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冈恩在基金会评议委员会成员弗斯迪克的陪同下再次来华对乡村建设进行调查。根据此次调查结果，7月基金会开始实施其计划。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所得到的款项最多150,000元。定县实验的成功已使它通过培养人才向全国推广的机会成熟，其目的在于使这一经验广泛地推行到全国。平教会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培训委员会。洛氏基金会授予了教育、卫生、地方行政、农业、经济学等37个当地奖学金。定县成为了乡建的中心实验室和人才培养中心。他们还提出了向全国推行的措施，并且在一年内就开始实行把“定县实验”向广西、湖南、四川等省的许多县推广的计划。“华北计划”的第二部分资助给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共37,500元。当时在何廉领导下的南开经研所，其教学与研究已开始注重乡村建设问题，并加强了与平教会的合作关系。以定县作为部分研究生的培养基地，经研所制定了二年制研究生培养计划，目的是为乡村培养合格的管理人员。“华北计划”另一部分资助给了燕京大学，共计77,325元。燕京大学具体负责教育和自然科学，由定县、南开大学派代表参加燕京大学组织的专门委员会，加强、协调相互之间的合作。剩余的款项给予了金陵大学农学院、国家农业研究局等机构。 1936年华北计划的实施取得了明显效果，其标志是在北平成立的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晏阳初被推举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强烈感到把教学和学生与乡建问题直接联系起来的必要性，决定扩展合作机构，建立定县、济宁两个实验基地。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对各合作机构的任务进行了分派：〖1〗平教会负责“联环的农村改造工作”及“平民文学”；〖2〗清华大学负责工程；〖3〗南开大学负责经济与行政；〖4〗燕京大学负责教育和社会行政；〖5〗协和医学院负责社会卫生；〖6〗金陵大学负责农业。1936－1937年的研究训练工作，教育、社会卫生及农业以定县为基地，经济、工程、社会行政、民政以济宁为研究区域。洛氏基金会在华北乡建协进会成立的第一年共给予了289个奖学金，其中社会卫生类106人，农业54人，护理32人，农村教育23人，农村经济学和社会学21人[13]。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的合作计划，为来自全国最好的公立或私立高校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在专家教授指导下，使他们在学校接受的知识训练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的机会，并很快收到了明显成效。华北乡建协进会的创立第一次使乡建所迫切需要的合作和必需的资金得到满足。

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成立以后，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蔚然一时，开始在湖南、四川等华中、华西地区推广。1936年夏，在定县实验工作照常进行的情况下，平教会南迁至长沙，以便就近指导华中、华西的实验工作，推动乡建运动的推广发展。1936年7月，湖南衡山实验县举行了成立典礼，开始因地制宜地在“定县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实验工作。10月衡山乡村师范学校开学。该校的课程安排完全是依据平教会多年从事乡村工作的实际经验与体会又几经考虑制定的。当然与救的课程也有所不同，显示出衡山乡村师范学校的特色。同年10月，四川省政府正式成立了一个设计委员会，拟定以省为单位的乡村建设实验。晏阳初及其同仁领导进行了全省范围的社会调查，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中国一伟大创举。四川省设计委员会还对新都县进行了集中调查，选定该县为实验县。新都实验县的工作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1〗整顿公安，清丈土地；〖2〗调整乡村学校区划；〖3〗实行卫生保健制度与农产品改良[14]。1936－37年可以说是乡村建设运动大发展的一年。

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除与定县密切合作以外，对济宁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工作也做出了许多贡献。该研究院设文化、经济学、社会行政、农业、工程、社会卫生和教育七个部，目标是为乡建培养专门人才、学生和村民。随着华北局势的恶化，研究所的工作始终笼罩着一种紧迫感。然而研究院的工作成果却是喜人的。到1937年，经过二年的学习和实地实践，10名第一批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学位。1936年入学的8名研究生也已开始接受这种训练。同时，来自协进会几个不同合作机构的本科生也在该院注册登记，接受实地训练。当时乡建运动对接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非常需要。10名硕士生和23名本科生毕业后马上便供职于乡建的私人或政府机构。

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寇炮轰了华北乡建协进会的执行之一南开大学。几个月后整个“华北计划”已处于崩溃的状态。193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了许多优秀的中学、大学继续其中国计划。除了燕京大学在日战区存在下来以外，南开、清华、平教会、华北乡建协进会都迁往了中国西南地区。华北乡村建设委员会改名为全国乡村建设委员会，与平教会合作继续其人才培养计划，先是在贵阳，后迁至重庆。战时洛氏基金会为中国的乡建仍然每年拨款300,000元。到1942年，基金会已为乡村建设捐助了190万元。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乡村建设计划再次受到沉重的打击。1943年基金会的拨款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