府城市，这一事实显而易见。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仔细观察一下这种态势从何时起开始逐渐升级，就可以发现一条重要的线索。

在公司的政治献金开始涌入之前，华盛顿是一个相当破落的地方——正如约翰·肯尼迪所言，华盛顿是“一座兼有南方效率和北方魅力的城市”。即便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作为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官方代表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市区的大部分地段仍然相当破败。如果某位说客要留下来吃午餐，我就把他带到宾夕法尼亚大街对面蟑螂肆意横行的三明治店去，那样，饭后我就永远都不会再见到那位说客了。但是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重返华盛顿的时候，这个城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明治店早已不见踪影，大街上遍布着耀眼的豪华旅馆、高档餐厅以及时尚酒吧。从乔治城一直到国会山，到处是光鲜夺目的建筑：由玻璃、铬和抛光木料建造的各具特色的写字楼群；设施完善的公寓，其门卫清楚地知道每一家住户的姓名和需求；有着大理石门廊、厚地毯、轻音乐和花岗岩前台的旅店；使用亚麻餐巾纸、皮面装订菜单和沉甸甸银器的餐厅，它们提供75美元的牛排和400美元的法国大瓶装美酒。位于国会山底层的查理帕尔默牛排店凭借其存有上万瓶佳酿的酒窖闻名遐迩。紧邻乔治酒店的Bistro Bis餐厅为客人提供裹着薄薄一层面包屑的松脆油炸鸡腿和吉普赛风味牛杂。位于第19街的Palm餐厅推出了更为昂贵的餐饮，那些精心设计的美食甚至可以让最疲惫不堪的公务员胃口大开。

献金流所到之处，一切都贵了起来——不仅包括酒店和餐馆里的账单，还包括华盛顿的律师、说客和专业公关人员的报酬，以及华盛顿房地产的价格，甚至周边城镇房地产的价格也随之高涨起来。2005年，华盛顿有7个县进入人口调查局选出的美国人均收入最高的20个县。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给予候选人选举办公室的政治献金也有了大幅增加。随着政治献金的增加，每位候选人对于可能有多少钱流向竞争对手都十分敏感——除非这位候选人的竞选款项庞大得足以吓退其他竞争者。这样一来，曾经热衷于所在州或区的“多元”利益集团的参议员和代表们——特别是那些加入了全国联合会的人——日益把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募集更多的竞选资金。而最大的竞选资金来源就是各家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公司高管，以及“锁定”了来自公司高管和商业联合会的政治献金的公司说客。

直接捐款不过是庞大的权力贩卖活动的冰山一角，正如图4.2至图4.4所呈现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游说活动愈演愈烈了。

这并不仅仅是20世纪中叶令政治哲学家们感兴趣的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的一种膨胀而昂贵的形式。所有这些大量增加的游说活动几乎都由公司赞助。与之相比，非商业集团的游说活动就不足挂齿了，比如，2005年美国劳工联合会与产业工业联合会在国会山仅有6位支付报酬的说客。当年在游说支出最大的100家机构之中，美国商会名列前茅，而美国劳工联合会仅排第74位。大多数公共利益团体，比如宣扬环境保护、儿童福利或者人权事业的团体等甚至未能入榜。

我再次提请读者注意，游说支出大增始于20世纪70年代。1950年，在华盛顿设有办公室的公司不足100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公司的游说活动就开始活跃起来。美国国家制造商协会于1973年把总部搬到了华盛顿，几乎与此同时，商业圆桌会议—— 一个由各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组成的联合会，他们会亲自到华盛顿进行游说——在华盛顿成立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超过500家美国公司在华盛顿设有长期办公室，总共雇用了大概6.1万名说客，其中包括为它们自身的利益进行游说的律师。此外还有许多由公司赞助并专门配置政策专家和营销人员的各种基金会、中心和机构，以及一些专门负责为符合某公司利益的公共政策进行广告和营销的公司。

近些年来，随着超级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和发展，公司的这类游说大潮席卷了全球的资本市场。2005年，欧盟委员会和欧盟行政办公室所在地布鲁塞尔聚集了大约1万名说客，其中大多数代表着大型全球性公司和行业集团的利益。今天的de Cortenbergh大街与华盛顿的K街极为类似。

流入政治领域的公司政治献金的激增始于罗纳德·里根的当选，之后一直延续到乔治·布什当政时期。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当时大公司与共和党达成了一笔交易，根据这种假定，大公司为共和党人提供足够的资金，以保证共和党人保持永久性的多数席位，作为回报，共和党推行坚决的重商政策。布什执政期间臭名昭著的“K街计划”就是一笔典型的交易，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以及其他共和党领袖向公司和贸易团体施压，要求它们只雇用大老党（美国共和党的别称）的说客。

然而这种解释太过简单了。它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公司政治说客的人数在全世界范围呈增加态势，也无法解释这样一个重要事实：流向美国政界的日益增加的资金大体上两党兼顾。民主党人在1994年丧失了对国会的控制权时，已经开始依赖于来自公司的政治献金了。民主党代表托尼·科埃略叫嚣道：“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企业都不得不和我们打交道，因为我们是多数党。”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的领袖，他开始勒索美国的公司。科埃略极力寻求获得与共和党所拥有的数额大体相当的政治献金，并最终达到了目的。美国无党派组织政治回应中心的数据显示，1990年，卡车运输业把151万美元政治献金划分为大致相等的两份，分别捐予民主党和共和党。这种均衡状态一直持续到共和党人在1994年重新执政才有所变化，并在2006年民主党获胜之后重新恢复。（根据一家追踪政治捐赠的组织——政治献金线的数据，政治行动委员会在2007年第一季度把献金的56.6%给了民主党人。）当然，科埃略所设想的公司对于民主党国会的依赖，也使民主党依赖于公司的施舍，这一点在1994年他们败北之前的几个月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民主党人投票反对比尔·克林顿的医疗保险计划，因为他们的赞助公司反对这样做。

尽管克林顿政府——我很荣幸曾任职于其中——出台了医疗保险计划，但它仍不失为美国历史上最重商的政府。在克林顿上任后的前两年，民主党人控制了国会两院，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他们又推动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这两件事对于大公司来说可谓意义非凡。如同华尔街券商希望的那样，克林顿也曾致力于削减联邦预算赤字。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政治环境，公司利润飞涨，股市飙升，CEO们的收入屡创新高。

仅凭这些事实并不足以证明克林顿或者其政府中的某个人接受了大公司的特别恩惠，也不足以证明公司支配了克林顿政府的议事日程。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多少政治献金注入了克林顿的第二次竞选活动和民主党国家委员会，以及克林顿多么勤于向公司示好以获得这些资金。对希望在林肯卧室中过夜的CEO们，克林顿表现出的慷慨友善验证了那句古老的格言——白宫是唯一一家能让客人把巨款留在枕头上的旅店。尽管不一定能实现目的，但金钱仍是成功的保障。石油大亨罗格·坦拉兹向民主党国家委员会捐献了30万美元，只为与克林顿有一次会面。于是共和党参议员弗雷德·汤普森在国会竞选金融改革听证会中质问坦拉兹，他是否认为自己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利，让美国总统亲自考虑你的经济交易”。坦拉兹的回答直白坦率：“参议员，我的行为超出了界限。可是为什么不呢？是你们设定了规则，我们不过在遵循规则。这就是政治惯例。”

近些年，遵从两党路线使用政治献金的方式为许多民主党人做好了职业规划，他们在华盛顿卸任之后，就在大公司中找到薪水颇丰的工作。当日益明显的迹象表明，民主党可能在2006年中期选举中获胜时，K街计划实际上就泡汤了。选举开始前的几个月，华盛顿的一家主要法律和游说公司欧华公司就将其政府事务运作方向从共和党的托马斯·奥尼尔转向了民主党的詹姆斯·布兰佳—— 一位来自密歇根的前任州长和国会议员。布兰佳向《华盛顿邮报》表示：“作为一位民主党人对我没有坏处，那是一定的。今年必将是民主党年。”高层民主党人在众议院中的中级席位也突然增加了。

游说活动中的两党路线已经成为大公司的现实必然选择，因为要争取国会中大多数席位对某项特定政策的支持，需得同时说服两党才能实现。参议院民主党少数派领袖汤姆·达施勒在2004年第二次选举落败之后，加入了前任共和党多数派领袖鲍勃·多尔的游说公司——奥斯顿-伯德公司。多尔风趣地说：“他在参议院有很多朋友，我在参议院也有不少朋友。合在一起，我们也许会得到51%的票数。”

坚持两党路线的游说公司的服务名单里都是蓝筹客户公司。为了推动布什政府在国会山推行医疗保险处方药福利法，医药制造商希尔聘请了民主党籍说客、前民主党国会议员维克·法奇奥，阿尔·戈尔前任首席民主政策顾问大卫·贝尔以及克林顿总统和达施勒参议员的前首席助理乔尔·约翰逊。为了推动他们的决策，仿制药{1}制造商们聘请了克里斯·詹宁斯，他曾经帮助克林顿设计了广受赞誉的医疗保险计划，还聘请了前任共和党助理马克·伊萨科维兹，他曾经帮助共和党挫败了克林顿计划。同样，1998年，烟草公司为了向国会兜售它们与州律师协会达成的关于烟草健康宣言的协议，而求助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双方的说客，其中包括戈尔的前任助理彼得爵士、前任民主党州长安·理查兹和前任民主党参议院多数派领袖乔治·米切尔。

非商业团体在民主党执政时期要比在共和党执政时期更容易获得权力，而商业团体不论哪个党执政，都拥有强大的权力。在克林顿政府中，半数以上的官员在离职之后都成为公司的说客。克林顿的首位立法主任上任不足1年就离职了，继而就任伟达公司的主席。克林顿的副总参谋长也在任期未满1年时离职，转而加入了美国电话协会。据美国公务员廉政中心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4年之间，来自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的超过2200名前任联邦政府高层官员成了注册说客，还有200名前任国会成员也成为注册说客。到了2003年，前任国会成员中的注册说客有一半曾属于民主党人阵营，他们几乎都在为大公司的利益进行游说。

真正有意义的不是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对比，而是几十年前在华盛顿供职的人与最近在游说界供职的人之间的对比。在20世纪70年代，仅有大约3%的退休国会成员成为华盛顿说客。而到了2005年，不论是在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这一比例都超过了30%。越来越多的前任官员和助理投身于游说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们那样，对利用在政府服务期间获得的经验去赚取外快深感不安，而是因为游说活动的资金回报远远高于以前。与餐饮价格、房地产价格一样，游说佣金随着公司的政治献金大量涌向华盛顿而节节攀升。说客们向新客户收取的费用从1995年的大约每月2万美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每月4万美元。到了2006年，与国会或者白宫有密切关系、且有意转行到K街的人士起薪已经飞涨到每年50万美元。国会委员会和分会委员会的前任主席们可以左右以前所在委员会的立法，因此每年有200万美元收归囊中。

这些年来，国会中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特别是在所谓的文化战争（如堕胎、同性结婚、干细胞研究和对美国的效忠宣誓）和对外政策方面。这些议题通常出现在各大报纸的头条，因为它们就像公众人物之间的激烈冲突一样，能够吸引大众的关注。但是，这些并不是公司可以不分党派地用钱买通的国会日常工作的全部。

另一种理论把政治献金的增加归结为联邦政府规模和权力范围的扩大。“花费在华盛顿的钱高达2.6万亿美元，能够为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制定规则。”前任共和党众议院发言人纽特·金里奇说，“你猜怎么样？人们会用耸人听闻的巨额资金来对此施加影响。这样问题就来了，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公司的献金也越来越多。”

这一观点也不符合事实。在政府的各个层级中，战后公共支出增加最多的时期发生在1947年到1973年间，这正处于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黄金时代。1983年，联邦支出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约为24%，达到了顶点，之后又稳步降低到20%以下。同时，越来越多的联邦支出被用于社会安全、医疗保险和国防工业中。说客们也确实聚集在这些领域，而非国防裁量性支出——这是你可能会认为大多数游说活动都集中的领域，因为每年这一领域的支出比例都在波动——在1980年曾达到顶点，占国民经济总值的5.2%，之后就回落了。由于经济的整体增长，联邦支出也增长了很多。但是流向华盛顿的公司的政治献金的攀升速度比联邦支出的增速更快。

流向政界费用的攀升也不能用经济监管的增加来解释，正如我们所见，在过去的40年里，大多数重大的经济监管都被废止或放松了。根据《联邦公报》公布的最终规则或提议规则的数量来看，1980年之后，监管一直呈下降趋势。

最后，流向政界费用的攀升也不能用公司要抵制工会的对抗力量来解释。正如我们所见，工会的力量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处于衰落之中，而且与公司游说活动的活跃相比，现在工会在国会山的游说活动只是勉强可以见到而已。

第三种理论把流向政界的公司政治献金的日益增长归因于大公司和华尔街图谋操纵国家机器、支配两大政党。这种观点认为，大公司和华尔街的目标，就是维持低工资，避免代价高昂的监管，减轻富人税负，掠夺发展中国家，以所有人的利益为代价中饱私囊。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创始人和前任所长杰夫·法克斯写道：“美国两党合作的管理阶层一心保护其特权对象，而把我们其他人抛给了没有监管、野蛮无情的全球化市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新闻主持人卢·道博斯认为，大公司和政府正在进行针对普通劳动者的“阶级战争”。

不论这种阴谋论观点如何吸引人，都难以在事实面前站住脚。各家公司非但没有彼此勾结、共谋，它们之间的竞争反而越来越激烈了。就像我在下文中将要谈到的那样，这种竞争已经延伸到了政治领域。这些每日占据国会注意力、花费了国会成员不计其数的时间、让华盛顿说客和公关专家激烈争论的斗争，大都是同一行业内部、彼此存在竞争关系的公司或部门之间的斗争，有时也可能是存在竞争关系的行业间斗争。

现在在华盛顿和世界上的其他政治中心，作为公民，我们的呼声更加难以传达出去，这不是因为大公司变成了更为强大的统一体，而恰恰相反——公司之间的竞争越发惨烈了。公司为了获得或者保持相对竞争优势而开始涉足政治，结果公司间争夺商业利益的喧嚣震耳欲聋，几乎淹没了所有对于公共利益的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