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康希善 |
释义 | 康希善(1927~ )字子良。甘肃镇原人。1949年毕业于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曾任新疆人民防空工程办公室设计科研所所长,现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中国国画家协会理事、新疆老干部书画学会常务理事、新疆美术家协会会员、乌鲁木齐美术家协会理事。10余年来参加过多次全国画展,10余次省市级画展。1994年在乌鲁木齐举办了个人画展。作品曾获全国画展二等奖一次、省市级画展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一次。作品收入《新疆老干部书画册》。 中文名:康希善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甘肃镇原南川上庄后庄 出生日期:1927年 职业:解放军,干部,画家 毕业院校:西北人民革命大学 主要成就:组建工程技术科学研究所国画创作 代表作品:《葡萄》 人物简介康希善(1926~ )字子良。甘肃镇原人。祖籍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南川乡上庄村后庄组。1949年毕业于西北人民革命大学。 职务曾做过教师,文秘工作,曾任部队组织干事、干部干事、党纪干事、指导员、工程试验研究室主任、工程技术科学研究所、中国土木建筑工程学会新疆分会建筑建材组的负责人、司令部工业科副科长、建筑工程第三师司令部办公室主任,代理参谋长、叶尔羌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新疆人民防空工程办公室设计科研所所长,现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中国国画家协会理事、新疆老干部书画学会常务理事、新疆美术家协会会员、乌鲁木齐美术家协会理事。 主要成就领导成就1958 年,工一师党委首长决定在原试验室基础上,组建工程技术科学研究所,康希善被上级任命为所长,他领导全所同志发扬老试验室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一手抓好科技创新,一手抓好开发应用,尽快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新疆乃至西北建筑工程科研领域多有建树,在新疆建筑建材界可谓独树一帜。他也因此被业界推举为中国土木建筑工程学会新疆分会建筑建材组的负责人。 1966 年元月,在新疆组建建筑工程第三师(简称工三师)康希善被提升调任该师司令部办公室主任,代理参谋长工作,还兼任叶尔羌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两个业务科的科长职务。面对大量繁重的工作任务,他和先期抵达莎车的同志全力以赴,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地工作,边组建师部、边搞好工作指导,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启动了师机关的正常运转,理顺了内外上下关系,对各工程团队先后在南疆地区开工建设的一批大中型飞机场、水利枢纽、工业和民用建筑工程,及时进行部署,加强具体指导,使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迅即展开。他的拼命精神、领导工作能力、抓工作精益求精的认真态度和善于团结他人共事的本领,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师首长也曾多次对他进行过表扬奖励。 艺术成就康希善10余年来参加过多次全国画展,10余次省市级画展。1994年在乌鲁木齐举办了个人画展。作品曾获全国画展二等奖一次、省市级画展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一次。作品收入《新疆老干部书画册》。国画于1990年4月在北京中国画研究院展览馆展出,获银奖。部分国画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南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北京人民大会堂及海内外单位和个人所收藏,作品被国家领导人作为礼品赠送外国首脑及国际友人,受到海内外人士的青睐。辞条、作品辑入《中国现代艺术家作品润格》、《中国民间名人录》、《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等。 本人回忆一、家乡发蒙我是甘肃省镇原县南川乡人,1926 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农家(镇原新编县志1026 页有我名录)。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处在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年代:外遭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欺凌蹂躏,内有军阀连年混战、割据一方,老百姓苦不堪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记事时,全家有20 多口人:祖父祖母、伯父伯母、父亲母亲、堂兄姐和堂嫂,以及侄儿侄女,老少四世同堂。我同胞弟妹九人,其中两个给了人。那时家中有土地300 亩左右,多是瘠薄的山地。因军阀混战,兵灾四起,反动军队经常来抓壮丁,家中青壮年为躲避抓壮丁而四处藏身,留在家的都是老弱病残者和妇女小孩,致使田园荒芜,连年遭受饥荒。但是,国民党的县、乡、保、甲永无休止地摊派公款公粮,交不上去就会施以各种处罚。真是“苛政猛于虎”。 我成长于这种兵连祸结的年月,自幼就想成人之后能为结束这种黑暗社会做点有益的事。当时上学心切,父亲即送我人村里的初小念书。由于家里极缺劳动力,我只能半耕半读,冬夏时读几个月,开春之后回家放羊、做杂活,初小就这样时断雌地读了九个年头。1942 年,我考取县立新巷子高小就读。毕业后,顺利考人县中学。谁想天公不作美,这年遭遇大旱,农业生产大减产,时逢抗日战争进人关键岁月,农民负担很多田赋捐税。面对这种情势,我只好选择退学。其时,碰巧遇上县里张榜招收29 名初小教师,我报考后被顺利录取,并被派往一个农村小学任教员。这是我首次进人社会,根本不知道如何做好工作,又不懂得多少授课法,有个挂名的校长又经常不来校,教学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次年二月我被教育局辞退回家务农。 但是,我求学之心从未泯灭。1946 年7月,我在县城看到泾川县省立农业学校招插班生,招生广告上说,考取的学生每月还发给一斗五升粮食作为助学金。这太有诱惑力了!于是,我又去报考,不曾想竟作为第一名被录取。我看到该校教师队伍较强,环境也不错,特别是周边社会秩序较好,就安下心来在这里读书。 1949 年夏秋之交,全国解放战争已经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人民解放军挥兵西向,陇原大地被陆续解放。但反动势力不愿退出政治舞台,负隅顽抗,作困兽斗。社会上也是人心惶惶,不知社会将向何处去?农校学生十分关心校方有何新政策,我更关心还有没有助学金?7月,当得知学校不再发助学金了,我就回镇原县府找工作。县长张彦儒先生见我识文断字,彬彬有礼,遂留我帮他先作些一般文秘活儿,尔后再找机会正式安排工作。在县府约莫干了半个月后,我看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一份招生文告称:该校招收革命知识青年人校学习,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工作。我想,这可是个参加革命工作的好机会,遂请求县长让我去考革大并很快获准。10 月上旬,我徒步走到平凉,本想在此找个便车去兰州,但等了两天毫无希望,就下决心徒步去兰州。由平凉到兰州有950 华里路。兵荒马乱之际,我一个学生独行远路,心里也有些慌乱。一天,当我接近六盘山下的三关口(这里是泾河源头,向西去兰州,向北去宁夏;向东去西安,由此得名“三关口”)时,只见马路两旁高山耸峙,湍急的河水穿越峡谷呼啸奔流,路人稀少,感到很害怕。夜宿一户贫苦回民人家,我给他政府发的代金券,他家不要,我只好付现金。次日,天不亮我就起来赶路,走出一公里左右,碰到一处三岔路口,不知该向何方?这时见一农民,就问他走兰州是哪条路?他说向北过河去。我见河流湍急,请他背我渡河,他答应后要了我五角钱。谁想那人背我过河后又问我“你去何处”?我说:早就告诉你我去兰州呀。他说那应该走西路嘛!这分明是欺负人!尽管我气得够俄,但我不会泅水,不得已,只得请他再背我渡河返回,并多给了他二角钱。这个教训启示我,要摆脱困境、就应找个同路人,遇事好商量,也可以防患未然。 这天中午,我行至和尚铺的一家茶水店前休息,碰到三位中年旅客也在此吃茶休息。我问他们去何处、能否同路?他们没有准确告诉我,但我看出他们是西去的人。于是,午饭后我就随他们沿小道过六盘山。中午时分即越过了六盘山,这比走公路近了差不多一半的路程。过山后,趁在隆德县城茶水店休息之际,我又问这几个人今晚打算住何处?并讲清自己是去兰州考学的,不是坏人,希望能与他们结伴同行。他们观察良久,看我并非奸诈之人,遂同意一起赶路。他们兴许常走此路,带着我一路上尽走山间小道,由此少走许多路程,迢迢千里山路,我们七天就赶到兰州。由此,也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涯。 二、我的大学1949 年10 月,我有幸考入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深造。兰州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分校(简称“革大”) , 是共产党设在西北地区大规模培养干部的一所重要学校。学校的宗旨是:培养教育学员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旧思想旧观念,树立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新观念。革大办学有其特色。首先在考试方法上就和国民党学校完全不同。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青年,原以为人校考试可能是“道道试卷,条条戒律,关关相卡”,因而顾虑重重,唯恐考不好。没想到革大的考法完全不同旧制度:不搞统一考试,而是报名够一个班就开考一个班,并依据成绩确定招生人选。我因来得早参与第一班考试,当时试题只考政治、历史和文学,笔试后接着面试。我的考绩不俗很快被录取,在后面各班尚未就绪前,我们一班就开课了。 革大实行军事化管理。我挺满意也很适应这种制度,上课不是采用普通的几十个人一班的教学方法,而是一千多人集体上大课,实行露天授课。学校给每个学员都发个小木凳,听课时,大家席地而坐。学校实行每日两餐制,早饭后听课,直到下午开饭休息前一直上课,中午教师现场休息半小时,尔后接着上课。教育长马彬是主讲人,十分辛劳,连续几周讲课都累病了。参加讲课的,还有甘肃省委主要领导和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的负责干部。 革大学习时间仅几个月,但收效非常显著。我深感“在校几个月,胜读十年书”。它不但传授给我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更使我们懂得了中国旧社会穷困落后的深刻原因,正是因为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等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竞相榨取劳动人民血汗而根本不顾其死活;在旧社会制度下劳苦大众根本无法改变水深火热的困境。中国人民不彻底推翻这个反动的政治上层建筑,建立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就永远不可能翻身求解放。这次学习是如此地刻骨铭心!可以说,在革大最初打下的思想政治基础,使我受益终身。通过教育,我认清了当时国家的形势和自己肩负的使命,坚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并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毕业后,组织上号召毕业生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新疆去。我积极响应,是首先报名的一员,并多次向上级陈述我去新疆工作的理由。组织上研究后,决定把我调人进疆工作队,分配到第一野战军一兵团进疆干部工作队工作。 三、到新疆去1950 年二月我们进疆工作队乘卡车向西开进。一路上过戈壁、穿大漠,晓行夜宿,风雨兼程,终于在1950 年初抵达新疆省会迪化市―即后来改称乌鲁木齐市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那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一趟西行,从此决定了我和全家的命运。新疆这块广裹的大地,竟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从这一刻起,我在祖国西睡的这片热土上,工作、生活了整整半个多世纪。 那时,解放军刚进迪化两三个月,新疆形势尚不稳定。说起来,我们后去人员还是幸运的。因为先行部队接管“9·25 ”和平起义的国民党军政大权后,先后挫败了一些起义部队中少数敌特分子和旧兵痞的叛乱破坏活动,天下初定。我们这批干部进疆后,分配在新疆党政军各部门、各条战线,绝大部分都在部队工作。我被分配到一野一兵团六军骑七师二十团政治处当组织干事,后改任干部干事。1950 年12 月,我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我所在的这支骑兵部队,是一支改编人人民解放军的起义部队。在党组织和政工干部的辛勤教育和帮助下,广大起义官兵经过诉苦三查、新式整军运动,逐渐接受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摆脱了旧军阀旧军人的陈规陋习,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士气很高。发展经济,是新疆解放后保持稳定和繁荣边疆的一项重大任务。遵照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党委首长指示,驻疆部队要一边担负保卫边疆、维护治安的任务,一边投身建设边疆、造福各族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去。1951 年,骑二十团奉命参加农业大生产,全团官兵在距昌吉县城二十公里的北郊开荒种地,每天千得热火朝天。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少数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军叛匪经常伺机作乱,严重干扰了边疆各族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新疆军区决定,调集精锐部队立即组织平叛战斗,我团也抽调了部分连队,由团政委曾继富带队协向友邻部队参加剿匪,并取得了胜利。这一年,我们团上下一心抓工作,夺取了农业、剿匪双丰收。参加革命之初,在基层部队工作,尽管战斗紧张。工作艰苦,但是每天过得都很充实、愉快,给我留下了隽永的回忆。 四、建工行家1952 年春,我团奉命调入迪化参加城市建设,从此,我和我的一家就与这座美丽的边城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0 年代,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火红年代。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空前高涨,迸发出无限的创造力,新中国各条战线都呈现出一派除旧布新、推陈出新的喜人景象。那时驻疆部队中知识分子很少,像我们这些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知识分子,爱学习、肯钻研、善积累,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经受考验、得到锻炼,作出的成绩较多,因而成长进步很快。1953 年秋,我被上调到军区工程处政治部组织科任党纪干事。同年冬,又被调人工程处党员干部训练队任指导员。1955 年1月,再被调入军区工程处任工程试验研究室主任,由此开始了我的建筑工程设计勘察和建筑材料研究的职业生涯。我在试验室工作期间,刻苦学习掌握业务知识,虚心求教于专业技术人员,注意向来疆援助我们建设的苏联专家学习,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团结带领同志们共同努力,大搞技术革新,在简陋的试验条件下,搞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开发推出了一些新型建材,为全师完成工程建设任务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也足以令工程处和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建的新疆兵团工一师的首长和机关刮目相看。1958 年,工一师党委首长决定在原试验室基础上,组建工程技术科学研究所,我被上级任命为所长,这是该所第一任所长、是真正的建所“元老”。我在上级正确领导下,领导全所同志发扬老试验室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一手抓好科技创新,一手抓好开发应用,尽快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新疆乃至西北建筑工程科研领域多有建树,在新疆建筑建材界可谓独树一帜。我也因此被业界推举为中国土木建筑工程学会新疆分会建筑建材组的负责人。这一段的工作经历让我终身难忘,的确是自己人生中的一个亮点。 1961 年,因为工作成绩突出,我被任命为工一师司令部工业科副科长(副团级),和其他科领导一起负责指导全师工程建设。那几年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投身建设,尽管生活很困难,但是我们革命豪情不减,工作标准不降,完成了一批新疆大型工程建设任务。因为工作需要,我长年累月地忙于上项目、下工地,开会研讨、参观学习,马不停蹄地奔波往返于内地大中城市和天山南北,很少顾及家庭和妻儿的生活,以至于有时感到家庭好似人生羁旅中的一所客栈。紧张繁忙的工作对人锻炼很大,我也籍此不断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和领导能力,成为师机关的一名重要骨干,经常陪同首长外出公干,或是代表师里下部队检查工作,在全师上下享有较高威信。 1966 年元月,自治区和兵团党委决定,在新疆组建建筑工程第三师(简称工三师)师部设在莎车,下辖四个工程建筑团(场),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周边,负责南疆地区国民经济大中型基本建设工程施工任务主要是军工。当时急需领导骨干,我被提升调任该师司令部办公室主任,代理参谋长工作,还兼任叶尔羌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两个业务科的科长职务。这副工作担子挑在肩头沉甸甸的,师部组建伊始,百业待兴,我又处在中枢位置,工作效率和质量如何,直接决定着师部组建和运转的成效。面对大量繁重的工作任务,我和先期抵达莎车的同志全力以赴,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地工作,边组建师部、边搞好工作指导,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启动了师机关的正常运转,理顺了内外上下关系,对各工程团队先后在南疆地区开工建设的一批大中型飞机场、水利枢纽、工业和民用建筑工程,及时进行部署,加强具体指导,使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迅即展开。当时从兵团和各师机关、团队抽调来组建工三师的同事,对我的拼命精神、领导工作能力、抓工作精益求精的认真态度和善于团结他人共事的本领,大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师首长也曾多次对我进行过表扬奖励。 五、“文革”岁月孰料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边疆建设事业蒸蒸日上,我的职业生涯顺利进步的过程中,“文化大革命”风暴不期降临。这场席卷全国空前规模“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断了如日中天的建设事业,打断了中国文化进步的自然历程,给我们国家、民族以至每个家庭、每个人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 1967年,由于和全国一样开展“文革”运动,工三师领导班子基本瘫痪了,兵团决定各师组建生产班子和“文革”领导班子,继续“抓革命、促生产”,我临危受命担任工三师生产指挥部副总指挥,负责统管全师的工程施工,这时抓工作的难度之大真是难以想见。你想召集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施工任务,造反派就给你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你要检查指导工程进展情况,热衷于搞运动的群众组织又说你是“用抓生产来压制革命”;你说集中几天结合本师实际学习贯彻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又被说成是“务虚不务实”、“放下工程搞运动”。总之,这些别有用心者处心积虑地给你罗织罪名,伺机找茬寻衅,并积极谋划下绊张网,搞得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想按部就班领导施工简直是痴人说梦。那几年真是让人感到心力憔悴、累何以堪! 在那“天下大乱”的乱世中,鲜有不遭冲击者,以“打倒一切”为己任的野心家们,决不会放过一切折磨和整倒领导干部的机会!1968 年8 月,我被所谓的“群众造反组织”冠以“隐藏很深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xx 、xxx 在工三师的代理人”等莫须有的罪名,扣上“高帽子”被数度游斗和批判,最后勒令“靠边站”住了一年“牛棚”,接受所谓“思想改造”和“劳动锻炼”。如此摧残像我这样几十年追随党奋斗不己的一名老党员、老干部,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我坚信自己没什么大错误值得反省,也对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心生反感,更为国家深陷“左”的狂潮却不抓建设深以为忧!在那风雨如晦的时期,平素不沾烟酒的我,也常常用抽烟、饮酒麻醉自我。排遣忧思。 好在全家深深理解和热爱着我。在我突遭不幸的岁月里,家庭给我的温暖和支援使我终身难忘。老伴在我被“打到”、工资被冻结(只按人头给点生活费)的情况下,挤出有限的钱款安排好全家开销,自己养鸡、种菜、“赶巴扎”(维语集市),时常做些可口饭菜让儿女送给我补养身体;远在兰大念书的长子士新和在上千华里外工作的二子士忠,也经常来信通报各自的情况,坚信自己的爸爸是好人、好干部,嘱咐我遇到不快之事一定要想得开、挺得住,谁是谁非总会有个说法的;尚在离家五十多华里外的莎车县城上初中的三儿士建,在师部上学的小女康芳似乎一夜就长大了,尽可能自己照顾自己,不让父母操心,时常来“牛棚”看望我,讲些听到的时政轶事引我宽心,每当我被放回家与家人短暂团聚时,他们总是竭力展示出自己懂事乖巧的一面,生怕引得我不快。正是在家人的温暖照拂下,我度过了人生中最为坎坷的这段难关。我也永远感念全家老小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大搞群众运动解决不了国计民生问题,天下大乱终究不是办法。1 969 年5月,我在被无情“打到”、销声匿迹一段之后,又被“解放”出来,回到一线工作。因为生产瘫痪了没有得力领导去抓,直接影响到南疆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本来像小学生学算术一般简单的道理,却硬是要让国人吃尽苦头再从头开始领会。我在这种情势下,被新来师里负责的现役军官领导重新起用,被任命为师司令部生产技术科科长。然而正是从这时起,大伤了元气的工三师也就渐渐走上下坡路。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也基本上断送了我的事业。好在从过去身兼数职、忙得天天两头不见天日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也好集中精力研究些技术问题和业务工作。 六、频繁调任从那以后,我的工作岗位和事业竟像走马灯似的不断变换。 1971 年,兵团党委决定撤消工三师,着将该师与农三师合并,师部迁至巴楚县郊。我又被上级任命为农三师司令部工矿科科长。这时的工作,除了负责研究指导本师的工程建设施工外,还兼管师辖单位的部分矿业勘探生产任务,工作领域更宽了。就在我在这一新岗位摸出点门道、刚有些建树时,那曾想到,1975年,组建己20 年的军垦大军新疆兵团成建制被撤销,可惜当年王震将军等辛勤创建的这支全国最大的屯垦戍边兵团,就这么轻易地被肢解殆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原兵团各单位的干部职工纷纷流向各地,另谋出路。 1975年夏,根据上级就近接受安排兵团干部职工的文件精神,我先被调任喀什地区革委会工交局副局长,后任工业局局长兼地区化肥厂党委书记,负责喀什地区工业建设的筹划指导和组织实施,还得操心化肥厂建设。在喀什地区工作的几年里,我跑遍了全地区的山山水水,努力完成地委和专署交办的各项任务,竭尽全力做好分管的一切工作,地区领导和分管的单位上下都很满意,普遍给予表扬和好评。 1979 年10 月,中央军委、国务院决定在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人民防空工程设计科研所,我又被调回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出任新疆人民防空工程办公室设计科研所所长。时隔14 年后重回到故地,星转斗移,物是人非,冥冥中真像一个轮回!在这个新岗位上,我重新领导创建了一个新的工程技术研究单位,谱写了新疆人防建设事业史新的一页。这也是我进疆工作几十年中,最后领导创建的一个单位。这一干就是整整八年,我领着一批中青年知识分于,在乌鲁木齐市的三道湾地区,白手起家,从零开始,硬是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地下建筑设计研究所(后改称设计研究院),承揽并完成了南北疆不少城市和单位的地下建筑和地上工民建工程的设计任务,成为自治区工程设计战线的后起之秀和一支生力军。我的职业生涯也在这里画了句号——1 987 年冬,我从工作岗位退了下来,开始了“夕阳红”的休闲生活。 七、退思感言回顾我从参加革命工作到退休的近四十年间,既有过热血写壮志、凯歌进新疆的火热情怀,也遇到过情绪低落、悲观不起的不快时光;既经过发展顺利、事业有成的佳境,也遭受过明枪暗箭。不白之冤的曲折坎坷的厄运。可以说是历经沧桑,感触很多。 我素来认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多年来,也是坚持这样做的。1 950 年进疆后,除了从事部队政治工作五年多以外,我基本上都在建筑工程部队和地方工程技术部门从事领导和管理工作。同时,一直担负所在部门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过党小组长、支委、支书、总支委、书记、师机关党委书记、师党委委员。工厂党委书记。我在工作中,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大政方针政策,同时认真研究专业工程理论和业务技术。所以,回顾过去的几十年,我的头脑是清楚的,政治立场是坚定的。“文革”运动中,“造反派”组织曾多次批斗和审讯我,威逼诱惑我“揭发”、交代某某某等人的所谓“黑幕”和问题,但我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做的不做,决不干那种乱咬人、乱整人、落井下石的勾当。被“打倒”前,每天从早到晚心无旁鹜抓工作,尽量减少无谓的干扰;关进“牛棚”后,则遇事三缄其口,少言为佳,被造反派审问时,要么据实以告,要么“顾左右而言他”。平心而论,在整个运动中,自己是问心无愧的,没有做过伤天害理、坑人整人的事。很多老领导、老同 志,后来还用不同方式感谢过我。 人生在世,谁没有个三灾六难?谁又不需要别人帮助?我在可能的条件下,总是设身处地尽量替人着想,尽己所能给人帮助。记得工三师刚组建不久,就受到“文革”运动冲击。当时数万职工从全疆各地长途跋涉云集叶尔羌河流域地区,以及南疆四个地、州的施工工地。生活条件本来就很艰难,恰遇“文革”冲击,不少单位后勤保障缺位,许多职工食宿无着,工程又一刻不能停顿,尤其是许多军事工程要求非常紧急。南疆的交通又十分困难,下面单位的工作人员来师部办事真是困难重重。我十分了解和体谅各团队来师里办事者的不易,办公室从早上开门,来办事的人就排起了长队,一直干到天黑,每天工作都在十几小时,其辛劳不难想象。但我任劳任怨,甘之如怡。 当年做过的许多事,过后大都不记得了。可受益的人往往不能忘记。1999 年冬,我因前列腺炎发作而住院,在病房里遇到一个叫甘效先的工程师,一见到我就非常热情地帮我处理就医事宜,说他当年在莎车县一个水库工地施工,从五十公里以外去报到,那时没有汽车,行李又多,正在发愁之际,听到我叫他一同去汽车队找车时,他真是高126 兴极了。当我把他送上车,并让他注意安全时,他感动得都流下了热泪。这件事虽已过去几十年了,但他却记忆抚新撼念不忘。类似的情况,近年来我还遇到过若干回。这说明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总是得人心而为人们所铭记的。所谓政声人去后。诚哉斯言! 我进疆工作几十年,为党的事业、为边疆建设奉献出了宝贵年华和青春汗水,党和人民也给了我许多荣誉。在部队,我先后荣立过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多年来,在工程技术部门工作中,受过上级多次表彰,没有受过任何处分。我历来主张,除了国家给我的工薪待遇之外,绝不能再搞任何私有财产和特殊化。“一身下正气、两袖清风”, 是我奉行一生的座右铭。可以负责地说,自己在多年领导工作中,一直保持着清正廉洁、不贪不占的好作风、好习惯。这里,我也衷心希望后代子孙洁身自好,奋发进取,有所建树,不虚此生。 八、画海耕耘我的晚年生涯,在“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信念鼓舞下,已经度过十七年时光。退下来这些年,或旅游,或访友,或读书,或练字,真正体会到了古人所谓“高下在心、为所欲为”的“得大自在”境界。我的老年生活中,最值得称道的,当属学画、作画。 人们常说,往事如烟。在我看来,只要是个有心人,就能“如烟往事不曾忘,挥舞丹青画锦绣”。回顾自己在新疆勤奋工作的几十年中,有幸走遍了全疆各地的山山水水,饱览无限风光美景之余,也积累了大量直观见识和绘画素材,不少自然图景早已映在脑际,烂熟于心,这就给退休后的绘画创作打下了丰厚基础。加之我在故乡上学时原本也有些绘画基础,适逢1 980 年代许多老同志退下来后热心组织书画团体,我就积极参加,并出任新疆老干部书画学会常务理事、顾问。从此,我重拣放下半个世纪的画笔,决心在研习国画上闯出一条新路。 为此,我制定了一个“三年出师、三年提高、四年成材”的十年计划,在这个计划之下,我奋斗不息,潜心作画,每日都在十个小时以上,即使节假日也坚持不辍。平时练画、练字之余,还研读绘画报刊论著、参观各种画展、拜访名画家,广泛切磋交流,不断提高绘画理论水平和感知、表达能力。我的退休金一多半也都用在绘画上。可以说全副身心投人其中,每每进人画我一体、亦画亦人的境界而难以自拔。我也通过作画,深深体会到在这深沉的画道艺海中,蕴涵了不少经典思维,要画好画就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感知大自然的能力,懂得了画艺每提高一步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从而越发苦练绘画技能。 经过多年努力,我的画艺不断提高,且多有成果,绘画也自成风格,得到国画界的认同和好评。我已经成为中国国画家协会会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新疆乌鲁木齐美术家协会会员、新疆老干部书画协会常务理事和顾问,曾多次参加全国性和地方性画展,并获得过多个奖项,主要包括: 1987 年获得全国“峨嵋迎春杯”画展二等奖。 1993 年先后获得新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 周年”画展二等奖、新疆建筑系统画展二等奖。 1995 年获得北京国画精品展三等奖。 1996 年在山东省举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30 周年”书画展上,我的作品《葡萄》入选并被收藏。 2001 年获得新疆自治区党委直属机关书画展一等奖。 2003 年9月25日,萃取数十幅画作精品的《康希善国画集》,由新疆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2004 年新疆伊犁州五十周年庆典,我的画作人选展览并被收藏。 画艺事业的一个高峰期,是1994年8月1日,我在乌鲁木齐市群艺馆举办了个人画展,全家亲友到场祝贺,帮助张罗。众多美术爱好者和专业工作者前往参观,普遍给予肯定和好评。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几分耕耘,几分收获。多年来,我的不少作品,分别被中国港、澳、台地区及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的文博单位和书画爱好者收藏,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区的老年书画单位亦有我的作品。我的作品和绘画经历还被编人《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世界现代美术家词典》、《世界华人书画选集》、以及人民画报社出版的《中国巨变:当代中国书画、摄影作品集》和《新疆老干部书画集》一、二、三集等辉煌画册中。 回首退下来的十七年,我在瀚海画坛中不遗余力地辛勤耕耘,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这也算是老年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吧!——康希善 本词条由康学杰根据康希善先生回忆录所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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