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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开国诸臣授官将相的，绝大多数“起自布衣”，称之为“布衣将相”。“布衣”原指穿麻布衣服的人，后来成为一般平民的代称，其中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及没有官爵的地主。有出身白徒（一般农民）、屠夫、丧事吹鼓手、小商贩、戍卒、小吏等。他们流品很杂，除娄敬外，均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他们在反秦起义及同项羽的斗争中，逐渐壮大起来。西汉建立后，形成了布衣将相之局。布衣将相的出身和经历，对他们的政治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给“文景之治”打下了基础。布衣将相之局还影响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使其保某种布衣的朴素作风。表现在汉初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还不那么森严，注意选拔人才，也较注意节俭。这种作风，是汉初布衣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保证了汉初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实施，是汉初治天下的一条成功经验。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布衣将相逐渐变成新的封建贵族，其腐朽倾向不可避免地日益增长起来。武帝时发生的统治政策和指导思想的变化，是布衣将相贵族化的产物，它标志着汉初布衣政治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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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政权建立后形成的由布衣出身的人致身将相的局面。布衣原指穿麻布衣服的人，后来成为一般平民的代称，其中包括农民和手工业者等劳动人民，也包括没有官爵的地主。西汉开国君臣，绝大多数出身布衣。如：刘邦是自耕农出身，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都是一般农民，樊哙为屠狗者，周勃为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为贩缯者，娄敬为戍卒，萧何、曹参则出身于小吏。论阶级成分，或为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或为中小地主，大都属于社会下层。除娄敬外，都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他们在反秦起义中开始结合在一起。后来，在同项羽的斗争中，其阵容逐渐扩充和壮大起来。

西汉建立之后，形成了“布衣将相之局”。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秦亡汉兴这场历史巨变的总结。陈胜起义所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为布衣主宰天下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他不仅提出了这个口号，而且在起义斗争中付诸实行。在灭秦以前，以陈胜为首的布衣王侯将相，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出现，无疑是以陈胜为首的农民起义换来的。布衣将相之局的出现，也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变化的必然趋势。由于“世侯世卿之局”被扫除，从而削弱了奴隶关系的残余形态，改造了当时的封建统治。由“世侯世卿之局”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这是一个历史进步。布衣皇帝将相的出身和经历，对他们的政治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影响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使其保持某种“布衣”作风。表现在汉初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还不那么森严，注意选拔人才，也比较注意节俭。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布衣”皇帝将相逐渐变成新的封建贵族，其腐朽倾向不可避免地日益增长起来。汉武帝时发生的统治政策和指导思想的变化，是“布衣”君臣贵族化的产物，它标志着汉初“布衣”政治的终结。

西汉初年为恢复封建经济稳定封建统治而实行的“无为而治”的方针政策。先秦诸子中的道家思想中含有许多政治、战争的战略、策略思想，所谓“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或“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这种思想到战国末期发展成为黄老之学（黄，指黄帝，老，指老子）。当时所谓黄帝之学，也属于道家的一个流派，它同道家的区别是，黄帝之学在道之中含有法的成分。二者合在一起称为黄老。黄老学说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这恰好符合了汉初统治集团的需要。西汉初年接秦之弊，经济萧条，人口散亡，作业穷困，财政匮乏，社会经济急待恢复和发展。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自刘邦统一，历经孝惠、高后、文景，其间君臣多好黄老之术，治道贵清静宽舒。因此，执行与民休息的“无为”的统治术，成为汉初政治上的一大特色。

所谓“无为”，并非统治者一切无所事事，无所作为。无为的原则有两个：一方面无为即是“守而勿失”，也就是说对于刘邦、萧何在汉初所确立的政治法律制度，在一般情况下不作原则上的大变革。另一方面无为并不是放弃阶级统治，而是在不伤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在封建统治阶级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对人民的生产生活作些尽可能少的干预，使之休养生息。汉初黄老政治的内容主要有：重农抑商，恢复并发展生产。如提倡以农为本，鼓励从事农业生产；对商人实行抑制政策，禁止他们衣丝乘车，并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除秦苛法，约法省刑，禁网疏阔，治民尚清静宽舒，以求百姓安辑。黄老政治实行的结果，使社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西汉封建统治得到稳定。同时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迅速发展起来。但在太平盛世的背面，也存在着农民破产失业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