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原因

介绍

简介

两报一刊社论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同时刊出的社论。因《红旗》仍按原周期刊载，有时就会出现同期刊有几篇两报一刊社论现象。《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红旗》杂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理论刊物，《解放军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机关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始于1967年10月1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结束于1978年4月1日《神州九亿争飞跃——欢呼全国科学大会胜利闭幕》。

原因

由于其时原有党政军权力运转体系已经出现脱节现象，政令无法按既定形式畅达，两报一刊社论就成为打破常规，越过所有行政层次直接传达中共中央最高层声音的一个渠道，显示领导核心团结、运转正常的象征。在当时的舆论体制下，它具有中共中央文件的权威性，是以公开形式发布的中共中央文件。它的撰写多数不是出自两报一刊的自主行为，而是中央领导核心的授意，从主题、立意、阐述角度、材料、结构、风格到作者、发表时间都有明确安排，有最高层舆论主管官员（政治局常委如陈伯达、姚文元等）的参与、修改、审定。

介绍

社论经常担负传达毛泽东对运动的战略部署、最新指示（如“清理阶级队伍”，无引语标识的用黑体字标出）并给以阐释论述的职责，有的是事务性、带有日程表的说明论述（1968年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有的是直接政治性的批判论述（如批判刘少奇的《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有的是意识形态的理论论述（如1967年11月6日《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第一次正式完整地论述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引起长久批评而成为历史事件的著名社论，莫过于1976年9月16日《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披露毛泽东“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被判定为伪造遗言的夺权宣言），和1977年2月7日《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提出的“两个凡是”（被后来学者定义为导致华国锋倒台的政治纲领）。

社论的功能定位要求对全局具有指导意义。因此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各地报刊要头版头条全文转载、广播电台要播送。这样的社论远远超出文本范畴，本身就是政治权力的运作过程。

具体说，它是非常时期的一种组织形式和社会动员形式：两报一刊社论发表前（前一天晚上7点）有预告（有重要广播），社论文本由新华社发电讯通稿；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军队、地方（各省市县）和单位领导要组织收听、记录，收听完要组织敲锣打鼓庆祝游行；要在最快的时间里安排贯彻落实，成为制定工作规划（大计划小安排）、政策法规的根据，作为国家意志的表述具有法源的效力；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都要以此为中心，组织文章、报道，阐释社论精神（据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说，仅仅1976年9月17日至30日14天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社《内部参考》、《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7种报刊就有236篇消息和文章登了“按既定方针办”内容），编写学习辅导材料，报道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反响；政治学习要反复宣读、宣讲，座谈心得体会，联系地区、单位、个人实际，重点在怎样把社论精神变成单位和个人的思想、行动；甚至被收入课本，作为政治课、语文课的教材。中国以外的观察家把它当成了在信息匮乏条件下收集、感知、判断中国动向的宝贵的信息源。

由于挟持最高权威，在当时受众心中社论论说高屋建瓴，文风气势磅礴，修辞精确生动，成为人们竞相模仿的对象，作文论证引证的的经典。塑造、影响了文革时代的文风。个别地区还曾一度流行把《两报一刊社论集》当作婚礼礼品的民俗。

研究当代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刘小枫把以两报一刊社论为代表的这种语式称为“‘社论’语式”。认为它是“一种道义—权力诉求”，指出“这种特定的言述形式比其指述的内含——道义权力更有约束性”，被“阶级的标签”的“ ‘社论’语式”“成功地颠覆了传统的种种自在语式并进而独占全语域”，“甚至像抒情诗这种最富私人心性的言式，亦曾‘社论’语态化”。以致“不同程度解除了道义—权力诉求理念的文人学者那里，‘社论’语式（表现于某些特定的选语造句）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我在的呢喃》，载《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三联书店1996年版）

后来的研究者也把它作为剖析当时的思维、话语范式的典型文本。他们认为，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畸形政治的产物，其赖以运转的政治／社会结构是高度集权的一元化政党统制体制，话语方式是用领袖／政党学说话语代替新闻学术话语（词汇频率最高的是“革命”、“阶级”、“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斗争”、“专政”、“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美帝国主义”、“批判”、“路线”、“伟大”），经济／文化基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统一的舆论宣传，舆论生态是“‘党报’本位”的封闭型传媒环境。1990年代以来，它往日的神圣、神秘不再，在人们的口语里也逐渐含有贬义，成了调侃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