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何方谈史忆人 |
| 释义 | 图书信息书 名: 何方谈史忆人 作 者：何方 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10-1 ISBN: 9787501239153 开本： 16开 定价: 39.80 元 编辑推荐1.著者权威：何方，当代著名学者，重大事件亲历者，大彻大悟思想家。本书史料扎实，逻辑周密，在恢复历史真相方面有大面积突破，振聋发聩的新鲜见解也触目可见。从延安走来的一代人，正在舞台上谢幕。像何方这样思想高瞻远瞩，人格特立独行，笔下雄风不减，行文必求新意的人，确乎已经不多了。 2.契合时机：①适逢党史90周年前夕，对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这段时间的党的高层交往，尤其是毛泽东与张闻天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比较，恰为难得；②2010年是张闻天诞辰110周年。 3.内容经典：何方曾长期做张闻天的助手，驻苏使馆研究室主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本书是以亲历者的身份将自己跟随张闻天的过程以及其中的故事--阐述开来，非常有价值。③本书还对胡耀邦、李一氓等中共高层以及自己身边的、对当前史学与国际问题学者进行了追念，感人的文字下，是一个生动朴实的历史场景。 内容简介本书内容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何方党史笔记的集结。它不是单纯从亲历、亲闻写起，而是从大量的史料出发，旁征博引，梳理了毛泽东与张闻天关系的演变，客观地澄清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这段关键性的历史，具体而微地表述了自己多年的观察心得与体会。 第二部分是作者对师友纪念文章的汇集。新中国成立后，何方长期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是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从他的怀念文字中，可看出张闻天、胡耀邦、刘英、李一氓、宦乡、李慎之、陈乐民、孟用潜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学者的伟大的精神追求与人格风范。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为首次披露。 作者简介何方，陕西临潼人，1922年生。我国著名外交、党史与国际问题学者。1938年赴延安进抗大学习，毕业后留校。1945年延安外语学院俄文系毕业后，去东北工作。1950年跟张闻天转入外交战线，专门研究国际问题。1951年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1955年调回外交部任专员、办公厅副主任。1959年受到错误处理。 改革开放后复出，即参加中央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工作。1980年筹办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并出任所长八年。1988～1995年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是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中苏（俄）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他曾与李一氓、宦乡向中央建议，改变对时代的判断，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变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放弃“三个世界”理论，对外交、内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1999年离休后，仍笔耕不已。只是把研究重点转入中共党史。 何方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在日本也享有颇高的学术声望。2006年，他被评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 目录1 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纪念张闻天诞辰100周年 2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出任总书记辨正 3 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的演变 4 张闻天的民主思想与实践 5 张闻天与新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 6 跟张闻天在辽东工作 7 随张闻天去驻苏使馆 8 回外交部搭上了张闻天的“特别快车” 9 从陈独秀、张闻天到胡耀邦 10 送刘英大姐远行 11 《模糊的荧屏》不模糊 12 记李一氓的为人和几个重要观点 13 李一氓与《台湾府志》 14 悲情革命家孟用潜 15 缅怀宦乡 16 危难时刻见精神——记黄中 17 忧国忧民的一生——纪念季崇威 18 无限的怀念——忆吕锡元——悼慎之——怀念陈乐民 书摘1 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纪念张闻天诞辰100周年 一 问题的提起 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来通常说成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②，从此成为历史定论。一切正式党史著作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都严格遵守了这一口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⑨，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长期以来，使这个问题不只是在学术界，就是在群众中也已成为一种常识。但是只要详加考察，就会看出原来这一论断并不确切，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党史研究在摆脱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上有很大进步，对不少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恢复或接近了历史本来面目。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中一个关键性人物张闻天，过去长期受到压制和埋没，20年来也得到一定研究，并获得显著成就。特别是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①的出版，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材料，对弄清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很有帮助。但是由于以上两个中央决议的约束和长期以来正统说法的影响，对于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许多研究仍然是只重复原有结论，即笼统肯定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而不提论据，不加分析，似乎这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用不着再作分析和论证了。 但是由于研究的深入和更多材料的发现，原来那种笼统提法就显得很难自圆其说。例如至今的许多党史和传记著作，几乎都是在叙述了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常委和分工做了周恩来的助手后，紧接着笔锋一转，就得出结论说，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却并不提成为领导的表现和做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把另一个常委和军事指挥上的助手说成全党全军的领导，实在有点牵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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