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克平同志，原名素兰，1906年出生，是宁波市慈溪洪塘乡人。 1931年，她冲破家庭的封建传统束缚，只身赴上海考入复旦大学教育系，成为该校早期的一名女大学生。1934年毕业，1935年参加革命从事地下工作，不久与当时地下党负责人后来成为卓越经济学家的孙冶方同志相爱，结为伉俪。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俩本来要去延安工作，后因皖南事变，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来到新四军苏北盐阜解放区，从此投身于党的教育事业。在民主革命时期，洪克平老师历尽艰辛，出生入死，为革命事业培养、教育了一大批学生。

1944年春天，我在我党领导下的淮南津普路西各县抗日联合中学（简称路西联中）读书，洪克平老师也在那里任教。在这之前，她随同孙冶方同志在路西党的领导机关工作。因为孙冶方同志是路西党组织主要领导人之一，根据规定，配有警卫员、勤务员和马夫等，机关又有主力部队保卫，工作、生活环境和条件相对地要好。但洪老师为了她毕生追求的教育事业，选择了远离领导机关的路西联中来教书，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她因此受到全校师生的尊重和敬佩。就是在路西联中与洪老师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们和她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路西联中虽然建在淮南津普路西根据地，但离日寇和伪军驻地很近，四面受敌。日伪军经常向根据地扫荡、攻击。我们抗日联中所处的环境很险恶，有一次日寇的飞机把我们的校舍也都炸成了废墟。师生们的生活十分艰苦，但洪克平老师总是保持着高昂的工作热情和乐观主义精神，特别是在危险和艰难时刻，她总是首先设法帮助和保护我们这些学生。她不仅教给我们文化知识，还经常传授革命道理，使我们这些追求革命理想的青少年深感兴奋和幸福，更坚定了革命意志。她是我们走向革命道路的良师益友。我永远不会忘记和洪老师一起的这些日子。

上海解放后，孙冶方同志调到刚刚成立的市政府工作，洪克平也一起到了上海。当时的上海，百废待兴，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解放军进城后，有很多部队子弟没有地方上学。为解决这些孩子的求学问题，市政府和军管会决定建办一所子弟学校，指定洪克平同志为校长。洪老师不负众望，全身心地投入建校工作，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开了学，让孩子们走进了课堂。这所当年的解放军子弟学校，现在已成为上海一家有影响的学校。

调到北京后，她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她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可谓“桃李满天下”了。

1965年秋，孙冶方同志受到错误批判，被撤消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并下放农村劳动。1968年4月4日蒙冤入狱。从那时起，洪克平老师跟着忍受各种艰难的考验。她坚信自己的爱人是无辜的，对党和人民是忠诚的。虽然生活很困苦，又缺少来自亲朋好友们的关心和帮助，但她从未放弃过生活的希望，相信真理一定会战胜谬误。

1975年，孙冶方同志终于得到落实政策，获释后继续从事济济理论研究工作。为了夺回被“四人帮”陷害而损失的时间，已经过了退休年龄的孙老，不顾年老体弱，积极参加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斗争，广泛而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1983年孙老身患癌症不幸病逝。从此，洪克平老师开始了寡居的晚年生活。

洪克平老师平时生活非常俭朴，过日子从来都精打细算。家里的家具基本上都是50年代初单位配备的，一件上衣她穿了近30年，伙食也十分简单，对自己几近到了苛刻的地步。但是在培养下一代和国家的建设大事上，她却非常慷慨、大方。洪老师夫妇俩膝下无子女，他们先后领养了好几个孩子。这些孩子有的是孤儿，有的是战友的孩子。对这些养儿，他们一直都视为己出，悉心照料，直到其能够自立。

孙老去世后，洪老师配合社会科学院建立“孙冶方科学基金”，将孙冶方生前稿费全部献给国家。“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从建立起至今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为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洪老师的晚年生活很有规律。她自费订阅报刊，关心国家大事，年过九十依然思维清晰、敏捷。作为宁波人，洪克平老师也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晚年时还经常谈及家乡的一些人和事，并几次表示想回宁波故乡看看，但终因年事已高等原因而未能成行。

1996年，是洪老师九十岁大寿，她的母校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为她举办了祝寿活动，还出了专刊。我们路西联中在京校友，包括冯纪新老校长、王维恭老师以及沈为刚、程国初、宣承华、孙玉权、黄先烈等同学也为她举办了祝寿聚会。当大家问到她老人家的长寿秘诀时，洪老师认为：清心寡欲，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生活简单，是她能长寿的主要原因。

2003年5月10日，洪克平老师因患冠心病、循环呼吸衰竭等症不治而谢世，享年9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