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

48岁，1981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8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

1999年－2006年担任纽约州总检察长。2007年至今担任纽约州州长。

斯皮策是民主党人士，在担任纽约州总检察长期间，因着力整顿华尔街金融秩序、打击商业巨头的不法行为而享誉美国政坛，被称为“干净先生”。

妻子西尔达·沃尔·斯皮策，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非营利机构律师。两人育有3个女儿，年龄分别是17岁、15岁和13岁。

这位45岁的纽约州总检察长似乎成为了美国媒体上曝光率最高的名字之一。有人叫他“华尔街的头号公敌”，但也有人尊称他为“华尔街的佐罗”。华尔街金融大亨们对斯皮策又敬又怕。自2002年以来斯皮策铁腕地扫荡了华尔街各个角落，对早已被视为“行规”的金融陋习发起进攻。美国媒体这么形容斯皮策对金融业的影响——“他的名声是如此之大，哪怕媒体只是提到他已盯上某个行业，就会引起恐慌：股票价格大跌、首席执行官们不寒而栗，危机管理咨询师们则要取消休假。” 没有无缘无故的英雄。是什么造就了斯皮策这个华尔街正义使者？他到底只是一个个人英雄还是一个时代需要？ 天时地利造英雄斯皮策这个华尔街英雄的出现并非巧合。从某个角度来说斯皮策是个幸运儿，完全拣了天时地利的大便宜。位于纽约州曼哈顿区的华尔街，是世界金融的心脏，几乎100%的美国大型金融机构总部都设在这里。这就让斯皮策有了美国其它49个州的总检察长所无法比拟的先天优势。正是因为这样的地利，斯皮策掐住了美国金融业的咽喉，奠定了他对整个金融业影响力的基础。但让斯皮策的影响力达到了“前无古人”地步的最关键原因还是因为他占据了可遇而不可求的天时。这个在1998年上台的“野心勃勃”的纽约州总检察长，在21世纪的开头终于找到了可一不可再的时机。 2000年3月IT经济泡沫爆破，美国纳斯达克指数跌到谷底，无数小规模投资者血本无归。西方投资领域陷入了长达3年的冰河期。但华尔街金融巨头的景况却完全不同。在华尔街，大型投资机构仍然是歌舞升平，金牌经纪人依旧赚得盆满钵满。这种近乎荒谬的反差激起了小投资者们的愤怒。近半个世纪以来，普通投资者权益的保护第一次如此广泛地受到关注。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华尔街陷入信用危机伤害的不单单是小投资者的利益。包括股神巴菲特在内的许多有长远眼光的金融巨头也开始反思，赞成金融业内部改良自律。一时间，社会上强烈呼吁对各种金融机构的深入调查和行业整顿。斯皮策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被推上舞台。顺势而为，可谓事半功倍。2002年开始他连续向投资银行，综合基金公司和保险业等多个不同的金融领域发起攻击。 尚方宝剑添声势再厉害的将军也无法赤手空拳战斗，何况是和人强马壮的华尔街阵营对抗呢！斯皮策，这个被认为具有“超群司法创新”能力的司法明星发掘了两把尚方宝剑为自己护航。斯皮策的第一件“武器”是“马丁法案”（Martin Act）。实际上“马丁法案”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它是一条签订于1921年的纽约州法案。在美国的联邦制度下，这条州立法案根本没有引起金融界的注意。但斯皮策聪明地挖掘了这条“祖父”级法案的攻击力。根据“马丁法案” 纽约州总检察长无需证明金融企业是“故意”地进行经济犯罪，只要证明被告错误地或极有误导性的投资建议导致投资者遭受损失就可以对其提出起诉。而且起诉的罪名甚至可以超越民事的范畴，以刑法罪名起诉。实际上，在对2002年对美林的起诉和最近发生的针对AIG的诉讼中斯皮策就是用“欺诈罪”这个刑事罪名发起起诉。这样就使斯皮策具有了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全国券商协会（NASD）并驾齐驱的权力。而斯皮策的另一把尚方宝剑是金融企业内部电子邮件。根据美国证券法的规定，自2001年开始美国企业必须保留过去至少3年来的各种文件包括电子邮件，以备证监部门调查。在所有文件中，电子邮件是企业最没有防备的“死穴”之一，斯皮策正是利用了这一个“疏忽”攻陷了华尔街多个桥头堡。在2002年针对美林的起诉中斯皮策在浩如烟海的电子邮件中找到一个关键的矛盾。在美林强烈向小投资者推荐某些科技股票的同时，他们的明星股票评论员布罗杰特和其他一些雇员却在内部大骂这些股票是“垃圾”。同时美林的员工也在这些邮件里表达了对投资银行高层强迫他们粉饰太平、弄虚作假的反感。正是这些以往被当成“闲言碎语”的证据使强硬的投行巨人美林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全面接受斯皮策提出的和解协议。自此，投行的运作的模式有了根本的改变。美林风波也成为21世纪世界金融业一件标志性事件，在国际范围产生了影响。 选择英雄还是制度毋庸置疑斯皮策拥有着非凡的人格魅力和宏辨的口才。他“以公众利益为名”的正义者形象在年轻的司法工作者和华尔街年轻金融新贵中更是大受欢迎。一些华尔街的年轻才俊甚至宁愿放弃高收入的工作去追随他。现在为斯皮策掌管投资保护部门的爱将戴维·布朗就是放弃了在高盛高达50万美元的年薪心甘情愿在斯皮策麾下当个“公务员”。但对斯皮策的评语并不是一面倒的褒扬之辞。 “马什事件”之后 《华尔街日报》就对斯皮策发起攻击，“这位单方面改变一个行业经济模式的政治负责人应该检讨……他集政府的三个部门于其一身：立法者、调节者和法官”。事实上在过去3年的多宗金融企业起诉案中斯皮策确实借“马丁法案”之力取巧地把自己的权力提升到了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券商协会同等的高度，并因此引发了和这些金融监管部门的矛盾。司法界部分人士担忧如果斯皮策这种铁碗的正义扫荡继续下去，美国金融监管部门的权限分工会出现混乱，甚至可能造成监管部门之间的内讧。尽管褒贬不一，斯皮策的举动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少他把美国联邦监管机构的官僚主义暴露出来。如果说近期以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醒觉过来了，那斯皮策激进的行动就应记一功。在“马什事件”后美国保险业甚至主动促成政府加强保险业监管 度，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保险监管机构。在他们眼里主动改进，接受政府监管，总比被斯皮策这个华尔街佐罗攻击得浑身是伤要好得多。 美国华尔街过去70多年的发展经验证明了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投资市场蓬勃发展的基础。这就是为何在科技经济泡沫爆破以后提出捍卫公众投资人利益的斯皮策大红大紫的原因。但市场的健康发展不可能依靠一个“英雄”来捍卫。一套完善的与时并进的监管制度是必须的。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斯皮策点燃了星火，但只有让它燎原才可能挽救华尔街的信用危机。 华尔街的吉祥物—铜牛并不能保证美国金融家们永远幸运。自2000年科技泡沫爆破后华尔街就进入令人沮丧的漫长熊市。现在一头令美国金融巨头不寒而栗的“蛮牛”闯进了华尔街，他就是纽约州司法部长斯皮策。他掀起的金融业整改暴风雨席卷了华尔街中国当前金融运行两大问题银监会主席刘明康4月在谈到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时指出，根据今年一季度数据反映，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强化以资本为核心的自我约束机制达到了总体运行基本平稳。但经济金融运行中仍存在两方面突出问题。首先是贷款继续向大客户和长期化集中，资金需求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投资增长偏快，生产资料价格和部分地区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其次，银行体系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控制难度加大。在对公业务方面，自2004年清理钢铁、水泥、电解铝等固定资产项目后，不良贷款逐步显现。同时在个人金融产品方面，一些商业银行在推出代客理财新业务过程中存在着盲目和无序竞争，加之缺乏相应的理财和管理经验，市场风险相应增加。根据我国现在的金融形式，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依然是金融业面临的需要急切解决的难题。刘明康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及时发现、解决影响银行业改革和发展的突出问题。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指出我国银行业两大软肋高盛抢占高端私人基金市场巨人的脚步从来都引人瞩目。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刚刚发布的“成功募集85亿美元私人资本运营基金”的消息现在成为业内最受关注的动态之一。该基金规模之大堪称前所未有，充分显现了高盛在高端私人资本运营基金市场扩张势力的野心。高盛的新路向实际上是华尔街经济形势改变的产物。从前高盛的最大利润来源——投资咨询业务日渐衰退，回报率已经落到了投资业务之后。正因为如此，高盛决心抢占高端私人基金市场。同时，这个最新基金的庞大规模也反映了私人资本投资行业的“大即是美”的普遍趋势。只有大型基金公司才能更有效率地募集超大基金以争夺大交易。但对高盛来说，这只新的巨额基金不但意味着机遇同样也是一项严峻挑战。私人资本运营基金通常投资于私人公司或收购大公司的子公司，然后通过转售或上市实现套利。但由于现在许多大型国际商业银行都兼有投资咨询业务，那么私人资本运营基金的运作就可能与投资咨询客户发生利益冲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 Group)旗下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和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 Co.)均宣布将缩减私人资本投资活动。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高盛都在竭尽全力平衡其客户与其自营私人资本运营业务之间的利益冲突。高盛表示这只基金虽然规模庞大，但并不意味着偏离了高盛历来的业务战略，强调与其它私人资本运营公司的合作依然受到高盛的重视。实际上，高盛的首席执行长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会晤了Bain Capital和Texas Pacific Group等私人资本运营公司的管理层，强调高盛此举只是为了让自己变成一个实力更强、更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但是这高盛的保证并没有消除业内竞争者的担心。尤其是本次基金的规模如此巨大，使人怀疑高盛的加入是否会改写行业格局。高盛CEO亨利·鲍尔森为高盛开拓了新业务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