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一直部队，名字叫1644是为了纪念清朝在1644年入关，其中名字隐含了日本人希望能象当年的清朝一样，可以顺利占领中国的愿望。

名字起源

1644部队罪行(细菌战剂厂： 细菌研制： 刨根问底： 南京― 细菌战实战基地 军画兵石田甚太郎与自杀的细菌学者 年青细菌学者山中太木的证言 从1644 部队逃跑的士兵― 棒叶修 1644 部队少年兵松本博证言)

1644部队概述

名字起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名字叫1644是为了纪念清朝在1644年入关，其中名字隐含了日本人希望能象当年的清朝一样，可以顺利占领中国的愿望。

1644部队罪行

侵华日军在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试验的“731部队”臭名昭著，已广为人知。然而，总部设在南京中山东路原南京陆军中央医院（现南京军区总医院和南京无线电厂）的日本“荣字第1644部队”，从1939年成立到日本战败，在南京活动了6年之久，一直不断从事细菌战研究和惨绝人寰的活体细菌试验，并在宁波、常德和浙赣进行了3次主要的细菌作战，残害了大量中国人。它是同时期建立的华北、华中和华南三大细菌战部队之一。但由于保密严格，对外公开名称又是“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其内幕至今鲜为人知。

侵华日军细菌部队的公开身份是某方面军或师团的防疫给水部队。在日本野战部队的系统中，每一个方面军均设有防疫给水部本部，每一个师团设有防疫给水部，另外，每个防疫给水本部还设有支部。从防疫给水部的规定条文来看，师团防疫给水部的任务主要有四项：一是防疫，二是给水，三是地区卫生状态调查，四是机器修理。方面军防疫给水部本部的任务除了上述任务之外，它还承担防疫与给水相关问题的调查与研究、为部队提供标准痘苗血清、防疫与给水的训练等。但是，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日军为了适应长期作战，弥补兵力不足的需要，试图在必要时通过发动细菌战来打败中国军队。因此，日军防疫给水部队特别是方面军防疫给水部本部的职能在事实上发生了转化，它的主要功能已不再是为了防疫与治疗，研制细菌和承担对敌占区实施细菌作战的任务成为其主要功能。因此，挂在这些部队门口的某某防疫给水部名称，只是一块掩人耳目的招牌而已。

在侵华战争期间，侵华日军在中国的主力部队除关东军外，还有1938年2月在南京设立的华中派遣军（原为1937年11月成立的华中方面军，后撤并为中国派遣军），1940年2月在第21军基础上设立华南方面军。随着各个方面军的建立，各方面军的防疫给水部队也相继成立，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早在1936年8月就已成立；1938年2月，华北防疫给水部本部即北支甲字1855细菌部队在北平成立；1939年4月18日，华中防疫给水部本部即“荣字第1644部队”在南京中央陆军医院成立。对外公开叫“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实为南京日军细菌试验基地，是由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在1939年4月带领731部队的部分人员、设备来南京建立的。

细菌战剂厂：

隐蔽伪装，戒备森严，居民误认为是制药厂

“荣字第1644部队’的总部设在南京中山东路原南京陆军中央医院。大院内一幢4层楼的大楼是整个1644部队的心脏，细菌武器与毒气武器试验都在这里进行。

日军当局与石井四郎对南京“荣字第1644部附的细菌战研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日军当局不仅为其配备了最好的营区、房屋、设备、物资，而且提供了超常的、充足的经费。“荣字第1644部队”总部机构主要有总务部、防疫科等7个部门。此外，在上海、苏州、常州、杭州、九江、南昌、安庆、汉口等地设立了12个分部，总部与各分部的工作人员总数达1500多人。

“荣字第1644部附的致命的生产工厂位于南京城东北角，在九华山下，太平门内，距其总部约1公里。同样是利用高墙、铁丝网、岗哨，守卫森严。为了伪装和隐蔽，该地对外伪称是“血清疫苗制造厂”，既没有任何标志也不准中国人进入。四周的居民都以为是一家制药厂

据有关资料研究表明，当时“荣字第1644部队”的细菌生产能力十分惊人。其第四任部队长在苏联伯力法庭审判时供认，当时有石井式培养器约200具，孵育室（容积5×5×3米）一所，管式营养液消毒器（直径1.5米，长25米）两具，孵育器约40—50具，蒸汽灭菌器40—50具，科哈式锅炉约40～50具。此外还有蒸馏营养液的大玻璃蒸馏器。利用全部生产设备时，每周期能制造出细菌十公斤。而在日军投降后，将南京这家细菌战剂生产厂尚存的细菌培养原料——琼脂、蛋白胨和牛肉膏等约数十吨运回上海江湾的国防医学院，竟装了十节火车厢，国防医学院又将这批原料转给上海生物制品所应用，据说用了十多年还未用完。可以说，要是没有“荣字第1644部队’的支持，侵华日军在华的三次细菌作战是很难完成的。

细菌研制：

活体实验，惨绝人寰，许多无辜中国人遇害

培养霍乱、伤寒、鼠疫等致命细菌是“荣字第1644部队”的显著特点。731部队主要生产化学毒气，而1644部队则侧重霍乱、鼠疫等细菌生物试验，研究、生产大量鼠疫跳蚤是他们的特长，可以大规模培养致命细菌。

当年，1644部队除在动物身上做实验外，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活人试验。活体的来源主要是战俘，当时大多数是从老虎桥监狱获得。战俘们一般是在深夜里被偷偷运来，向他们体内注射各种细菌，然后取出其体内的血液，最后将其杀害。在“荣字第1644部队”总部副楼的四层是关押受试者的地方，通常关押20到30人，人多时超过100人。受试者多是中国人，其中还有许多无辜的妇女儿童，少数其他国籍的人也被关押在这里。受试者完全被当成动物，日军则称他们为“原木”，即是细菌与毒素的实验材料。他们一旦被关进这里，就不可能活着出去。他们在试验中被折磨死去后，尸体还要被日军试验人员作解剖研究。

据一位日军士兵回忆：这是一些特别的房间。房间的形状并不像牢房，而是像一个大教室，里面放置着几个笼子。“我记得，在朝南的大房间常放着五个笼子，在西面的小间里有两个。这些笼子就像动物园里关狮子的笼子，其大小只有一张三尺床铺那么大，里面关一个供试验的活人。不同的时期关押的人数会有变化，倘若不够供试验用就再补充。同室内的人能互相望见”。

由于当时驻南京的日军部队也极少知道1644部队的真相，被抓去作试验的人更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据美国哈里斯教授研究判断：虽然被1644部队当作“原木”的具体人数还没有准确数字，但按最低估算，被杀害者至少达1200人以上。此外，1998年8月，在南京市北京东路九华山附近基建建设工地挖出几十具被肢解的尸骨，散发着刺鼻药味。经化验，尸骨含霍乱弧菌，专家考证断定，这就是日军“荣字第1644部附当年进行细菌活体试验留下的遗骨。

刨根问底：

“荣字第1644部队”与731部队关系甚密

一是与731部队表里一体。1939年4月18日，华中防疫给水部即“荣字第1644部队”成立时，其首任部队长由731部队的部队长石井四郎兼任，由此可见731部队与1644部队之间的密切关系。在石井兼任部队长期间，石井的心腹增田知贞在南京为其代理部长一职。同石井一样，1901年出生的增田也是细菌战狂热鼓吹者，并很快为石井所赏识。1937年9月之后，他一直在东北并成为石井细菌部队中十分重要的成员。1941年2月，增田知贞正式就任1644部队的部队长一职。5个月后，增田返回东京担任陆军军医大学教官，这样731部队第二部部长大田澄成为1644部队第三任部队长。1943年2月，广州波字第8604细菌部队的部队长佐藤俊二接替大田澄成为1644部队的第四任部队长，佐藤是东大医学院毕业，其后曾任关东军第五军团军医处长，少将军衔。1944年2月，近野寿男接替佐藤。1644部队最后一任部队长是山崎新，他的任期不到四个月，日本便宣布投降。

1644部队最初成立之时，由于石井四郎兼任该部队的首任部队长，因此，刚开始部队的名称也称为“石井（四）部队”，1941年时曾一度被称为“多摩部队，不久又改称为“荣字1644部队”。据说荣1644部队这—数字来历也同石井四郎及731部队相关，“1与6之和为 7，3与1之和为4”，“1644”中的第一个数字“1”和最后一个数字“4”的日语发音为“石”，可以说“731部队与1644部队是表里一体”。而更为重要的是，1644部队在成立之初，731部队曾向其提供大量研究细菌的人才以及重要器材。显然，1644部队的成立得到了731部队的全力支持和石井四郎的高度重视。

二是与731部队合作研制细菌武器。南京作为对华中地区进行细菌作战的最佳基地，并不是石井四郎高度关注和支持南京这支细菌部队的唯一原因，寻找研制适应不同环境的细菌武器的场所，应该也是石井四郎特别重视南京的另一重要原因。1644部队刚成立时，由于研制细菌的专家人员大都是石井原731部队的部属，因此，1644部队研制细菌的模式几乎完全模仿平房。据哈里斯研究：“‘荣字第1644部队’并不局限于研究一两种用于细菌战的病原体，与石井从事的研究一样，南京也研究每一种已知的疾病，包括常见病和特异病，简直就像一部病原体医学辞典和一位杀人动物毒素收藏家的奇特的收藏品。”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1644部队就如同731部队的一个分部。在石井任部队长期间，1644部队代理部队长增田知贞是一位生物学博士，他对于研制细菌和进行细菌作战具有浓厚的兴趣，在他任职期间，1644部队比较侧重于研究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特别是生产跳蚤进行鼠疫实验，这是1644部队的特长。由于培养细菌急需大量老鼠，1940年2、3月，1644部队曾利用浦镇机厂厂长日本人武藤下令全体工人捕捉老鼠，据李志杨回忆说：“当时厂里每天集中很多的笼子，有时几百只几千只的运走。”

同731部队相比，1644部队的规模并不大，但1644部队在成立之后不久，很快就拥有了相当强的细菌生产能力。1943年4月，据陆军省军医局医事课长金原节三大佐的业务日记载：“荣字第1644部队”月生产鼠疫跳蚤5公斤，如能补充2万只鼠，月生产量可达15公斤。曾任1644部队长的佐藤证实，1644部队在培养致命细菌方面的生产能力，每一生产周期内计达10公斤。为出产这—数量的细菌，1644部队拥有：“石井式”培养器约200具，一个宽长各5米高2．5米的一间孵育室，口径1﹒5米长为2﹒5米的两个筒形的消毒器，孵育器约40至50具，蒸气灭菌器40至50具，科哈式锅炉40至50具，另有100个汽油桶繁殖跳蚤。

在使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方面，同731部队相比，1644部队也毫不逊色。据1940年4月24日石井（四）部队（即1644部队）的研究会记录记载，第一科村上仁男、山中太木等人曾使用活人进行培养炭疽菌的实验。

一些原1644部队的成员也都证言，在1644部队一科的三层，有几间关押中国俘虏的房间，每个房间里放着五、六个像动物园里关狮子一样的笼子，每个笼子里面囚禁着一个全身裸露的中国人。

原1644部队的老兵松本博证言：“进行实验时，由我负责给俘虏带上黑头罩送往处置室，处置室类似手术室，有手术台、台子两头有捆绑手脚的皮带，把俘虏绑在床上，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瓶子，放上标签，然后军医上前动刀，切开腹股沟的主动脉，再插人导管，松开钳子，俘虏的血就汩汩的流入瓶子里，直到鲜血流尽，然后军医去敲打俘虏的前胸，因为血已经流尽，俘虏很激烈的痉挛，最后在痉挛中死去。俘虏死后，处置室旁边有—个烧却炉，把尸体丢进去烧掉。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做。”

从1939年到1945年6年期间，究竟有多少中国人成为其实验的对象而被害，目前尚未发现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据资料显示，仅1942年10月，就曾有100余名中国人被送进1644部队。令人惊讶的是，1644部队的研究范围还扩大到了毒物方面，在这方面，它的合作对象并不是731部队，而是设在日本国内神奈川县的陆军科学研究所登户研究所（又称陆军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位于日本多摩河畔，因此，两者进行合作研究期间，1644部队曾一度被称为“多摩部队”。据目前所见资料显示，1941年夏，登户研究所派遣7名科研人员到达南京，1644部队的两名细菌专家同他们进行了合作研究。

他们为了观察蜈蚣、蝎子、蝮蛇等小动物的毒液、毒草、毒药对人体的影响而进行了人体试验。在同登户研究所合作研究期间，1644部队几乎每天都要用活人进行实验，因此，当时人们称“多摩部队”为魔鬼部队。

三是与731部队在细菌战场上三次“联手”。1993年6月，日本中央大学吉见义明教授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内发现原日军支那派遣军参谋井本熊男日记，《井本日记》为我们研究1644部队和731部队共同进行细菌作战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从《井本日记》中可以发现，日军在华中地区进行的细菌作战，从制定作战计划到具体实施，1644部队与731部队关系十分密切，而且1644部队因其同华中派遣军的直接联系而使在其中的角色显得十分重要。在华中地区所进行的三次大规模的细菌作战中，1940年和1942年浙赣地区细菌作战的主力是由731部队，1644部队给予积极配合，而在1941年的常德细菌战中，1644部队则充当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第一次“联手”。1940年8月，根据日军参谋本部命令，石井四郎奉命组织细菌作战部队，以杭州市原笕桥机场及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为基地，对浙江省实施细菌攻击。在这次作战中，由石井四郎兼任部队长的1644部队竭力配合了731部队的行动。首先，这次作战发动之前，1644部队代理部队长增田知贞积极协助了这次作战诸如作战计划、作战经费、人员等事前的准备工作。其次，在作战过程中，增田还同井本熊男等人就作战效果等进行研究，1941年2月5日，增田知贞还作为重要成员参加了此次作战的总结会。第三，为了更好地研究总结这次细菌作战的成果，1644部队还同731部队派来的5名专家前往鼠疫重灾区的宁波进行研究调查。

另外，据哈里斯研究，1644部队还为这次作战提供了大量的跳蚤用来散布可怕的疫病。

第二次“联手”。是1942年5月在浙赣地区的细菌作战，日军发动了此次战役主要是为了摧毁中国东南沿海的作战机场。在这次战役中，作战计划仍以731部队为作战主力，1644部队派遣作战人员配合，并提供鼠疫带菌跳蚤1公斤。不过资料显示，1644部队担任了这次细菌作战的先锋，在6、7月份，1644部队曾以浙江省金华地区为中心，配合第13军进行了独立作战，但这次作战除了许多中国贫民深受其害之外，许多日军士兵也因未及撤退而染上疫病而伤亡达1700余人。其后不久，731部队组成的远征队南下到达南京，与1644部队会合，当时1644部队约有三、四十人参加了这支远征队。

这次作战导致了浙赣沿线大量平民感染细菌。在作战结束之后，1644部队曾派人前往受灾区金华等地进行调查，其中以第1科科长近秀大为首的调查班曾进驻义乌松山（即崇山村）等村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使他们对自己的杰作感到十分得意。

第三次“联手”。1941年11月4日，日军发动常德细菌作战，发动作战的主力仍是731部队，一是731部队为这次作战“准备了130公斤副伤寒和炭疽热菌”。二是担任执行作战任务的是731部队中的增田美保少佐，投掷细菌炸弹的飞机是由他操纵的。但1644部队在此次作战中担任的角色较上述两次作战更为重要。其一，担任此次作战总指挥是新任1644部队长的大田澄，大田澄原是731部队第二部即作战部的部长，7月刚被任命为1644部队的部队长。其二，参加这次作战的人员约为100人，其中1644部队的人员占一半以上，731部队“约有四五十人”参加。但目前仍无材料说明1644部队为此次作战提供了多少细菌武器。此次作战结束后，大田澄曾回哈尔滨向石井四郎作了详细汇报。

随着1644部队生产细菌能力的不断提高，1644部队独立作战的能力也飞速提高。据资料显示，1943年和1944年，1644部队曾两次对浙赣地区实施细菌作战。

南京― 细菌战实战基地

提起细菌战，许多人会想到设在哈尔滨平房的关东军731 部队。的确，这里是细菌武器开发、实验、实战的最重要的据点，同化学武器一样，细菌武器的开发、研制和使用都属于日本的国家计划，可以与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匹敌。731 部队在日本完全控制下的满洲，沿苏联国境线部署了四个支部，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充实，又在中国各地设立了几个与731 部队平行的细菌部队，分别是：

1938 年2 月设立的北京（甲）1855 部队（又称北支防疫给水部）

1939 年4 月设立的南京（荣）1644 部队（中支防疫给水部）

1939 年8 月设立的广东（波）8604 部队（南支防疫给水部）

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局向南方扩展，翌年3 月，又在新加坡设立了（冈）9 402 部队，称南方军防疫给水部。上述各细菌部队的控制中心是设在东京新宿陆军军医学校内的防疫研究室，顶尖人物就是专攻细菌学的石井四郎军医中将。此外，在日本陆军中还有以家畜传染病为武器的军马防疫厂，如长春的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第100 部队，哈巴罗夫斯克审判时的12 名被告中有3 人属于第100 部队，他们供述了实行残忍的人体实验等罪行。当时也公布了他们的自供和审判记录，但是，有关整体全貌的情况尚无从得知。

近年来，虽然有许多新的资料和证言被挖掘出来。但对比731 部队，其他细菌部队的实况几乎没有查明，尤其是1940 年以来日军细菌武器在中国投入了实战，南京1644 部队是起着细菌战实战基地的作用的，这些情况也只是从731 部队派遣队员的证言中提及到。

该部队正式名称是中支那派遣军南京防疫给水部，是与731 部队同样的实施细菌战的特殊部队，设立当初的1939 年称石井部队，翌年改称多摩部队，后又改为（荣）1644 部队。

另外，也有队员回忆称作（登）1644 部队。

军画兵石田甚太郎与自杀的细菌学者

对1644 部队，中国现代史研究者水谷尚子有较深的研究，他的舅公石田甚太郎曾在1644 部队服役，那时没有彩色胶卷之类，记录病理现象、毒物反映、菌体变化以及跳蚤、虱子的解剖图等都通过绘图形式表现，部队把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称作“军画兵”。石田从1942 年开始，在1644 部队做了三年的军画兵。战后成为在战前插画史上留有一页的商业美术家。

据石田回忆，1644 部队分三个科，“一科承担生物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制作，是部队的“心脏”；二科负责部队的武器资材管理和经营食堂；三科的任务是防疫，主要是制造疫苗。石田每天上午记录（部队活动）日报，下午给“马路大”身体部位画像、摘出脏器的素描以及制作研究论文的图表、插页之类，所以比较了解部队的全貌。水谷根据舅公的证言和日记，收集到100 多名1644 部队人员的名单，然后进行寻找、调查和访问。

还有，东京帝大传染病研究所副教授冈本启在战后不久自杀一事，也引起媒体的关注。东京帝大传染病研究所曾向各细菌部队提供了许多医学者，冈本其人又是被该所寄以厚望的细菌学者，他为什么要自杀？新潮社1982 年出版了一部《 细菌部队与自杀的二名医学者）) （常石敬一、朝野富三著，― 编译者注），书中称冈本是为了研究霍乱进入（荣）1644 部队的，书中还通过部分证言揭示了该部队的一些情况。作者之一的朝野富三当时是每日新闻社社会部的一线记者，采访了许多人，仍难以揭开核心的机密，但总算查明了冈本自杀的背景。

冈本启和被称作石井四郎左膀右臂的内藤良一、增田知贞是至交① ，同其他许多优秀的细菌学者一样，冈本被石井相中，经增田引荐任命为731 部队的嘱托② ，在南京工作时参与了人体实验，杀害了被实验者。苦于这种行径，战败以后在追究战犯的社会声浪中，他只留给妻子一封遗书，内写道，“吾知吾之罪”，然后在研究室里用瓦斯自杀。该书使用的是化名，当时已经是战后近40 年之际，当事者们还是不肯吐实，用真实姓名出场者屈指可数，可以想象到拨开历史谜团工作的难度。从那时起到现在又过了20 年，在历史的真实永远消失之前，我们应该让它露出本来面目。

年青细菌学者山中太木的证言

山中太木毕业于大阪医专，1940 年在恩师的极力推荐下进入1644 部队，是鼠疫、霍乱等肠道传染病的专家。1998 年，英国BBC 电视台准备制作《 战争的科学》 三集节目，我（指西里）负责其中的生物武器的日本采访和节目制作，题为《 人类之敌》 。山中在战后曾任大阪医科大学的校长，从大阪医科大学步行几分钟就到了山中退休后的住所。1997 年9 月的一天，我采访了他，时年90 岁。山中生了一副鸟类般清矍的面庞，给人以精悍的感觉，不戴助听器，头脑清晰，一提起细菌学兴致盎然，可是话题一涉及到核心问题就有意躲闪，王顾左右而言他，称使用兔子实验，以及利用“鞭毛染色法”进行细菌检索，利用高枷产的培养液③ ，取代培养细菌的蛋白冻，研制出优质的W · 培养基等，谈到这些时简直是喋喋不休，兴致勃勃。

山中以“山中式鞭毛染色法”的方案获得博士学位，山中说，将鞭毛染上鲜艳颜色的细菌放到显微镜下看，也许是最兴奋的时刻。霍乱菌是单一的鞭毛，孤菌类有三根鞭毛，形态上按1 号到8 号分类命名，细菌因种类的不同形状也有别，因为根据细菌的颜色很容易分辨，所以这种方法很难得，自然教给了我们许多东西等等，最后又颇为自豪地说：“我在南京负责整个大东亚共荣圈的防疫。”

山中又向记者讲述了去南京、衡阳的经过：1943 年，湖南省发生了严重的霍乱，甚至连日本军中每天也有150 多人死亡，在支那派遣军司令官的请求下，山中去了南京、衡阳，在衡阳郊外的一中国人家有一处隔离所，山中带7 名卫生兵乘卡车去现场，途中卡车滑下山道，留下两人看管现场，其他人背着显微镜、行装等在秋雨中步行前往目的地，途中为躲避美国飞机的扫射在野外宿营三日才到达现场。隔离所用铁丝网围着，里面住满了半死不活的中国患者，雇中国苦力每天向外拉死尸，每天埋葬150 人左右。山中接着介绍，人如果失去体液的10 % ，无论血液还是淋巴液，就会死亡，先是失去意识，然后痉挛，霍乱患者便痢、失水，最后因脱水症死亡。我发现在隔离所周围的水田里，有蝌蚪在游，并混有泥沙，我就让患者饮用这水，因为霍乱是通过口传染的，不像鼠疫等病菌经皮肤感染，原因应该出现在水里。结果认定隔离所附近的水里散布有霍乱菌，而且吞食霍乱菌的细菌也在增加，患者往往一次感染后又连续感染，患者以为饮用什么样的水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就针对脱水症进行治疗，三天后再没有出现死亡现象。

（此次采访数周后，记者西里又同BBC 同仁再次采访了山中）山中说，“我喜欢解剖霍乱患者的尸体，因脱水症死的人腹部什么东西也没有，肠壁像纸一样薄，很干净”。一边说着，一边微笑。但一涉及核心问题，山中始终设防，他的头脑很是清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采访完全失败。又过了一周，接到大阪医科大学图书馆事务科长的传真，是山中的讣告，称我们采访山中的第二天，山中在入浴时死去。据水谷尚子的调查，有多份证言证实，山中在1942 年的浙赣作战和江西江山撤退之际曾指挥部下向当地居民散发染有细菌的馒头。对于细菌战和人体实验，山中尽管守口如瓶，但是他并不把细菌战部队的军医经历当成耻辱，甚至把细菌学当作天职，直到90 岁绝命。那个时代担当战争主体的科学家们，战前与战后生活准则的矛盾，他们是如何调整自己的呢？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山中下面的一段话，也许包括了这个内容：“南京是制造疫苗和血清能力第一位的，终战时，联合国军司令官委托我制造3000 万人使用的疫苗，一个月就完成了，存放在南京制冰会社的冷冻室里，我对司令官说存5 年到10 年不会有问题。由于天皇命令停止了战争，为昨天的敌人效力，来个180 度大转弯，只有日本人才能做到吧！这是日本人的美德，越想越充满了爱国心。为了祖国的再建我想回国，所以一年后，我乘美国的军舰回到日本。’

以天皇和国体作为价值标准，毫不犹豫地决断行动的指针，许多优秀的科学家成功地被洗脑，被动员投入战争。日本战败后，曾投身国家战争计划的科学家和医学家们没有反省，今天发生的难以置信的连续医疗事故，难道不是反映了学问背后的问题吗！⑤ 战后第三年，山中被GHQ 召唤到东京，GHQ 民间卫生局萨姆斯准将命令他提交在战争中的研究报告书，并询问了关于石井四郎的情况。山中是这么回答的：“他的情况我很早就了解，他有粗鲁之处，在满洲哈尔滨附近一个偏僻的地方，他是个军人，想法单纯哩，单纯的想法不能救国。”

从1644 部队逃跑的士兵― 棒叶修

在1644 部队里，有一位士兵叫棒叶修，他忍受不了在1644 部队里非人道的“作业”，逃到国民党军队，并写下了“自述状”。这份“自述状”是立教大学教授粟屋宪太郎在美国国立公文书馆发现的，战后被列为负责调查日军细菌战化学战的东京国际检察局的（起诉）文件，但是在东京审判时却没有拿出来，一直沉睡了40 多年。“自述状”称：“该部队（1644 部队）制造下列传染病细菌是确实的，在部队里对一般士兵保密，只有有关的军官才了解这个秘密，截止昭和17 年（1942 年）6 月，制造了霍乱、伤寒、鼠疫、赤痢等细菌，担当者是防疫科的全员。散布细菌是从昭和17 年6 月到7 月间，散布的次数、数量不详。散布区域是以浙江省金华为中心，为的是让中国军队迅速撤退。后来日本军进至到细菌散布地域，饮用、炊事时使用了附近的水，结果也出现了许多感染患者。”

“中国居民也有多数感染者和死亡者，有关发布制造细菌的命令系统的详情不知，但绝不是（细菌）部队的自发行为，我想肯定是根据军、师司令官的命令行事的”, “目的是把恶性猛烈的病原菌撒到敌军阵地的后方，人工造成传染病的猖撅，让敌人毙命，士气沮丧，同时也给一般居民带来严重后果的非人道行径”。

“昭和18 年（1943 年）9 月中旬，我去杭州陆军医院，里面住满了患上传染病的日军士兵，每天都有3 一5 人死亡，听说同年的8 月，在该医院的院子里铺上席子，收容有数千患者”。“据1644 部队卫生兵长立泽忠夫（东京人）讲，是用飞机向前线散布细菌的。我从昭和17 年（1942 年）5 月到18 年（1943 年）3 月在防疫给水部防疫科工作，了解到在‘圣战’的美名下从事的非人道行为，所以逃离部队― 原（荣）1644 部队防疫科员棒叶修民国35 年（1946 年）4 月17 日”。

以上仅是棒叶修“自述状”的一部分，从时间、场所推断当是“浙赣作战”时期。当时的日本士兵不允许有自由的思想，难以忍受“非人道的作业”才豁出命来逃跑，我对有这样的日本兵而感动。近年来，我和其他许多研究者都在寻找这个人，但没有音信。山中太木讲的在1943 年秋湖南发生的霍乱，被认为是另一桩事件，但也是1644 部队的活动范围，或者是其他部队散布的细菌，让许多人失去生命。

另据美国军事情报部的文件《 日军在中国使用的细菌（武器）》 ，内中收录有南京或九江防疫给水部卫生上等兵俘虏229 号的供认资料（1944 . 12 . 3 ) ，称229 号俘虏属于南京（登）1644 部队，从1943 年7 月到1944 年2 月，“培养的细菌主要有发疹伤寒、霍乱和赤痢菌”, “南京机场附近的四层建筑是部队的本部，戒备森严，只允许少数军官进入”, “日本的地面部队比预定提前进入了飞机投撒（细菌）的污染地区，所以，也有许多日本士兵患病”。229 号俘虏还供认，1942 年5 月在“浙赣作战”中实施细菌战三次，1943 年11 月在常德实施一次，场所是湖南常德附近，菌种是霍乱，时间在秋季，在许多点上与山中所述相符。从事细菌战的军医们自导自演，并不介意友军的牺牲，有时还随意扒坟掘墓，解剖当地居民的尸体，然后书写显示自己制造的细菌威力和疫苗作用的论文、报告书之类。

1644 部队少年兵松本博证言

松本博出生在熊本县八代一个农民家庭，1943 年18 岁时入伍当上卫生兵，从博多乘船到釜山，然后经陆路到达南京，接受数周步兵训练后又接受6 个月的卫生兵教育，工作场所在南京城内中山门附近中央大学医院的7 号楼，当时是中支防疫给水部 的办公楼，四楼关押着作为“实验材料”的中国俘虏，松本的工作就是看管这些人。

7 号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坚固建筑，四楼呈长方形，中间有走廊，房间按“松”、“竹”、“梅”等字样编号排列，四楼尽头有处置室，安装有焚烧炉，楼梯处设警卫室，是出入的必经之路。松本回忆说：“我负责‘松’字室，长方形，大小如同我在（日本）农村小学校的教室，房间内放有7 个像鸟笼一样的的笼子，长、高、宽各一米，相互间用媒酚槽间隔。‘马路大’以‘根’计算，一个笼子关一根‘马路大’，我负责的房间里关押7 根‘马路大’。他们都是南京宪兵队抓来的，进入笼子后一律裸体，我想是为了防止他们自杀，因笼子很小，只能抱膝靠在笼子里，既不能伸腿，也不能站立，笼子里有个罐子当便器，每天倒一次。笼子底部是5 寸方材，用螺栓固定，每当‘马路大’伸手取陶制食罐时，螺栓就一点点松动，我们在入队时听说发生过趁倒粪便时脱逃的事情，所以很是加强警戒。后来，不再使用陶罐装食物，而是用纸和布粘成的器皿，里面放食物，筷子也不给，让他们用手抓着吃。‘马路大’吃的东西和士兵差不多，只是菜饭混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味道，想喝水的饭后供给。”

“这些人关入笼子的第二三天后，就开始注射生菌，军医来注射，可能有霍乱、鼠疫、破伤风、瓦斯坏疽什么的，有时拿来装在试管里的鼠疫跳蚤，放在‘马路大’的肚子上，让它们吸血，也有便痢者，如果出现了感染者更需要注意，因为不允许他们洗浴，味道很是难闻。”

“我见这些人年龄比我还年轻，如同孩子，他们对我没有攻击的表现，我也表示一点点意思。我不吸烟，有时悄悄把配给自己的烟给他们吸，如果被上司发现是要受严厉处罚的。他们很是理解，为了不让烟飘出去，一点点吸，然后吐到便器内，另外，不能大家一起吸，一个人吸完后轮下一个人”。“我担心他们自蠕或咬舌自杀，只要不大声喧哗，他们间低语只做不知”, “我们看守兵都穿白衣服，戴口罩，每天开始和结束都要用消毒水消毒。给‘马路大’注射生菌后，每天要测体温，观察饮食，分别记录和报告”, “当然，这些人总会一天天衰弱下去，根据菌种的不同，进行三四个月的观察，军官或军医判断生菌已经在‘马路大’体内发生作用后就实行采血，把他们最后的一滴血也吸干”。

“采血的日子给‘马路大’戴上黑头巾，带到处置室，让其躺在处置台上，手脚都用皮带固定，然后在头巾上滴几滴麻醉剂，让他数一二三，一会就发出熟声睡过去。接着给大腿消毒，军医切开腹股沟部位，用钳子拉出动脉，插进针头，一头是大口的瓶子，采血就这样开始”, “最初，血泪泪地向外流，以后血流慢慢变细，‘马路大’遂产生很厉害的痉挛，连固定身体的床都嘎吱嘎吱的响动。更残忍的是，这时会有人穿着皮靴去踩‘马路大’的心脏，于是，吸管里出现血泡，这是最后的一滴血，采血这才结束”。“采后的血放到哪里，也许是培养室，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这级士兵不可能知道的。一个人的血液大体有四到六杯左右，尸体就丢进处置室旁边的电气焚烧炉烧掉，烟从烟筒冒出，外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臭味是闻得到的，油也滴在外面的马路上。剩下的骨灰在军官学校对面挖坑埋掉”。

松本在这里服役10 个月，亲见有40 一50 人被全部采血，以人体作为细菌制造器，然后“收获”污染的血液，实在是恶魔的行径。

1945 年8 月16 日，松本所属部队为了不败露战争中的恶魔罪行，将官兵的肩章和私物一律没收，松本在南京北部的玄武湖一带，同其他部队混在一起逃回国内。回到老家的松本将在南京的“工作”一五一十告诉了母亲，母亲虽然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贫苦妇女，听后骂道：“真是家门不幸，你都做了些什么！你简直不是人！”松本结婚时，未婚妇问起在南京的事情，松本觉得不该隐瞒妻子也告诉了对方。婚后，松本在东京一家金属会社工作，还当上工会的委员长，谁知在长子落地时突然被解雇，松本安慰自己，“比起在战争中犯下罪行的压力，这算不了什么”，此后就做临时工维持生计，直到8 年后才回到原单位。65 岁退休后，松本继续在东京自家附近的一家残疾人共同作业所工作。

1995 年，迎来战后50 周年，松本开始讲述在战争中的经历。1997 年夏，记者西里在千鸟渊战没者墓地采访了他，这也是松本第一次来到这里，他对记者说：“战争已经过去了50 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把中国人称作‘马路大’呢？为什么让他们必须这样去死呢？那场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把同我们一样的人的血榨干、杀掉，对这样的侵略行为至今没有明确的认罪、道歉。天皇却在歌碑中说，‘想起为国献身人，百感添胸泪潮涌’⑥ ，这简直是麻木不仁！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就不会有这些人死去，把甲级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合适吗？杀害了那么多本来可以参加祖国建设、为国家做贡献的有用人才，作为活着的人，至少有让大家都知道历史真实的义务。”

① 内藤良一，731 部队军医大佐，石井的忠实追随者，曾任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主任。战后不仅没有受到任何触动，相反却成为“协助”美军调查日军细菌战的人员。后组建“绿十字会社”（血液银行），为美国的朝鲜战争服务。增田知贞，军医大佐，1 644 部队长，战后开业行医，并任绿十字会社的顾问。

② 嘱托，相当于顾问。

③ 高视：日本地名。

④ 山中的“证言”可以说是代表了日军细菌部队上层人物的顽固和反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至死毫无反省，不肯吐实，究其原因，战后美国的袒护不得辞其咎。

⑤ 近年，日本屡次发生血液艾滋感染事件，问题大多出在绿十字血液银行，引起国民的强烈不满和法律诉讼。

⑥ 千鸟渊墓地是日本政府为悼念阵亡者所建，天皇的歌碑就树在此，这里采取意译。．

1644部队概述

从一九三九年五月到战败，位于南京中心街中山东路上的“中支那防疫给水部”(荣一六四四部队)，平时作为谋略战研究机关兼防疫给水部队，作战时作为细菌战部队兼七三一部队的补给基地。虽然和很多细菌谋略战有特殊关系，但与七三一部队不同的是，它的实质基本上还没有被弄清楚。

本文所介绍的就是对部队成员进行了调查而获得的。关于一六四四部队的全新资料。

一、一六四四部队的战友会

在一六四四部队的所有战友会里，有以原大阪医科大学校长山中太木等人为发起人而成立的“清风会”，此外也有很多各科各支部召开的一年一度的战友会。不采取以“高官坐上座、从古参兵开始按顺序就坐”为军队秩序的全体会，现在，同年兵悠闲地集合的方式很多见。

南京本部的战友会有“南京绿会(诊疗部为主)”、“南友会(经理部为主)”、“紫金会(财务科为主)”等。支部战友会有“矢作会(九江支部)”、“利根会(汉口支部)”、“隅田会(南京支部)”等。另外还有，从部队抽选编成的派往各地的士兵组成的和同年兵的“东七会(一九四一年召集了330人)”“多摩樱会(1942年召集兵为主)”等。

“长江会”是部队最老的参兵的战友会。1939年5月“中支那防疫给水部”编成时，从长野和关东召集的“中支”在各地工作的陆军医院的卫生兵编入病理班，辎重队编入给水班。即使不那样做日本军的人手也是不够的，可是抽拔人材却是让人想不到的措施。这些人被称作：“四中队组”。

“多摩川会”是部队里最初从“内地”召集的卫生兵的战友会。是1940年1月从关东-日元召集的420个人，因此被称作为“关东420人组”。他们当中有一半是当时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有这么个谣传：部队长石井四郎竭力招揽人材、甚至调查“亲类缘者”里有没有“垢”。

二、部队的医学者们

七三一部队以东大阀的医学者的势力而自豪，但一六四四部队里也有很多学阀。山中太木说：“一六四四部队的医师总计120多人。七三一部队里博士学位的医学者很多，但是一六四四部队里大有潜力的新手也很活跃。”那是由于京大和东大的“大师”挑选年轻而优秀的医学者送进部队的缘故。另外，一六四四部队的长官掌握着在“中支”作战和防疫给水工作的全体人员，并且是安排各军与七三一部队非得合作的纽带。但是，在部队内部的实力者中，部队长也只是很不起眼的人物。

下面分组介绍一下部队的医学者

1、小岛三郎的徒弟和预研(预防卫生研究所)

小岛三郎是东大传染病研究所的教授、他把徒弟村田良介他们送进一六四四部队收集人体实验的资料，自己亲自在日本进行疫苗开发。小岛编集的<<预防接种讲本>>(协同医书出版社、1949年)里收录了村田良介和黑川正身共同写的论文：<<关于 以及破伤风的预防接种>>。村田是东大毕业、黑川是庆大毕业，之后就在一六四四部队工作。村田在一科大楼二楼的“P室(瘟疫极秘研究室)”从事瘟疫的研究。小岛是战后卫生部预防卫生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他把细菌战部队的有关人员都调到他的所里了。黑川是预研的一般检定部长，村田是细菌第二部长兼预研图书馆馆长，是第七任所长。

2、实战部队和卫生部

在一科工作过的山下喜明是浙赣作战后的金华支部队长。战败后不久，作为指挥官，指挥为了毁灭证据而将部队所在地挖掘出来的人体标本的尸体投进扬子江的行动。战后是卫生部新泻检疫所所长。

3、户田正三的徒弟

战后，作为大阪医科大学校长的山中太木，从大阪医专毕业进入陆军军医学校学习，毕业时的1940年1月，被京大医学教授户田正三(战后是金大学校长)竭力劝说去南京而参军。在一科以佐官级的军属待遇一直工作到战败。主要研究伤寒、霍乱等肠道等系统的传染病。以“山中式鞭毛染色法”的提案获得博士学位。据此，即使是卫生兵，只要能简单地给鞭毛染色，就会对菌检索起很大的作用。{山田班}是一科的一个大势力，与许多实验和作战有关系。

根据以前是这个班的卫生兵长野在住他们的许多证言，在浙赣作战时，山中就是江西省江山等撤退战中指挥投放“细菌馒头”的人。(上面的照片上有附条写着“昭和17年9月，浙赣作战的撤退战的最后，装扮成支那人行动”。左端是七三一部队中文翻译春日伸一。剩下四名全是一六四四部队的卫生兵。“穿着中国人的服装在村子里转，好像忘掉一样投放带着细菌的月饼和饼干。吃了这些月饼和饼干的中国人就生了传染病。我丈夫说他曾参加过这样的细菌战”照片里一个队员的遗孀如是说。

山中曾说：“47年早春吧，细菌战部队的有关人员奉GHQ的命令在仓集合，在仓宾馆住了一个星期。那个时候美国方面迫于(去除所有污垢的压力，但是我没做过亏心事。”(注：和46年1月的所谓“ 仓会议”不同。46年末从苏联来的通报中得知，是通知美国方面人体实验等行为之后的事)由于作为医学者却不盛气凌人而得到部下的敬仰，至少仍有很多人庇护山中而闭口不谈。

在一科工作过的村上仁男是山中太木的后辈，也被山中邀请到南京来。

4、木村廉的周边

在三科从事于疫苗制造的小川透，战后在名古屋市立大学医学部工作(从1949年到1971年)，也做过医学部长，52年由于进行以孤儿院的孤儿为对象的人体实验而成为社会问题。从1957年到1963年任这所大学的校长的木村廉是古井四郎在京大时期的恩师。

5、古参干部们

山内忠直是金药专毕业的药剂将校。在七三一部队工作之后去了一六四四部队。从创立当初开始就是中心人物之一。《大东亚陆军卫生史》(陆上自卫队卫生学校编。1968年)上记载：芦沟桥事件后不久，大田澄军医少佐、山内药剂大尉(注：当地)编成了临时防疫给水班，为从古时候开始日本军的防疫给水体制的确立作出了贡献。在部队里做过财务科长。也做过“陆军卫生材料厂”的研究所长，因为掌控着部队的会计，所以有个外号叫：“影子的部队长”。战后在名古屋创立兴和株式会社的医药品部门是董事。

小野寺义男1936年到1938年在七三一部队工作，作为高级副官来到一六四四部队。羽山良雄在一六四四部队上海支部长之后，到战败时一直做新加坡的冈九四二0部队长。

6、去防卫厅的就职组

近秀太是进行一科的兵队教育的人，被任命管理人体标本。战后在防卫大学校考官任卫生课长。一科的事务室长木村直正在战后也在防卫厅工作。他们都是官僚实务派，是一科的汇总整理人员。

7、其它

浜田稔在四科(水质检查为主要工作和后方给水输送为主要工作的两队合并)工作。以军属身份享受少佐待遇。他是当时的京大总长浜田耕作的儿子，战后任京大农学部教授。当时跟随浜田在“中支”各地巡回过的卫生兵福井三七夫说：“集中稻子的切株进行五谷病原菌的研究。”有事“里米是主食，”中支“进行的是让稻子的病流传为目的的研究”。从1944年5月开始作为七三一部队技师。

细菌兵器研究制造部门的一科工作人员是山下喜明、佐藤大雄、山中太木、近秀太、村田良介、岩崎敏雄等。边考虑到将来要出人头地边提高研究业绩，说好听一点的话，积极的研究者在一科里工作，过了战争期的人就调往一科以外的部门。

下面左边的照片的摄影年份及场所不明。一六四四部队的干部层和七三一部队的飞行员的集体照。下面的照片有附条写着：“摄于南昌飞机场”。这些照片表明在某次作战中采取了协力体制。增田、小野寺、山本、村上他们在井本熊男中佐的关于参谋本部等的细菌战的工作日志里经常出现，是参谋本部的细菌战磋商会上必定露面的一些人。穿两件秋冬的服装。可能是1940年常德作战的的光景。

三、部队地图和部队建筑物

在田中明、松村高夫编写的《七三一部队作成资料》(不二出版，1991)中记载的资料3、《第五回石井(四)部队研究会记事》中的“石井(四)部队”是指一六四四部队，它是一九四一年夏天以前使用的部队名称。资料的所有者“江本中尉”(封面上的用手写的名字)，是在部队四科里从事水中菌检验工作的军医(出生在九州)。在这本书的第183页上，登载着标明建筑物位置的部队地图(由山中太木画的一九四0年当时的地图)。根据这幅图和采访调查的结果，又画出了战败时的部队地图。因为部队在四十年间实施了改建工程，这两幅图的建筑物排列上有所不同。

接下来的一页上印有部队成员肥喜一于1940年4月寄往家中的照片。照片背面印有圆印的是正在接受教育的石井(四)部队。最右边的角落里的建筑物是营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山东路的近代建筑完全延用了一六四四部队的。

另外，拥有人体标本监禁室和人体实验室的一科建筑，一共三层通称“六栋”(也叫“实验楼”)。在这背面的平房，被叫作“七栋”的建筑物，是包头着大量老鼠的“蚤的生产工场”。这些蚤被运到六栋二楼的“P室”和七栋内的“毒化室”成为瘟疫蚤。

四、肥 喜一著《江南春秋》

从军记《江南春秋》的作者肥喜一，于1940年5月至1944年5月在一六四四部队的杭州，金华支部提任给水班员，然后一直到战败为止都在本部的血清科工作。战后(1945年)已70岁高龄的他自费出版了这本书。一六四四部队支部成员写的从军记录十分珍贵，因而本章以下部分为这本书的浓缩内容。另外，注释是笔者(本文作者)加上去的。

从入队到被派遣到支部

“关东420人组”于1940年1月被召集到千叶铁道第一连队，但兵籍仍被保留在千叶下志津陆军医院里。这时，我们接到了部队领导递过来的写有“中支那防疫 号”的认识票为了区分战死者谁是谁而标有姓名等其它情况的东西，译者注)，与此同时，我们一直深深地埋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