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辛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先后担任过区农委会主席、县农协会组织部长、县委研究室主任、县委秘书、办公室主任、农工部部长、县委委员等职。他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坚持原则，捍卫真理。在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于1960年7月4日，患胃癌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39岁。

（一）

郭辛白，字希殷。1921年1月，出生于山东省郓城县东贾屯村一个农民家庭。父母务农，兼营酿醋业。九岁时，其母病逝。父亲郭清荣胆小怕事、憨厚淳朴。辛白受家庭影响，从小就养成了勤劳节俭、忠厚朴实的良好品德。他7岁入学读书，学习刻苦、勤学好问，成绩居同年级之首。1936年秋，他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建设师范学校初中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被迫停课。辛白同该校一部分师生参加了孙则让领导的山东省第二游击队，被编入第六团政治部民运组。通过斗争，进一步增强了爱国主义思想和追求革命真理的信心。

1937年东，孙则让随韩复榘（山东省主席）往河南撤退前，对游击队进行了整编，并把年龄较小的遣散回家。辛白虽再三恳求留队，但未被批准。12月30日，他与几个同乡回到了老家，四处寻找革命机会。1938年1月济南失守后，该地各校组织“学生流亡大队”他立即报名，参加了流亡队伍。4月初，随流亡大队经河南到了湖北，就读于国立湖北中学均县分校初中班。当时正值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时期，辛白在学校中共党组织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领导下，与曹若冰、毕春景、赵益友、李世学等五人发起创办了《警钟》壁报社，采取办壁报、演剧、唱歌、讲演等多种形式，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在唤醒民众、团结抗日方面做出了贡献。

10月下旬，武汉三镇相继失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日本侵略者疯狂已急，到处烧杀抢掠，学校被迫西迁。在迁徙途中，辛白每到一个地方，总是通宵达旦地写文章，抄壁报，贴标语，搭舞台，演节目，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安康、汉中等地，辛白还和同学们一起，组织大规模的抗日游行活动。汉中警备司令部为此抓了200多名学生，全校师生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斗争。迫使司令部释放了学生，取得了斗争地胜利。1939年3月初，学校迁驻四川省梓潼县，更名为“国立第六中学一分校”。1940年秋，他以优异的成绩升入该校高中班学习，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勇于探索革命真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六中亦笼罩着白色恐怖，成批的进步学生被逮捕，辛白也是反动派抓捕的对象之一，无法继续在学校呆下去。1942年9月，他从梓潼回到了三台，巧遇东北大学补招新生，改名郭辛白，考入东大历史系。他入校后，学习刻苦，酷爱文史、成绩优异，尤倾国事。

1943年秋，辛白经周庆立介绍加入进步组织“读书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9月赵纪彬教授由著名史学家顾颉刚介绍，从中国文化服务社来到四川三台国立东北大学文学系任教。途经重庆时，董必武、徐冰等接见了他，并介绍了东大的情况。到校后，辛白和郭秉箴、周庆立等很快与赵纪彬教授取得了联系。在赵的培养指导下，学到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斗争策略，发展壮大了读书会组织。

1944年夏秋之交，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向国民党统治区大举进攻。十一月，日军进占贵州独山，四川危急，全国各地学生运动风气云涌，东大亦掀起学潮。辛白投身学潮之中，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如三青年团员栾成津撕毁“铎音社”揭露其兄栾成勋贪污问题的壁报，反而得到学校当局的庇护后，引起学生不满，读书会趁机掀起学潮，持续三个月之久。国民党派了不少特务到东大，利用“祖国社”、“铁血团”等组织，对东大学生进行秘密监视，企图打击东大进步势力。对此，读书会根据南方局青年组的指示，在赵纪彬等教授的支持下，由郭辛白、李江春等将搞红了学生，迅速动员输送到解放区去。当时没有路费，同学们就卖掉自己的衣物等用品，经费由郭辛白一人掌握开支，并通过西安电灯公司的赵凯和重庆伪中央社的高而公同志的关系，使二十余人顺利到达解放区，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同年冬，叶丁毅教授从重庆返回三台，带回民盟组长张伯均写给他和董每戡教授的信，要他们负责“东北大学盟务”工作，叶介绍郭辛白、高擎州、施泽鉴入盟，要他们三人组成核心小组，由郭辛白负责主管学生中的盟务工作。为此赵纪彬教授起草了一个章程，利用登记名字的简单方式，发展了50多人。通过他们去团结进步学生，开展抗日民主运动。

1945年6月，中共中央号召广泛团结人民，争取民主，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联合政府。叶丁易到重庆向刘光（南方局青年组组长）汇报了东大的情况，刘光向他介绍了国统区开展学生运动的经验。要求东大进一步发展群众组织，广泛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叶回校后，立即召集了郭辛白等骨干学生会议，传达了刘光的意见，研究决定建立“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又称“民主青年社”），由郭辛白负责组织工作。筹备工作就绪后，于七月中旬，在三台东塔山上召开成员大会，大会由郭辛白主持。会议讨论了“民青”的性质和任务，根据南方局青年组的指示，决定占领“民主墙、学生会、报告会”三个阵地，最后，选举了领导机构。“民青”成立后，郭辛白陈乃义等先后发展20余人，大部分是学校进步壁报社的骨干分子。这些壁报社联系当时的政治形式，对广大学生进行多种多样的民主宣传教育。特别是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呼声高涨之际，他们从各个角度反应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和迫切愿望，为建设民主团结的新中国大造舆论。如“群力报”在《论变》一文中，从中国近百年来不同阶级、阶层的志士仁人谋求民主解放、国家富强的历史经验的论证中，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人民才能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当毛主席和蒋介石签署了和平建国协定以后，国民党仍搞摩擦分裂，美帝国主义假居期间调停，实则干涉我国内政。于是“民青”壁报社便以评“马歇尔”为题，抨击了美帝国主义假调停，真反共的丑陋行径。在强有力的政治攻势面前，那些特务学生、反动派们，无言以对、黔驴技穷。只得偷偷地划毁墙报，玩弄卑鄙无能的花招来。

同年秋。“民青”在叶丁易和郭辛白的领导下，在校内开展了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斗争。当时，学生自治会被特务学生所把持，千方百计阻碍和破坏学生的进步活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趁自治会改选之机，将何平选为东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民青”骨干分子高崇朴、高擎州也分别选为学习部长、委员。从而使各进步群众组织占领了学校壁报阵地。通过四川名人介绍、专栏，对朱德、吴玉章、郭沫若等同志做了系统的介绍，大造革命舆论，提高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及信仰的认识。同时自治会还邀请赵纪彬、武薏农作报告，以“论学术自由”的方式，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9月下旬，辛白陪同刘光由东大到盐亭“为公中学”，他向进步师生讲述了毛主席、周恩来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情况，和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中国最重要的是和平，中国共产党应该接受日本的投降”的主张。使大家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赞颂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刘光还对东大提出了三点要求1.要加强团结，依靠群众，积极开展学运工作。2.要大力发展进步群众组织，积极开展宣传活动。3.要积极动员学生到解放区去。此后，辛白与进步学生一道，在叶丁易等教授的指导下，使东大的学生运动及其革命活动更加活跃。

（二）

1946年秋，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全面发动内战。这是，辛白学业期满，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到解放区去；二是扎根西南，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当他想到当地革命力量薄弱，急需用人之际，依然选定了第二条路，愉快的接受了邓石澜、徐德明的邀请，同郭一凡、侯为祥（燕京大学进步学生）一道，到了盐亭“为公中学”任教。他们到了学校后，在学生中开展反内战的宣传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千方百计对学校施加压力。8月，反动派勒令查封学校，立即进行搜查。由于学校事先得知消息，早将进步书籍转移，使反动当局扑了个空，只好勒令学校教职员工限期出境。辛白和侯为祥原打算到重庆《民主时报》民主机关报，去找个工作做，但无路费，走到射洪洋溪镇便无法再走了，辛白便在浒溪中学教书。他任教三个半月，积蓄一点钱于年底到了重庆。当时叶丁毅已离渝去京，《民主日报》经费困难，情况不佳。便于1947年初到达岳池。通过陈乃义等人的关系，在岳池县罗渡溪私立尚用中学找了一个教书职业，该校是中共地方党组织的一个据点，教师中只有一个人不是中共党员。校长杨奚勤（川东第七工委成员），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培养和考验，即介绍辛白加入“三抗社”（抗粮、抗税、抗丁），10月，由陈乃义（现在湖北宜昌县师范学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提任教育主任。他与学校党员一道积极开展地下活动，在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了党的力量。

1948年初，川东党组织连遭到破坏，政治形式极为严峻。当时，岳池和邻近的武胜、广安、合川等县的党组织决定发动秋收暴动。暴动队伍在天洞岩交火后，采取打游击的方式，与敌人周旋，后在武胜县黑耳场附近一个大院子内被敌人包围了。辛白和大家一道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天刚黑时，游击队领导人杨奚勤同志不幸阵亡，辛白掩护几个同志突围，便巧妙的隐蔽在院内，待敌人离开后，才出来找到20多人，继续打游击。队伍到达合川两河口时，恰逢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清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决定分散脱离险境。辛白装扮成阔少爷，只身回到岳池，在同事唐正刚家里暂住了一夜。当时岳池城内戒备森严，便于次日拂晓机警地混出城。直奔广安明月场，在艾荷天（广安同校教书，其兄是共产党员）家中住了10多天。不久，陈遵杰（郭妻）给他送来一些路费和衣物，他辗转到射洪县太和镇，经孙垠（中共党员，盐厂职员）活动，到“民生中学”教书。

1949年初，他通过李君畅、罗印典的关系，到了三台县“观音中学”任教，当时他只能靠一点微薄收入勉强度日，假期不休息，靠教补习班挣点钱来维持生活。10月，辛白为了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找李君畅、肖文郁（均系共产党员）谈了自己的情况。不久被特务发现，并前往追查，经罗印典等多方做工作，才幸免于难。

（三）

三台解放后，经李君畅介绍，辛白于1950年1月参加了工作。中旬，三台县人民政府招收了青年知识分子共三百余人。经过短期培训，县委将全体人员划分为四个工作队，由郭辛白、罗白水、赵燮儒等，分别带队到芦溪、安居、富顺、观音等地，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政策，开展征粮工作。辛白任副队长，分配到观音（西平）区，他不但负责全面工作，还亲自驻一个乡。每天起早摸黑，走村窜户，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宣传政策，出色地完成了征粮任务，被提升为观音区农会主席。任职期间，他在区委的领导下，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依靠贫雇农，发展农协会员，建立乡、村贫协组织。同时，通过各级贫协组织和广大贫协会员，去发动和团结农民群众，发展生产，揭发恶霸匪首的罪行。由于党的政策深入人心，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深入细致，群众发动充分，因此在清匪反霸的斗争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51年2月，辛白参加了三台县第一期土改工作，任乐安工作队分队长。由于他善于学习和研究党的政策，善于用政策去武装群众，所以在全乡范围内很快掀起了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当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他又及时纠正部分群众的偏激情绪，正确解决了运动中出现的偏差，特别是在划分阶级成分的工作中，政策掌握地较稳。保证了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圆满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其间，辛白的爱人生了孩子，他仅托陈来苏帮忙照顾一下，后来通过开会的机会，才顺便回家处理家务。会议一结束，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他这种忘我为党工作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土改工作结束后，辛白调任三台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12月代理县委研究室主任，并兼管县委土改复查办公室的工作。为了有利于推动和知道全县的工作，他不仅为县委起草重要文件，还主编了《农村通讯》小报，坚持三日出一期，以指导党的中心工作和工农业生产。同时还创办了《工作通讯》。为了办好报纸，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讨论解决办法，常常早出晚归。为写好、改好一篇稿子，他总是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由于他的努力，报刊正确反应了党的方针政策和群众创造的先进经验，不仅为县委当好了参谋，而且对指导全县的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2年8月25日，经乔茂棠、杨韬同志介绍，辛白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0月8日，任命三台县委研究室主任。他的地位改变了，但依然保持联系群众，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废寝忘食、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虽然文化政策水平较高，但从不骄傲自满，总是谦虚谨慎，诚心向群众学习。

1953年后，为贯彻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省委有关指示，他背上背包，带领研究室的干部到尊胜乡进行试点，坚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三同”中了解各方面人的思想状况，有针对性的做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研究办社方案和经营管理办法，在自愿互利，民主协商的基础上，于3月21日办起了我县（三台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尊胜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名王达安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在省委工作组的协助下，使这个合作社成为全省的典型。不仅推动了我县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而且对全省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54年5月，辛白兼任县委办公室主任。他既抓农业合作化运动，又发挥县委办公室的参谋助手作用。因此，在我县的第一届党代会上，被选为县委委员。1956年成立县委农工部时，被任命为农村工作部部长。任职期间，他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发展和巩固农业合作社，提高基层干部经营和管理水平，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由于辛白长期把心血浇注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上，积劳成疾，得了胃病，但从不住院医治。以致病情逐步恶化。这时，恰逢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他更顾不上治病了，一直坚持带病工作。1959年上半年，他和农工部的同志在观桥公社，用腐熟的了的人尿进行棉花根外施肥，效果显著，便在安居全区大面积推广，提高了棉花单产，受到了广大棉农欢迎。后再尊胜公社搞点，他带领干部群众改良土质，建成“海绵地”数千亩，并栽桑树果树几十余万株，改善农业基本条件。到1960年6月，他的病情严重到无法再坚持工作的情况下，才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再三劝说下，住进了医院。在住院期间，他还找农工部的同志去了解情况，指导下面的工作。但住院治疗不到1月，因患胃癌，多方医治无效，于7月4日在三台县人民医院逝世，终年39岁。

郭辛白同志不愧为党的忠诚战士，不愧为人民的好干部。他无私无畏，光明磊落，顾全大局，谦虚谨慎的优良品质。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和干部学习的榜样。他的名字载入史册，流放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