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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遂宁两所中学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办学校，并核准了高昂的学费收取，引起当地民众普遍的质疑。经媒体调查，当地教育局长任董事长的公司收购了学校，悄然完成了“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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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遂宁教育“改制”，正是中国教育“私有化”的代表性案例。这符合“半夜摘柿子，照着软的捏”的媒体法则。事实上，同样的改革，在中国的省级以上的城市早已深入展开，或者进行完毕。而检索前几年的媒体，几乎找不到像样的报道。现在这股浪潮正向省以下的城市推进。遂宁应该只是众多相机而动的地级城市中的一个。可是，媒体对地市级城市却是可以发挥主动性的。于是，遂宁从上级城市复制而来的“教改”，就摆上了公共祭坛。这就出现了两个情况：一是明摆着国有产权转移，可同时，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会觉得委屈，正如遂宁市国资委和教育局回应媒体所说，他们的改制“符合政策”，“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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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关政策和体制所推崇的改革逻辑，遂宁当局可以这么辩护。遂宁的故事大致是这样叙述的：这个城市最重要的两所公立中学“借款”给某人，此人利用这笔资金成立了一家公司并收购了这两所学校。而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就是这两所学校的行政管理当局的长官——遂宁市教育局长；公司的总经理，则是其中一所公立学校的校长。于是，这两所学校摇身一变，成为“民办”。这就是“遂宁教改模式”。但跟业已完成的大多数城市的中小学教育体制改革相比，它们不仅本质一致，甚至连“教育局长”、“离职或退休的原教育局长”当董事长的公司“收购”重点学校；甚至“重点学校校长”、“离职退休的原重点中学校长”当总经理或校长的“模式”，都无独有偶。它们可能是某公立“重点学校”的“分校”，或者是“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学校。而“互助”是官方的注册。出示给公众的马甲，往往是“××外国语学校”，“××实验学校”(这里的××代表公立重点中学的名字)。这股民营化的浪潮已经做到了跟城市的扩张同步，以至中国急剧扩张的城市新区，再也找不到传统上以阿拉伯数字编序的新创办中小学。

“遂宁教改”是因为有人在网上惊呼它造成“流失”国有资产十几亿元而惊动世人的。从国资的角度看“教改”，算是抓住了本质。说到底这不过是国有资源私有化的故事。从操作的步骤、手法和实施逻辑看，它跟许多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模式如出一辙。有什么迹象表明他们看重的是“教育”而不是“国资”？

但“教育私有化”应该有它自身的特点。首先是土地资源。说“遂宁教改”流失国资十几亿，这大约是把土地资产算进去了。国家对教育的土地投入，是公益性的划拨，是不算市场价的，遂宁也是这样操作的。所以，按国家法律和政策，是计算不出“教育改制”的国有资产到底流失没有、流失多少的。当然，人们会相信，遂宁这两块“民营学校”所取得的土地，事实上也就是该教育集团的董事长，即现教育局长先生的了；然后是学费收入。国家对民办教育的营利性，是有约束的，出资人只能取得“合理回报”。而两所成为民营学校的收费标准，已经到了当地平民子弟望而却步的地步，但它却是物价局核准的价格——缺乏约束的资本狰狞面目，急不可耐显露了出来。如果“教改”真的是为教育而改，到这种时候，也应该止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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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基础教育民营化的浪潮，大约是2004年开始兴起的。在此以前，经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艰辛发育，中国各地已经有一些勉强可以称为一般意义上的私立学校。其主要的标志，是没有跟官办学校合作的分利模式。除了使用一部分国家“统编教材”，接受地方教育部门的监管之外，基本独立运作。但此后，公立教育资源市场化，一举扫荡了这些原本不太成熟的新中国第一批私立学校。网络上可以检索到那个时期私立学校的破产潮。许多私立学校的投资人走投无路，弃校而去。他们的下落是在有关方面主持下，被公立学校“接管”或者“合作”。接下来，才是今天的权力公然参与寻租的“教育改制”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