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人物传记

人物简介

蔡永令，又名作鹏，别名寿鹏、大鹏，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郾城抗日游击队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三进三出敌人监狱、虎口余生的坚强革命战士。他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工组干事、中共郾城县委军事委员、郾城抗日游击队队长等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在彻底埋葬蒋家王朝的大决战中，他以灰色面目出现．以合法的职务为掩护，坚持共产党的秘密工作．积极提供军事情报，打击和铲除土匪和地方势力，为解放郾城做出了贡献。解放后，他任河南大学图书馆副主任，后因所谓历史问题，蒙冤屈任南阳镇平县百货公司副经理、南阳西峡县百货公司副经理等职。“文化大革命”中，他身受迫害，惨遭毒打，于1966年9月7日被迫害致死，终年65岁。

人物传记

(一)

1901年4月12日，蔡永令出生在郾城县蔡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姐弟5人，其姐早亡，兄蔡振华于1922年从军入伍于冯玉祥部，北伐战争时阵亡于郑州。蔡永令的父亲蔡挥五是一位老实能干的农民，靠着他祖辈留下来的几十亩土地和每日不辍的辛勤耕作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蔡永令7岁即人本村私塾读书，3年后转入王孟寺县立高级小学。他聪明好学，成绩出众，且性格刚直，为人豪爽，好打抱不平，深得老师的喜爱和同学们的拥戴。高小毕业后。他考入县中就读，在此期间，他思想开阔，同在外地求学的青年一起，利用假期回乡的机会。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号召民众剪发放足，并且逆流而上，带头剪去自己的蓄发，以此带动民众开展反封建斗争。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厂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爱国运动。消息传到郾城，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反响。郾城中学、郾城师范两校师生首先发起组织成立了学生联合会，蔡永令以极大的热情加入了联合会。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深入农村，集会讲演，宣传“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抵制洋货”。同年秋，北京学生代表团来到郾城，宣传“五四”运动的意义，介绍北京学生运动的盛况。蔡永令听后，心情更加激动。他同学生联合会纠察团漯河镇国货调查会一起，登火车、串码头、进商号，查禁、封存、销毁奸商私运的洋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洋货斗争。当时，郾城县知事汪杉对学生的爱国运动不但不支持，反而令郾城县中校长、清末进士陈伟勋出面制止，引起了学生们的极端不满。同年12月22日，学生联合会推举代表8人，赴县公署向汪杉请愿，遭汪恫吓拒绝。代表们不仅义正辞严地斥责汪杉身为中国官吏，反对学生爱国行动，庇护奸商，甘心为虎作伥的行径，并且还冲进县公署，将大堂、二堂的东西砸得粉碎。县卫队派兵制止，双方发生冲突，学生被捕30多人。事后，学生联合会领导学生全部罢课，并通过省学联面见省长赵倜，陈述汪杉反对学生爱国运动之罪行，迫使省长罢免了汪杉的职务。

1925年3月，中共郾城车站支部成立后，蔡永令看到了希望，积极从事党支部领导的斗争。特别是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在车站党支部书记周天元的领导和影响下，积极参加郾城各界声援“五卅”运动。游行示威，声讨帝国主义制造惨案，枪杀工人的暴行，并同郾城市民“沪案后援会”的工人、学生组成的联合会一起严查来往装卸的英日货物。查封了包销英美烟草公司纸烟的奸商阮祥永的商号。8月，漯河南大街百货商店经理李全兴私购一批日货，“后援会”正待查封时，李全兴密托教育局长陈仲珩从中作梗。工人学生义愤填膺，将陈拉至大街讲理斗争，而后又将李全兴私购的日货拉到漯河北门外的沙河滩上付之一炬。

经过“五四”革命运动的战斗洗礼，蔡永令逐渐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萌发了革命思想。1926年，他开始学习《向导》、《列宁青年》等进步书籍。同年1月，共青团郾城特支成立后，他积极寻找和靠近团组织，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自觉接受教育，思想觉悟提高很快，被发展为共青团员。1926年10月，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迎接北伐军人豫，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将共青团郾城支部书记张光灼由团转党，将郾城团支部改为党支部。随后，张光灼根据豫区执委的指示精神，将蔡永令等一批年满18岁、表现好的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从此他开始了长期而又曲折的革命斗争生涯。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武昌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同月，中共郾城县委根据中共豫区执委会的通知，选派蔡永令、和绍仲、张家修等3名有一定文化知识并在农运中表现突出的党团员到武昌农讲所学习，蔡永令被分到特别培训班。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农民运动和军事知识，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为以后从事军运和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还结识了中共党员胡伦、同化南、曹元庆等人，经常同他们一起讨论救国救民的真理。不久，北伐军沿京汉铁路向河南迸发，前线急需人员在军前做政治思想工作，于是分别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挑选了一批包括蔡永令在内的河南籍的同学，组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别工作组。特工组经过加紧训练，然后由胡伦带领随军北上，开赴前线。特工组设党支部，胡伦任支部书记，蔡永令任干事。他积极协助胡伦领导全组深入敌人后方，联系工农群众的力量，破坏交通，摧毁反动基层政权组织，起到了开路先导作用。

5月，蔡永令随北伐军到达郾城。为配合北伐军的行动，蔡永令同中共郾城县委一起发动农民，广泛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武装，扩大革命力量。他还配合县委在县中开办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党义训练班”和“农民训练班”。参加党义训练班和农民训练班的有当地先进青年农民120多人。两个训练班均教授政治课和军事课，蔡永令亲任军事教官。政治课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三民主义的讲解》、《农民协会组织法》、《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等。蔡永令耐心讲解军事知识，率领学员进行射击训练，培训了一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为发展壮大郾城共产党的组织，深入开展农民运动以及农民武装斗争播下了革命火种。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国民革命军直属部队班师返回武汉。后经总政治部介绍，蔡永令到国民革命军暂编，十九军高桂滋部总政治处工作。高部成立军官教导营(后扩大为教导团)，胡伦任政治部主任，蔡永令任政训员。他们一方面在归德、淮阳、汝南等地招募学兵；另一方面，深入基层，结识好友，团结进步官兵，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并于1927年8月组织教导团举行了武装暴动，打死了教导团副团长，拉出7个连。因为缺乏经验，计划不够周密，加上暴动后敌人大兵追击，致使暴动失败。蔡永令无法存身，返回郾城原籍。

(二)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蒋汪合流，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破坏革命组织，形势急转直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9月底，中共郾城县委书记谢梅村、团县委书记张坦到开封向省委汇报工作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0月，中共河南省委即派临颍县委书记谷滋生到郾城主持工作，重建中共郾城县委，蔡永令任军事委员。在县委书记谷滋生的带领下，蔡永令、蔡百川、蔡殿珠发动组织数百名农民武装，手持大刀长矛，围剿了独霸一方、作恶多端的“红枪会”副总指挥靳揖五的老窠（ke），打击了他的反动气焰。

1928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9月中旬，中共河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八七”会议决议，指示豫中特委以郾城、临颖为中心，积极组织暴动。蔡永令和县委书记谷滋生及其他成员积极贯彻省委的指示精神，深人工人、农民中间，讲解大革命失败后的残酷形势，并及时在郾城车站、五里庙道棚东、蔡庄东南场分别召开全县党员大会，传达上级党的指示精神，研究对敌斗争的方针和策略，提出“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打倒新军阀”的口号。之后，县委转入隐蔽活动，并以邓襄韩庄为重点，积极开展农民运动，迅速形成了以韩庄为中心，包括邓店、上坡、曾红庙等几十个村庄，波及西华、西平、上蔡、商水等县的农运热潮。10月，由于白色恐怖严重，领导韩庄农民运动的县委委员董友坤被捕叛变，中共郾城县委和中共豫中特委遭到严重破坏。蔡永令辗转来到省城开封寻找党的组织。同年12月，蔡永令在开封宋门大街省委机关不幸被捕，先押至开封南关军法处审问，一个多月后转送第一监狱关押。在狱中，蔡永令受到敌人的残酷折磨和百般凌辱。敌人终因得不到丝毫口供，又找不到有力证据，于1929年7月同意取保释放。

蔡永令虽然身在家乡，但他仍坚持党的活动。11月，他和地下党员田方取得联系，详细汇报了他在狱中的经过和出狱情况，请求转告党组织。1939年，党组织决定调他到开封配合工作。到开封后，因田方被捕，情况紧急，蔡永令及时采取临时措施，利用驻彰德的石友三部第二军械处处长马俊圃的同学关系，打人石部第五旅旅部搞军运工作。5月，石友三部作战失利，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组织负责人陈润生被捕。蔡永令无法立足，随之重返郾城。

1931年，蔡永令在其家乡以小学教员为掩护，积极与党组织负责人孙淑梓、赵伊坪进行联系，坚持开展党的工作。不久，他们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县党部注意，并派兵追捕。1933年，他辗转来到吉鸿昌部政治部工作，继续从事党的活动。同盟军失败后，军中共产党组织决定党员分散，独自活动，蔡永令再次回到郾城。

(三)

蔡永令回到家乡后，仍在小曹教书。其时，共产党员沈东平联络了原西北军上校军官刘信合和郾城的一些早期中共党员谢梅村、蔡百川、赵西白，以及由山东沂水返回家乡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学生陈善、田锡仁、王子敬等人，工作比较活跃。蔡永令通过谢梅村与沈东平取得联系，汇报了他的思想和近几年的工作情况，取得了沈东平的信任。沈对蔡永令刚直的性格和丰富的军事工作经验深为敬佩。他们以郾城县城内刘信合家为一重要联络点，串联革命同志，积极而又秘密地开展革命工作，准备在此建立一支革命武装。不久，他们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郾城县党部干事常寿峰的注意。常叫嚷道：“郾城快要红气冲天了”紧接着，老奸巨猾的常寿峰布置亲信在刘信合家对面开一个杂货铺，专门监视其活动，并逮捕了共产党员谢瑞珍等人，致使郾城党的活动受到很大威胁。此人不除，革命活动就很难开展。沈东平、蔡永令等几经酝酿，决定干掉常寿峰。1934年12月的一天，蔡永令怀揣密信，到乡下找到蔡百川，让他执行除常任务。任务艰巨，蔡百川有些紧张。蔡永令就耐心开导他，讲历史上舍身取义的英雄豪杰的故事，激励他：“不要只在小河沟里，要到革命的大江大河里闯闯，人家干不了的事咱要干。”同时，还帮助他研究了具体行动计划，嘱附他要胆大心细。蔡百川打消了顾虑，伺机而动，终于1935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十六)果断地将常寿峰击毙在大街上，为人民除了一害。

“常案”发生后，国民党省党部要员大为恼怒，即派王震(字雨辰)为处理“常案”特派员，限期捉拿凶手，猖狂逮捕共产党人。根据这种情况，共产党组织果断决定，党员疏散，转入隐蔽活动，沈东平、蔡百川撤至上海，蔡永令隐蔽乡间，保存了革命力量。

1935年3月，中共漯河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马德山被捕叛变，中心县委遭到破坏。随后，在特务的带领和叛徒的指引下，逮捕了蔡永令，先后将其押送到开封绥靖公署军法处、徐州陆军监狱和开封反省院受审，在那里度过了长达两年的监狱生活。在此期间，他始终保守党的秘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并积极帮助被押送在开封反省院的原中共郾城党组织负责人孙淑梓、党员赵自修等解决思想和生活上的问题。“七·七”事变爆发后，实行国共合作，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蔡永令于11月获释出狱。

(四)

在家乡郾城，蔡永令一面积极寻找共产党组织，一面进行抗日宣传。1938年8月，蔡永令在皇玉村举办青年训练班，聘请抗日宣传队队长、河南大学学生、共产党员李国华、张乃一等人给青训班作报告，讲抗日战争形势，揭露日军侵华的罪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帮助学员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时选派思想进步的青年师凤祥、麻纪先、麻纪杉等人先后到竹沟、延安学习；他还和中共党员朱灿东在问十镇冠英小学组成了以进步教师和学生为主的“战时服务团”，通过排演《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教唱《在松花江上》、《自九·一八以来》、《毕业歌》，举办读书会等形式，深入农村开展宣传抗日活动，号召民众搞募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誓死不当亡国奴”，使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通过这些活动，先后发展了李馨泉、王元之、张鹤仙、周云章等先进青年入党，建立了中共郾城县问十支部，朱灿东任书记。1938年10月，建立中共郾城县工作委员会，朱灿东任书记。蔡永令任武装委员。其后，县工委在全县范围积极发展组织，先后又建立了问十及小曹、城内、新店、王岗等党支部，发展党员达150多人；还选派年轻的共产党员和先进青年周云章、张云歧、李俊葆、张培荣、谭西亭、李荣钦、朱林清、曹朝根、蔡兰亭、蔡联星、曹福勤等人前往中共中原局、河南省委所在地确山县竹沟学习，为抗日培养革命骨干力量。

1939年春，豫中地委在舞阳南街召开了郾城、舞阳、西平三县联席会议。蔡永令和县工委书记朱灿东参加了会议。会后，蔡永令遵照地委指示，借助其弟蔡慎言任国民党第四区区长的关系，打人区中队任中队长，以此控制地方武装。他实行“以匪治匪”的策略，借机肃清顽固势力，先后歼灭了以陈景实、王希曾、陶乐亭为首的股匪，一度稳定了社会秩序。

朱灿东任工委书记以后，居功自傲，独断专行，排斥打击中共豫中地委派来工作的刘艺亭、郑力平、高锦云，后又辞退了韩赓尧。对此，蔡永令极为担忧，曾多次劝说，面对面地对朱灿东进行批评和斗争。1939年7月，豫中地委根据朱灿东的错误事实，决定撤销其县工委书记的职务，并开除出党，改组县工委，全县党员重新登记。改组后，于同年9月建立了中共郾城县委，张威任县委书记，蔡永令仍任军事委员。在县委领导下，他积极宣传和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团结各阶层人士，广泛开展抗日救国活动，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热情。

1940年2月，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郾城县党部反共气焰甚嚣尘上，斗争环境更趋恶化，县委书记张威夫妇奉命撤离，蔡永令也转移豫东隐蔽活动。1941年12月，蔡永令受豫东党组织派遣，重返郾城，准备恢复郾城党的组织，不幸被国民党十三集团军汤恩伯部漯河警备司令部特工大队逮捕，后转押叶县、鲁山等地。这是蔡永令第三次被捕。他严遭拷打，身受摧残，经受了极大的折磨，但终因没查出证据，于次年5月取保释放。

(五)

蔡永令身在家乡，志在革命。1942年，他几经周折，终于与地下党员李学文取得联系，组成了由200多人参加的青年战地服务队，运用歌曲、漫画、话剧、张贴标语等形式，深入进行抗日宣传。为了控制地方武装，他还利用其弟蔡慎言的特殊关系，当上了大刘镇镇长，以此逐步发展地方实力，为其以后的武装抗日打下基础。

1944年5月初，郾城沦陷后，日军在漯河设立了军政部、宪兵队、指挥官室、富士机关、田公馆、西山公馆、万祥公馆等庞大的军事机关和地方特务间谍组织。一些官僚政客、土匪流氓、豪绅恶霸等民族败类，在国家存亡、民族危难之时也纷纷出笼，粉墨登场，成立了“维持会”。他们为非作歹，助虎为伥，和日军狼狈为奸，所到之处，烧毁房屋，掳掠财产，屠杀群众，无恶不作，制造了小沟张大屠杀、“火烧老应”等许多惨绝人寰的大惨案，更加激起了蔡永令的无比义愤。

面对日寇的暴行，具有强烈爱国责任感的蔡永令挺身而出，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和在地方上的影响，于同年8月把地方武装集合起来，组成郾城抗日游击队，蔡永令自任队长。游击队采取“养兵于民，寓兵于民，敌进我退，敌驻我扰，乘机袭击，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战略战术，机智灵活地在郾城西南大刘一带开展武装抗日斗争。

1944年10月．由8名日军押送的一帮盐车由漯河送往郾(城)舞(阳)西(平)日伪联防司令部。蔡永令得知情报后，立即命令游击队员埋伏在日军必经之路的大刘寨南门，设下包围圈。待盐车到达时，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截击了日伪的24辆盐车，截获食盐4．8万余斤，负责押送的日本鬼子全部被击毙。同月的一天下午，6名漯河“万祥公馆”的特务，乘坐黄包车窜到大刘西北的皇玉村抢人要粮。进村后，他们捉住—名叫乔书芳的财主。将他绳捆索绑，押到联保处，逼着要烟土、要钢洋、要花姑娘，并声称他们是驻漯河的日本人派来的，如果不如数按期上贡，得罪了皇军，出不了三天就要血洗全村。他们为防止游击队的袭击，还把抓来的几个无辜群众押在联保处．以作防身之用。蔡永令接到消息后，亲自带领8名游击队战士悄悄进入皇玉村，迅速包围了联保处。当时，“两面政权”的保长一面满脸堆笑，“热情”招待特务．一面推辞说：“你要的数目太大，一时半晌筹不齐，等个三五天吧。”

到第二天天亮时，敌人看要不到款子，便心生毒计，要把乔书芳押往漯河作人质。蔡永令和游击队员见敌人正要绑人，便佯装群众上前制止。蔡永令身穿长袍大褂，以地方绅士的模样对领头的一个特务说：“有话好说，何必捆人?”那个特务举起手枪，对准蔡永令说：“你是干什么的?”说着就要开枪。蔡永令机智勇敢，猛地跨前一步，拨开敌人手臂，顺势拔出手枪。将敌人打倒在地。其余的5个特务也被游击队员一一活捉。

蔡永令不仅勇于袭击分散之敌，而且还善于打进攻战。牛庄寨位于漯(河)西(平)公路上，为南北交通要道，是日伪豫南总部直属支队的驻扎地，有大小官兵200多人，司令部设在牛百乙的大院里。支队司令崔发子在此招兵买马，纠集土匪、汉奸、流氓，扩充势力。他们到处逼粮要款，拉丁派夫，抢劫财物，欺压民众，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蔡永令早就计划拔掉这个钉子，为民除害。这年10月，他听说崔发子派潘丙仁为其支队扩充实力，马上计上心来，决定将计就计。于是，他立即制定了作战方案，由游击队果敢善断的中队长杨天祥带两个班的战士，以投靠崔发子为名，借机打入敌人司令部；另派蔡殿华带两个班随后，待杨天祥打响后，立即冲入寨内，打他个措手不及。杨天祥按照蔡永令的作战计划，及时与潘丙仁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带一部分人投奔崔发子，并取得了他的信任，委任其为招募队队长。一天晚上，潘丙仁带领杨天祥和他的两个班进入了牛庄寨牛百乙大院。杨天祥乘其不备，首先控制了潘丙仁，消灭了敌人的两个班。随后，蔡殿华带的两个班也赶到了大院，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势。杨天祥和蔡殿华各班互相配合，勇敢作战，迅速控制了敌人司令部，当场击毙了崔发子和他的参谋长、副官以及前往牛庄寨视察的副司令等人。这次战斗仅用半个小时，共击毙敌人20余名，缴获机枪1挺，半自动枪4支，步枪30多支和其它战利品。

游击队在战斗中诞生，在战斗中成长。蔡永令在大刘一带的活动切断了日寇南下支援之路，引起了他们的极大恐慌和仇恨。1945年2月23日夜11时左右(农历正月初一)，狡猾的日军利用中国过春节的传统习惯，纠集了郾城、舞阳、西平、临颍日伪顽敌5000多人，采取步、骑、炮联合行动，将游击区重重包围，妄图乘其不备，一举消灭。日军进村后，挨门挨户进行清查，特别对蔡庄、小曹、大陈、杜庄等村更是重点搜查，但却一无所获。原来，有勇有谋的蔡永令对日军此举早有所料，已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命令游击队员迅速疏散回村。日军搜查不到游击队，便恼羞成怒，竟将游击队战士的家属抓走10余人，带回漯河囚禁。

日寇的凶恶围剿，不仅没有吓退蔡永令和他的游击队战士，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抗战到底、保家卫国的决心和信心。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他们更加勇敢、果断地杀日寇、除汉奸，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洪福堂原任漯河税务局事务主任，郾漯沦陷后，他急不可待地跳了出来，认贼作父，任伪漯河警察局局长兼绥靖军十七师师长。他靠着日寇的支持，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扬言要将大刘店游击区踏平．是个十足的铁杆汉奸。1945年6月的一天中午，洪福堂带领着一班人马由舞阳回漯河，经过大刘镇时直奔大陈庄镇公所。蔡永令得到情报后，认为这是为民除害的好机会。于是，他一面叫镇长“要买些好酒好菜，备几桌酒席，找几个好陪客，一定要好好招待，让洪福堂吃饱喝足”；一面迅速通知附近各村的游击队员埋伏在大桥东的翟桥一带，布好布袋阵，专等洪福堂的到来。酒足饭饱之后，洪福堂急忙命令官兵起程赶赴漯河。当他们进入游击战士的伏击圈时，刹时枪声四起，枪弹如雨．洪福堂当场被击毙，敌人四散逃窜。这次战斗，共击毙匪兵30多人，缴获战马4匹、手枪3支、步枪10多支、望远镜1架。这一胜利，使游击队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昂，同时也震撼了—大批日伪汉奸，使他们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

为切断敌人南北交通，阻止南援日军，蔡永令还率游击队员在武岗村附近炸毁平汉铁路上的九孔铁桥，并炸毁了敌人运送物资的火车头。

经过一年多的游击战斗，抗日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由原来的数百人发展到2100多人。在蔡永令的组织领导下，游击队坚持战斗．先后在郾城西南大刘、周坡、问津、抬头建立了抗日联防据点，还把游击区域扩大到日军占领的平汉铁路西侧以及郾(城)舞(阳)西(平)三县交界的50多平方公里的三角地带，共对日伪作战30多次，击毙日伪官兵数百人，其中击毙日伪团级以上的反动头目15名(包括一名副司令平岗和日军指挥官松本，绥靖军十六师师长张星跃，日伪便衣队队长李耀东，皇协军特务团团长廉青山、王振朝，日寇大信公司经理周定庄，维持会长李子芬等)，截获食盐4.8万斤和许多枪支及军用通讯器材。

1945年5月，蔡永令派蔡百川和李学文与新四军豫中兵团领导人取得联系，要求将游击队编人兵团建制。7月，豫中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栗在山在西平权寨召开会议。蔡永令参加了会议，汇报了郾城抗日游击队的情况．并请求领导机关派一批共产党员到游击队工作，以加强党对游击队的领导。栗在山对郾城抗日游击队一年来的抗敌斗争给予很高评价。会后不久，武仿倜带着栗在山的亲笔信找到蔡永令，商定拟将郾城抗日游击队编人新四军八团(总队)，蔡永令任团长，武仿倜任政委。蔡永令非常激动，积极筹备改编事宜、并将缴获的无线电通讯器材送给新四军。8月，日寇宣布投降，新四军豫中兵团奉命撤离，抗日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之事未能实现。

(六)

新四军五师北上后，蔡永令遵照共产党组织的指示，以灰色名义继续率领抗日游击队坚持地方武装斗争。不久，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保存革命力量，蔡永令利用其弟蔡慎言任郾城县长的关系，就任了郾城县保安团团长，把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县保安团，公开掌握地方武装。同时，他和共产党员王树德在保安团内秘密建立了党的组织，为党组织传递情报，保护游击队员的活动。蔡永令的活动引起了郾城国民党和三青团的怀疑，并暗中控告他是共产党。为此，郑州绥靖公署派特务刘文轩到郾城大刘镇公所调查蔡永令的政治身份和活动情况，地方法院和政府也派人暗中监视蔡永令的活动，使他身处困境。这时，郾城三青团正在重新登记团员，蔡永令就利用这个机会，将他人的废旧三青团员证上的照片撕掉，贴上自己的照片，然后巧妙地用酒杯口代替钢印，使敌人难辨真伪，终于混过了检查，保护了自己。

1946年，蔡永令接国民党河南省保安司令部命令，令其率保安团会同许昌伪专区各县保安团进驻太康、淮阳一带，围剿魏凤楼部。蔡永令和王树德将计就计，一面带大量武器弹药率部赶赴淮阳，一面秘密派王树德同魏部联系。到淮阳后，蔡永令让保安团佯攻，不到1个小时即抛下携带的武器弹药“溃败”下来。回县后，更加引起国民党郾城三青团的怀疑，并在保安团安插许多特务，监视蔡永令的行动，说他是假败真降，为魏凤楼送去了枪支弹药。在此情况下，蔡永令和王树德商议，决定以退为进，辞去了保安团长职务。

1947年初，他利用关系。再次就任大刘镇镇长．以此继续进行共产党的活动。不久，豫皖苏军区派王炜夫妇到郾城扩大共产党组织，很快即和蔡永令取得联系，并聘他为崇义中学教师。蔡永令以此为掩护，在学校建立厂党小组。7月，陈谢部队在豫西渡过黄河，解放灵宝，崇中党小组即派王树德到灵宝与四纵取得联系。王树德返郾后，根据纵队政治部的指示，将郾城党小组改为中共郾城特别支部，王炜任特委书记，王树德任组织委员，蔡永令仍任军事委员。他们利用关系，一方面指派保安团中队长杜益三等人做内应，待机里应外合；另一方面派张东白、刘克明、贺剑秋、蔡百川等到小曹学校成立共产党小组，扩大党的力量，并组织党员搜集敌人军事、经济情报，做到敌动我知，以迎接漯河、郾城解放。

1947年12月，陈赓兵团配合华北野战军开始了平汉路的大破击战。18日，四纵集结在郾城新店、曹店一带，准备攻打漯河。郾城特支闻讯后，一面派人与之联系，详细汇报郾城、漯河敌军部署情况；另一方面，蔡永令负责组织防卫铁路的保安团中队长杜益三、杨天祥等率部密切配合作战。20日，漯河首次解放。1948年1月，伪十三旅和交警队退守郾城，负隅顽抗，形成了长达8个多月的“拉锯”式的局面。在此期间，蔡永令利用他所掌握的地方武装，积极配合作战，在解放漯河、郾城的战斗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七)

解放后，蔡永令被分配到河南大学图书馆任副主任，后因所谓历史问题受审查，被开除党籍。1955年，他被调往南阳地区，先后任镇平县百货公司、西峡县百货公司副经理等职。他不论在哪个岗位上，都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积极为党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身受迫害，被毒打致死。

长期以来，蔡永令蒙受不白之冤，身心遭到很大摧残。1981年元月，经郾城县人民法院、许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调查，给蔡永令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后经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复查，确认蔡永令是1926年参加共产党的老党员，他从此献身革命，曾3次被捕，从未叛变投敌，出狱后仍继续革命，特别在他以伪职为掩护期间，尽力为党、为民除害，杀日本鬼子、锄汉奸、灭土匪达60多人，为人民作出了很大贡献，予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党籍。

蔡永令一生坎坷，步履艰难，但他那种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勇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将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敬佩。

《中共漯河党史人物传》

漯河市史志档案办公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