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勇军中日甲午黄海海战“致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主任、秘书长。原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企业文化所副所长。美国哥伦比亚好莱坞影业中国集团总裁

(1)打捞动议

(2)寻找探摸

(3)打捞缘何搁浅

(4)打捞的官司

(1)打捞动议

甲午战争留给中华民族的创痛是刻骨铭心的，因为它是一道中国近代史的分界线，一道令炎黄子孙心头流血并隐隐作痛的鞭痕。正因为如此，即使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仍然不能忘却，大鹿岛海域曾留下北洋舰队四艘战舰和600多名将士的忠骨，怀念那伴随大潮起落、惊涛昭示的壮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教育后人，慰藉英灵，国家有关部门曾先后三次试图打捞“致远舰”，但都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没有实现。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是在1988年，辽宁省文化厅曾筹集了资金，来到大鹿岛，在进行探摸时，一名潜水员不幸遇难，打捞的事也就只好搁浅。

1963年，以甲午海战为题材的电影《甲午风云》拍摄完成，并在全国放映。当时，一个小学生一天竟看了5遍，民族英雄邓世昌壮烈殉国的豪迈气概，深深地感染了他。从那时起，他立志像“邓世昌”那样，甘愿为祖国奉献一切。他叫柴勇军，30余年后他的名字与打捞“致远”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甲午风云》里的邓世昌影响着他的人生。15岁时他便当兵走进了军营，5年的军旅生涯之后，他进入北京市政府机关工作，后又调人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企业文化所任副所长。尽管时光过去了20多年，但邓世昌以及北洋舰队抗击日军的悲壮历史一直在他的脑海里索绕，永远不能忘怀。1993年，为了缅怀先烈，凭吊古战场，他和几个同伴自费考察了北洋舰队战斗和驻扎过的威海刘公岛、旅顺口、大鹿岛。在大鹿岛上，他听了村党支部副书记于生春讲到的有关“致远”舰和邓世昌的轶事，凭吊了岛上邓世昌的雕像和甲午海战无名烈士墓，遥望着“致远”舰沉没的大海，一个想法从他脑中跳跃出：打捞“致远”舰，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悲剧。

回到北京后，他向企业文化研究所所长苗祥和艺术研究院的领导作了汇报。他的想法得到了领导的支持，于是一份充满了爱国激情的打捞“致远”舰的报告转到了国家文物局。不久，国家文物局下发了文件，批准成立中日甲午黄海海战“致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打捞在中日甲午黄海海战中沉没的“致远”号等四艘战舰。尔后，组成了以全国人大常委、原海军副司令、军事科学院政委张序三中将为总指挥的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担任，副组长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交通部海上救助打捞局副局长尹干洪等人，柴勇军任秘书长并兼办公室主任，开始了打捞的前期准备工作。国家打捞“致远”舰办公室发出了一份《倡议书》，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有机的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鼓舞全国人民实现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帮助人们认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真理，在全社会发扬自尊、自爱、自强的民族精神，以贡献全部力量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国家利益、国家尊严为最大耻辱。要把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宏伟目标，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中共党史和基本国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国防和国家安全，作为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客。运用大众传媒、书刊影视、艺术表演和课堂教学，运用重要纪念日、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社会活动，运用升国旗、唱国歌等仪式，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各地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国家要确定一批重点基地。”

爱国主义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就是巨大的精神力量，在甲午海战中“致远”舰打出了中国海军的威风，有进无退，誓死奋战，表现出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致远”舰、邓世昌成为中国海军的典范，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英雄壮举和故事一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为人民群众和年轻一代提供生动、真实的历史教材，经国家文物局[（96）文物文字第299号]批准成立了“中国黄海海战致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打捞在甲午中日黄海海战中沉没的“致远”号等4艘战舰。

我们打捞“致远”舰，兴建纪念馆是一项有着重大社会影响的跨世纪的宏伟工程，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教材，让后人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继承先烈遗业，激励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强盛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一项工程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帮助。为此，我们倡议发起百家单位支持、百万民众签名的宣传活动。希望得到社会各界及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与响应。

在印发《倡议书》的彩色宣传品中，封面是“致远”舰和大幅邓世昌像，上写红字“打捞致远 爱我中华”。背面是从深蓝的大海中伸出一双大手，捧着一个一分的硬币，上面写着的红字是：中华民族每人献出一份爱，将“致远”舰打捞出来。

1996年月12月18日社会各界人士座谈会后，中共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纷纷致函打捞办，支持打捞“致远”舰，兴建中国甲午黄海海战纪念馆。发函的单位有（以来函日期先后排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

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办公厅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厅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中国共产党人事部直属机关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化学工业部直属机关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国家税务总局机关委员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办公室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司令部编研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

交通部海上救助打捞局

国家海洋局船舶飞机调度指挥中心

中国史学会

中国煤矿地质工会全国委员会

中国财贸工会全国委员会

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

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

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中国文物研究所

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

1997年3月，国家打捞办在北京举行了打捞“致远”舰招标会。来自全国的16个打捞单位前来接标，经过激烈角逐，江苏江阴澄西海洋特种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江阴澄西海洋特种工程有限公司是我们国家很有名气的海上打捞企业，不仅有着先进的打捞设备，还聚集了一批全国有名的打捞专家。现场总指挥张智魁就是其中的一位。有人说：要写一部中国现代潜水打捞救生的历史，必须写上他的名字。

张智魁，1938年参军，曾在聂荣臻麾下同日寇浴血奋战7年，1946年随部队进入东北，又同国民党军队打了4年仗，从一名战士一直到四野某部英雄团团长。当兵十几年，他身上负伤5处，至今颈上还留着弹片。

1951年他奉命组建了中国海洋打捞公司，不久又担任了首任中国海洋打捞局局长。此后在他20多年的海洋打捞史上，曾亲自打捞和组织打捞了上千只船只，打捞总吨位达 50万吨。从 1959年“418”潜艇，至60年代“跃进”号万吨轮、70年代的日本沉船“阿波丸”，都是由他策划和组织打捞的。1996年轰动全国的打捞“中山”舰，打捞方案也是由他设计的。他是我国打捞方面最权威的专家。接标后，时年74岁的他担任了打捞“致远”舰现场总指挥兼专家小组副组长。

打捞“致远”舰的前期准备工作一切就绪，1997年4月 27日，张序三中将、柴勇军、张智魁率领着打捞“致远”舰先遣队员来到了大鹿岛。

(2)寻找探摸

1997年5月二日清晨6时，当一轮红日跃出大海时，大鹿岛上空响起了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先遣队举行了隆重的出海壮行仪式，前来送行的有东港市委书记唐贵昌、副市长程绍礼以及大鹿岛上的几百名渔民。张序三中将郑重地把“打捞致远舰先遣队队旗”授给了探摸队。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两艘探摸船带着全国人民的希望，驶向了“致远”舰沉没的海域。半个小时后，探摸船行驶到大鹿岛西南海域黄石礁附近，当年的“致远”舰就沉没在附近的海域，张序三中将庄重地将一捧鲜艳的花瓣和一杯美酒向大海抛洒，表达了后人对民族英雄的不尽的哀思和深切的缅怀之情。祭奠仪式结束后，两名潜水员分别从两个方位下水，揭开了探摸和打捞“致远”舰的序幕。

“致远”舰和其他三艘舰沉没的地点是在大鹿岛附近，但是想探摸出确切位置却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大鹿岛附近海域水深流急，沉舰部位海面距海底满潮时十六七米，落潮时十二三米，夏季常刮东南风，对海上海下作业极为不利，而且最佳海上工作时间仅有4个月时间，这是其一。其二，根据我们国家和日本以及大鹿岛上渔民提供的四艘沉舰的资料，共有13个沉没点，要在这13个沉没点中确定出四艘沉舰的位置，需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其三，1938年至1939年，日本人曾组织人力对四艘沉舰进行过打捞和拆卸，使这些舰只遭到严重破坏，沉舰甲板以上的东西所剩无几。而且甲板以下大部分淤在泥沙中。

针对上述困难，“打捞办”从冶金部、地矿部、石油部、海洋水下工程科学院抽调了专业人员携带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旁测扫描声纳仪、海空核子旋进磁力仪、高分辨率浅层剖面仪、高精度寻航定位仪等设备陆续来到了大鹿岛。但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探摸，这四艘沉舰的位置一直没有确定下来。作为现场总指挥、专家小组副组长的张智魁忧心如焚，一时间中耳炎发作，不时向外流脓水。而“打捞办”主任柴勇军也因劳累过度大脑毛细血管血栓，住进了医院。

从5月1日开始到6月底，近两个月的海上寻找探摸，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这怎能不使人焦虑万分？茫茫大海“致远”舰你究竟在哪里？现场指挥部不得不做出决定，暂停海上作业。

“致远”舰能不能找到？是撤兵还是继续寻找？许多同志又产生了疑问。在全体队员分析总结会上，张智魁立下了铮铮誓言：“我们找不到‘致远’舰绝不收兵！”并对今后的工作做了部署。首先深入社会调查，其次向有关部门寻找一种可靠的、精度高的、分辨力强的具有穿透地层探测功能的仪器。7月1日张智魁带队离开大鹿岛，开始了大范围的社会调查，先后去了大连、北京、天津、杭州、丹东等地。

在庄河市黑岛镇调查时，当地渔民听说要捞甲午沉船立刻围了上来，有的说“经远”舰是在老人石附近沉的，还有的说我年轻时候常潜到船上捉蟹子，有一次还捞上来个弹壳。许多资料记载“经远”舰是在距老人石几十海里外沉没的，怎么会到庄河境内来呢？但是听到渔民们绘声绘色的叙述，让人又不得不信，于是他们在周围各村连续召开了4次渔民座谈会。

张智魁问：“为什么肯定是‘经远’舰？”

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这是当年被救水兵流传下来的话。”张智魁根据情况判断，“经远”舰探摸要比“致远”舰的条件成熟，决定暂时放弃“致远”舰，集中力量探摸“经远”舰。

柴勇军患病还没有痊愈，就再次进岛，同年老体弱的张智魁一起研究，决定采用土办法来确定沉舰的位置。

8月1日晨6时，在张智魁的带领下，先遣队员乘船开赴老人石西南侧650米范围搜寻，两船仅仅拖拉了4个来回，突然钢索被卡住。潜水员带着工具一个猛子扎了下去，由于水下视距不好，潜水员只能靠手摸前进。

“摸着了！”从水下传来声音。

“摸着什么？”张智魁急切地问。

“像是铁板，还参差不齐，高出海底约有半米。”

队员们高兴地喊：“是条船！”

又经过七天的连续探摸，潜水员摸出海床上沉船的舷板长度为65米，艏艉摸不到头，用钢钎插，泥里还埋有20来米的样子，符合“经远”舰82米的长度，量得燃料舱内层宽度为8．3米，加上日本人的破坏性拆解，也符合经远舰12米的宽度，整个船是东南一西北走向。资料记载这个海区还有其他两艘沉船，一艘是解放战争时期沉的“美龄”号，另外一艘是解放前当地大财主张本正的，这些已有足够的证据排除在外。更令人高兴的是，潜水员还捞上了3件钢铆构件，一个直径390毫米的水兵出人孔通道，还有燃料渣。张智魁请来北京考古专家，对捞上来的文物进行鉴定。专家们一致认为该沉船不是商船而是军舰，再加上当地渔民的可信传说和县志记载，现场指挥部人员确定此舰是“经远”舰无疑。

“经远”舰找到了，对几个月来忍受大风大浪和高温酷暑考验的先遣队员来说，是十分振奋人心的。然而兴奋之余，队员们又感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不断增强，因为世人瞩目的是“致远”舰。

7月份的调查走访，现场指挥部又搜集到“致远”舰十个新疑点，在目前还没有更先进的探测仪器的情况下，张智魁决定还是采用传统的钢索拖拉搜索法，这次“经远”舰的确认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启发，那就是沉舰深埋确实严重，所以在新一轮的寻找中，他们不但加长了钢索，还在钢索上挂了两个铁锚，以保证绳索能够在泥中前进。

当年曾被日本人拉夫拆卸过“致远”舰的大鹿岛已经81岁的老渔民李桂斌，听说“致远”舰还没有找到，执意要出海带路，表示“我爬也要爬去”！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天气，李桂斌指挥着小船向黄石礁海区驶去，由于年事已高，加上年代过得太久，李桂斌只能说出大概范围，却不能肯定在哪一点上。这样也足够了。两船在指定的范围内大密度地拖拉搜寻，最终找到了两个点。由于钢索是在泥下0．5米拉住的目标，潜水员手摸不到，用钢钎插像是铁的感觉，而此处恰是磁力仪只有一点磁力反应的地方，但当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会不会是“致远”舰呢？有人提出了疑问。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晚上，海军某航保处的电话突然打到了现场指挥部，航保处的同志提供了1960年、1964年海军初步测得的“致远”舰位置。张智魁急忙找海图对照，发现白天找到的疑点与海军提供的两个点非常吻合，两个点又同样相距2海里。经综合分析断定，这两个点一个是“致远”舰，一个就是“超勇”舰。由于深埋地下无法取证，难以确定哪个是“致远”舰。

张智魁说：“明年来打捞可以边挖泥，边取证确认。”

先遣队不顾疲劳连续奋战，五天后又找到“扬威”舰的沉位。

自4月30日首次出海搜寻作业，至8月29日，历时122天。除调研之外，在辽宁东港市的大鹿岛海域，仪器探测海域33．36平方公里，彩色声纳扫描22平方公里，潜水探摸31次，从26个概位中探摸辨析，最终在大鹿岛西南海域确定了沉睡海底一百多年的“致远”等四艘甲午沉舰的确切位置，其中“经远”舰还得到验证确认。

在探摸过程中，张智魁和同事们乘上小船，冒着风险，几个月来在海上漂泊作业，工作和生活环境极为艰苦，经常整天喝不到一口水。更令人感动的是大鹿岛村党支部的领导和村民，自始至终都予以大力支持。他们除保障后勤、提供向导外，还提供两条船供海上探摸作业，出动几十名渔民兄弟，同探摸队员患难与共，而这一切都是无偿的，分文不取。

四艘百年沉舰的位置确认后，一时间沉舰何时浮出水面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张智魁说：“下一步实施打捞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前期探摸花费的一百多万元都是由澄西公司垫付的。打捞需要巨额资金，公司已无力支付；其次是技术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目前打捞的初步方案已设计完毕，但由于‘致远’舰破损严重，因此具体采用什么打捞方案，必须要挖泥清淤充分论证后才能确定，难度要比‘中山’舰大多了。”

8月14日，国家打捞“致远”舰办公室“打捞致远，爱我中华”流动宣传车离开北京，前往包括大连在内的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宣传募捐，募捐所得全部用于“致远”等4舰的打捞修复。

然而，募捐几千万、上亿元的钱谈何容易？曾有人估计，从打捞“致远”舰到建成“中日甲午黄海海战纪念馆”约需3亿元投资。这个数字一传出，在国内曾一度引起了“该不该捞？该不该建？”的讨论。募捐的进展不是令人鼓舞，而迎面泼来的冷水却是一盆又一盆，有些话甚至很刺耳。

(3)打捞缘何搁浅

兵家有句习语，叫做：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从哪里来？需要用资金去购买，并进行贮备。干什么事，资金的来源和具体落实是第一位的。看来，柴勇军当时提出打捞“致远”舰的动议时，想法很好，精神可嘉，但是他把中国人的全民觉悟估计得过高了一点，把募捐看得容易了一点，把这件大事想得简单了一点，再就是凭中国艺术研究院企业文化研究所和东港市能否挑起打捞“致远”等四艘甲午沉舰的重担，并最终建成耗资巨大的“中日黄海海战纪念馆”？这些问题本身就隐藏着难以解决的矛盾，埋下了产生纠纷的根子。

打捞“致远”舰等于是“白手起家”的。因为“打捞办”与“澄西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时，协议中规定，“打捞办”委托“澄西公司”定位勘察、打捞、修复“致远”等四艘沉舰；“澄西公司”负责“垫支”“致远”舰定位勘测费用。定位勘测报告经过专家审议认可后，“打捞办”在3日内支付给“澄西公司”实际所发生的费用，并按实际所发生费用的5%支付管理费和按实际发生的费用的15%支付风险费。除“致远”舰外，另三艘沉舰的打捞、修复等费用参照“致远”舰的方法实施。

按此协议，如前文所述，1997年5月1日，“澄西公司”在沉船海域开始了探摸工作。据“澄西公司”称，11月份公司完成了对“致远”舰的定位勘测，并将有关材料交给“打捞办”，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成立的专家级所有成员，在定位勘测报告上签字确认。但由于“打捞办”资金紧张，应支付的费用并未如期付给“澄西公司”。其间，“打捞办”为勘测打捞事宜共向“波西公司”借款60万元人民币。

看来，不论是拙妇还是巧妇，做饭事炊肯定要有米。区区60万元尚要借米下锅，这日子该怎么过下去？

与外界新闻媒体热烈而广泛的报道相比，此时，黄海之滨的打捞工作却渐显冷清，一时停滞不前。首当其冲的问题，当然是出在资金上。

与此同时，1997年底，北京的一家新闻媒体率先披露了一个惊人消息：国家文物局于11月3日宣布“打捞致远舰领导小组”已“完成历史使命”，11月28日，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决定废止“打捞办”的公章和财务章。

该则报道同时也以不解的口气介绍说，11月28日在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发文的当天，“打捞办”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1998年4月正式开始打捞“致远”舰。此举又引起国内大小媒体更加热烈的报道。

而其时，“澄西公司”的处境已颇为艰难。实际与媒体报道的消息并不符合，自 1997年年底以来，打捞工作呈“搁浅”状态。2000年2月16日14时，该公司董事长黄永才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根据“澄西公司”的技术力量和设备，当时是非常有把握地去北京投标。他说，办企业是要效益，但这样的打捞不同寻常，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所以公司投标时并不是完全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是给予诸如垫支费用等非常优惠的条件。

打捞初期，“打捞办”曾向“澄西公司”借款60万元。1997年9月至10月广澄西公司”将勘测工程费用113．248万元，另加33．7%的费率38．1646万元工程结算单交给“打捞办”，“打捞办”负责人在该结算单上签字并加盖印章予以了确认。然而，在“打捞办”不复存在之后，上述定位勘测费用及借款，却无人向“澄西公司”支付了。公司一方面多次发函或派人向东港市政府、企业文化研究所、国家文物局催要款项，同时满怀期望地继续等待打捞、修复“致远”等四艘战舰的工作，但一直毫无下文。

(4)打捞的官司

在经历了近两年的等待之后，1999年11月10日，“澄西公司”正式向大连海事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国家文物局、东港市政府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企业文化研究所，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为寻找、定位、验证、确认甲午海战四艘沉舰的费用151万元，连带支付“澄西公司”其他损失32．4万元，共计243．4万元，同时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同意继续由原告承担四艘战舰的打捞任务。

四方终于对簿公堂。2000年1月27日，大连海事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庭审持续了整整一天，该院院长亲自到庭旁听。法庭上，原告与三被告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原告认为，“打捞办”不是独立的法人，不能独立对外承担责任，不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而只是国家文物局批准设立的临时机构，其公章和财务章也由国家文物局批准刻制，在国家文物局撤销“领导小组”和“打捞办”之后，“打捞办”的责任只能由国家文物局承担。另外，第二、第三被告也实际参与了“打捞办”的工作，应对“打捞办”撤销后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第一被告国家文物局辩称：原告对“致远”舰的探摸结果并没有得到最后确认；原告的实际勘测费用必须依法经过审计才能认定；如果探摸结果得到认定，那么合理的探摸费用应该由东港市政府与研究所支付。国家文物局作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对打捞进行指导，非民事行为，不应是本案被告。此外确定打捞单位是行政行为，非法院审判范围。

第二被告东港市政府则称：原告实际上很清楚东港市政府在打捞沉舰的活动中只负责服务性工作，打捞各项费用和责任承担者是研究所，无论从物权归属还是从经济利益角度，东港市政府非直接受益人；原告据此主张费用的验证报告程序非法，准确性需要确定。因此，东港市政府不应对此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被告研究所则承认原告的诉讼事实真实，理由合理，但研究所本身也是受害人，国家文物局撤销“打捞办”之后，研究所无法开展工作和支付费用，因此全部责任应由国家文物局承担。

法庭上，原告言之切切，三被告均称与己无关。然而。究竟谁是谁非呢？

5月30日，记者邵海峰、杨须正从大连海事法院了解到，该院经过了认真审理并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后，日前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1997年3月 13日，“打捞办”与原告签订的“致远”舰等四艘战舰探摸、打捞的合作协议书，是在有关部门批准的前提下签订的，该协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对双方具有法律效力。原告依合同履行了合同规定的探摸义务，探摸结果已得到了专家组及国家文物局的确认，“打捞办”向原告支付探摸工程款的条件已经具备，拒付属违约行为。“打捞办”是由研究所与东港市政府共同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办事机构，因“打捞办”的行为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研究所与东港市政府承担。国家文物局批准成立领导小组的行为是文物保护主管机关行使对水下文物考古勘探和发掘活动审批、管理职责的权力，文物局对“打捞办”工作的管理、指导，属具体行政行为，而非民事行为。至于本案中文物局是否超过法定职权范围，违法废止“打捞办”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应通过行政诉讼解决。文物局不应成为本案的被告并承担民事责任。

法院据此作出一审判决：一、研究所与东港市政府共同给付原告工程款151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1997年11月14日起至比值付之日的存款利息；二、研究所与东港市政府共同偿还原告借款60万元；三、合同未履行部分由研究所与东港市政府同原告继续履行；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要求。

一桩曾为国人广泛注目的打捞“盛事”就这样成为一场四方缠身的官司，这个结果是四方当事人所不愿看到的，但毕竟已经出现了。

应该说，当初打捞“致远”舰本身是出于一种良好的愿望，诚如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的评价：“打捞出来可能是艘空船，但它是历史性的纪念物，是日本入侵中国的见证，是清政府腐败无能的见证，它说明了一个真理，落后就要挨打。打捞‘致远’舰能振奋民族精神，也是对我们民族发展的再认识。”

大连海事法院有关人士认为，“致远”舰作为特殊的历史文物，它的归属权无疑是国家的，而打捞“致远”舰也应该由政府行为来完成的。仅凭某些部门的努力是力所不能及的。良好愿望毕竟与现实有着很长的距离。勘测、打捞“致远”舰，修建黄海海战纪念馆是个十分复杂、漫长的过程，斥资亦需数亿元。该不该打捞，何时打捞，如何打捞，资金如何保证，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经过长时间认真详尽的考证，否则难免虎头蛇尾，留下深深的遗憾。

笔者一直等待在“致远”舰出水之后去现场采访，在黄海海战纪念馆落成之时出版这部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延，“致远”舰的打捞渐渐低调，销声匿迹，直至打了一场官司告终，怎能不令人扼腕叹息，感慨系之！

看来，不论做什么事，都有一定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主观和客观条件。“致远”等舰沉没于1894年，打捞的动议绝对不会在晚清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民国时期，也不会在解放初期、抗美援朝时期、三年困难时期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一位老人讲过“春天的故事”之后，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精神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于是才有打捞“中山”舰的壮举，才有人把视线转到打捞“致远”舰上来，觉得这是一件意义非同小可的事。这就证明了物质是第一性的，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才能把精神的充实和富有放到议事日程上；同时我们也自然想起了鲁迅先生说过的一段精辟的话：“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只有在解决了生存和温饱之后，才谈得上发展。发展又是有层次的，没有达到一定的物质和精神的层次，有些事情就提不到议事日程，就办不成。

笔者对最初怀着一腔热血动议打捞“致远”舰的柴勇军，以及积极支持他这一想法的研究所领导，对当仁不让担任总指挥的我的老舰长、张序三中将，对已经是74岁高龄仍慨然赴命、立誓将“致远”舰找到的张智魁同志，对搏风击浪、不辞辛劳的打捞先遣队员和参加探摸者，以及热情捐款的街道办事处的老大娘、学校中的小朋友和一切慷慨解囊者，都表示深深的敬意，因为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的中国心，一颗宝贵的民族自尊心。有些人对打捞捐款“一毛不拔”，却不负责任地说三道四，他们挥舞秃笔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冷讽热嘲地说：“……我觉得这些中国人真是重视教育，一个个都成为教育专家了，尤其善于搞爱国主义教育，而且花起钱来一点不心疼。”

“说起‘爱国’来，要是这么个爱法，我们可爱的中国可真承担不起了。好比一个多子女的家庭，最能花钱的孩子反而最爱妈妈，这样的道理真是天方夜谭。再说‘基地’，中国抗日战争，打了那么多年，炮火连天，弹痕遍地，遗迹随处可见，小学、中学、大学和成人教育、干部教育的课本里都有，那段历史早已刻骨铭心，都融化进中国人的血液里去了，真用不着花几亿元捞出那条破船。有它也不多，没它也不少。要是中国人得再花上几个亿去教育才知道爱国，在那些教育专家眼里，中国人也真是愚昧透顶、朽木不可雕了。”

“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的教训说到底，也就是在当今之世，落后就要挨打。有了几亿元捞破船的钱，买一条、造一条现代化的战舰够不够？威武舰队压住东海之波，看谁还敢支持什么‘台独’？反过来，拿那么一条海底烂船供着，念念有词，顶礼膜拜，它能挡风，还是挡雨？如果真的是两军对垒，对方是怕真船呢，还是怕这个没有战斗力的船？”

没有这样一笔钱，就不必急着去办，如果这样说，也是有道理的。但是经济账该怎么算？就算3亿元吧，这笔钱是大还是小？该不该花？这还要具体分析，且须有参照物。据报载，大款、明星们偷税漏税达多少亿，我们在这方面的法制严格一点，漏洞堵塞一点，那就不是几个亿了。中国人每年大吃大喝也达上千亿，嘴下留情、牙缝少塞一点行不行？中国现有13亿人口，除去不到2千万尚未脱贫，起码还有12亿8千万，每人拿出2角3分钱就达3亿了，这就要看中国人想不想做、愿不愿做。

关于打捞“致远”舰的问题，起码已有三种不同的声音、三个有代表性的说法：

日本人早在1938年拆卸“致远”舰时就恶狠狠地说：要把“致远”舰的残骸炸开、捞走，让将来的中国人连一块铁板也找不到！

张序三中将激昂地说：“致远”舰官兵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团结奋战抵御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我们捞的是民族魂，哪怕只剩下一块铁也要把它捞上来！

第三种声音是我们有的对爱国主义“深有研究”和感想的同胞：爱国主义都融进中国人的血液里了，真用不着花几亿元捞出那条破船，有它也不多，没它也不少！

改革开放的中国，高度民主，言论自由，持这样那样的看法一般说来是不会触犯法律的，可以放心地、大胆地讲。

于是我想起了不久前在《中国青年报》上刊登的一位读者从网上转传来的日本留学生长谷川弘一的帖子。长谷川弘一这样写道：

从总体上看支那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种族。在总体素质上讲，南方支那人又要远远优于北方支那人。

我们日本人（除了只会叩头的少数政客外），愿意称你们国家为支那，不愿称它为中国，但我们称宋代以前为中国，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们轻视支那人的一个原因是……我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日比谷公园，指着北洋水师的战利品对我说，日本就是在打败支那的北洋水师后，才成为世界上主要强国的。当年，北洋水师的铁甲舰在日本海域为所欲为，全体日本国民都同仇敌忾，宁愿饿死也要把钱捐出来买战舰。由于日本资金远没有支那国充裕，我们无法像支那那样买大型铁甲舰，我们的战舰从各方面都不如支那的北洋水师，但我们在海战中却取得了完胜，这完全是大和民族精神力的胜利。你们的古人说得好：知耻者近乎勇，如果他看到他的后人的表现的话，一定会羞愤得自杀。

我在日本时就轻视支那人，当我来到支那的时候，我发现支那人比我想象的还要低劣。他们对我这个毫无背景的日本学生点头哈腰，说什么都是日本的好，就连支那的传统文化也是日本继承得比较好。

我问他们支那一个在韩战中为了完成任务宁愿被火烧死的英雄时，他们居然说那种傻瓜再也不会有了。我们日本有靖国神社，你们有什么？你们有在日支战争为国战亡将士的记录吗？

我曾经接触过一些旧日本军的老兵，他们至今还对当年率队冲锋而被机抢在几米之外打死的支那官兵们表示感慨和敬意……

我们日本人将会永记为国殉死的英灵，他们在靖国神社里享受他们应得的敬意。每当我们唱起“为国而逝的英魂啊，你要常常回到慈母的梦中”，我们就会感慨万千，永志难忘。支那人，我们敬拜神社时，你们根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中国青年报》的编者按中说：“相信所有中国人看了这篇文章都会感到一种锥心刺骨的疼痛！”编者此话说得深刻、沉重，但我认为他用的“所有”两字，却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的觉悟。我们固然气愤一个普通的日本学生竟对我们中国人持这种看法，但又应看到持有这种偏见并不奇怪，因为近几百年来，日本人一直是在丑化、鄙视、仇视中国人。日本社会学家幸德秋水在1901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中说：

在对华战争时，日本人的爱国主义空前极端地发展起来。他们藐视中国人、骂中国人软弱无能，还痛恨中国人。从白发老人直到幼童都对这四亿人满怀着血腥的敌意。

不可否认，当今中国的处境、命运以及人民的心态，与百年前相比，真可谓云泥之隔，天壤之别。那时的中国是“幢幢华裔，将即为奴；寂寂江山，日变其色”。现在的中国则充满活力，充满希望。但是我们绝不能陶醉于今天的进步和文明。要挺起民族的脊梁，就要有伟大的精神力量。一个忘记自己奇耻大辱历史的民族后代，是担当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的。据《水兵》杂志报道，前不久，三名年轻的海军新闻工作者在北京街头进行过一次“中国人，你还记得甲午吗？”的特殊采访，结果发现有的人对甲午战争一无所知。一位东北汉子竟愣愣地反问道：“甲午是个啥？现在都兴公历了，连屯子的庄稼人都不看黄历了，谁还算得清‘甲午’？”

日本直到现在仍不乏像这个在网上发表言论的留学生那样在辱骂我们的人，而我们却有不少的国民就是没有民族自尊心，就是不知耻辱为何物，就是让前辈羞愧，岂不是莫大的悲哀？我们确实应该从这个日本留学生的这篇文章中好好反躬自省一下我们的民族素质和自身形象！把爱国主义教育卓有成效地搞好，把全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切实激发起来！

“致远”舰的打捞半途夭折，何时重见天日，须问苍天。

然而，中国人能把邓世昌的英名遗忘吗？他毕生所从事的勋业能中断和泯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