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由功德主西宁王速来蛮命人刻石。此碑高75公分，宽55公分，上刻“莫高窟”三字。碑中央阴刻四臂观音坐像，周遭三方都有两列刻文：上方第一列为梵文，第二列为藏文；左方为汉文，内为西夏文；右方为回鹘文，内为八思巴文。这六种文字都与汉字”唵 嘛 呢 叭 咪 哞“为音，世称六字真言碑。碑上还刻有功德主、立碑人题名。先保存于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内。

中文名：六字真言碑

立碑时间：1348年

六字真言的两侧和下方，分别是功德主、官员、僧人的题名，立碣的时间和石匠、尼姑名字等。此碑立于元至正八年（1348年）五月十五日，是当时镇守沙州的速来蛮西宁王（成吉思汗儿子拖六雷的八世孙）及其妃子、太子、公主、驸马等布施刊刻的，距今600多年。虽然内容简单，但意义重大，既说明蒙元统治者重视藏传佛教的程度，又说明元代时期多种文字并行，多民族文化并存交融。

历史上的河西走廊，是甘肃的重要经济走廊，也是著名的文化走廊。这里曾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11世纪到13世纪初,为西夏统治，长达200余年。当时的西夏，在今武威设立西凉府，成为西夏的辅郡；并在今张掖设立了甘州、酒泉设立了肃州、安西设立了瓜州、敦煌设立了沙州等。河西走廊不仅是当时西夏军马、粮、草供应的重要基地，也是经济、文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西夏党项民族笃信佛教，早在西夏仁宗天盛时（1159年）就遣使到西藏，迎请藏传佛教高僧在凉州乃至整个河西走廊广泛传播教义，藏传佛教在这里得到广泛深入的发展。1227年蒙古灭西夏和1234年灭金国以后，窝阔台将原西夏的辖区以及现今甘肃、青海部分藏族地区划为阔端的封地。当时阔端宫室于凉州（今武威），成为西凉王，驻扎在凉州。同时新疆畏吾尔族高昌国的国王纽林的斤的先祖归降元太祖，其国王和他的部落又跟随武功赫赫的窝阔台南征北战，辗转到西凉州，在永昌（今武威永昌镇）筑起新城王宫，也驻扎下来。此外，这里又曾是吐蕃王朝的重镇，一向为吐蕃边将节度驻守之地。因此，这一时期的河西走廊是一个蒙、汉、藏、西夏、畏吾尔多种民族文化融合相处的地方。多民族文化长期共存，相互影响，创造了独具特色地方文化。我们从这块碑上就可以领略体验到,河西走廊博大浑厚而风格独具的多种历史文化。

梵文是古印度文字。相传为大梵王所说之书，书体右行，为古印度文字之本源。梵文字母，由最初的皮罗米文字，经过长期的演变，在公元七世纪时形成天成体梵文字母，行用至今。字母中有元音13个，辅音33个，书写以音节为最小单位。我国由于印度佛教的传入，早在汉代以后，就用汉语翻译印度的梵文佛经。因此，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梵文逐步传入中国。

西夏文是记录党项羌语言的文字，元昊大庆（1360—1038年）间，为了巩固民族语言文化，增强民族意识，他命令野利仁荣等仿汉字成例共创，共6000多字，颁为国字，广泛使用。由于元朝战争的残酷和从西夏亡国的140多年之后，经过元末大规模的战争及亡国，党项民族分散而居，并与当地其他民族通婚，往来密切，因而民族特性逐渐消失，与其他民族融和，独特的西夏文字完全停止了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明代中叶之后，人们已经不认识西夏文字，甚至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西夏文字存在。

藏文是中国藏族的语言文字，历史悠久，在国外说藏语的地方也有使用。我国藏族分布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分为藏、安、多三个方言。国外分布在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早在唐代，藏族吐蕃王朝即和中央王朝建立了亲密关系。唐朝曾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元朝开始在西藏等地设置了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地方行政机构，管理包括西藏在内的全部藏族地区。藏族文字，据史书记载，七世纪时由图弥三陪扎参照梵文字体创制。有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自左向右横写。有一部分符合声母用字母上写迭写的方法表示，元音符号加在字母的上面和下面，音节与音节之间用一小点分开，字体有楷书和草书两种。

回鹘文是回鹘人（今维吾尔族）采用窣利文（通称“粟特文”）字母所造的文字。因时代和字体的差异，字母数目有所不同，共约19—23个字母。各个字母有字头、字中和字尾之分。元音5个，口元音2个。一个字母有时表示2—3个或更多语言。初由右向左横写，后竖写右行，字体分刻本体、写经体、草体三种。

蒙古文，蒙古族最初没有文字，后来成吉思汗灭了乃蛮以后，才让畏兀尔人塔塔统阿用畏兀尔文书写蒙古语。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很想创造一种新的文字作为全国统一的官方文字，于是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八思巴。公元1269年忽必烈下诏颁行，正式公布使用。元朝统治长达90余年。

六字真言碑虽然只有六个字，但是它用多种民族文字刻成，反映了元代河西走廊是一个多民族聚集，文化并存的地方。它的发现反映了河西地区多民族的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