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博山石刻 |
| 释义 | 位于山东中部的淄博市博山区，东、西、南三面由鲁山、原山、岳阳山、鹿角山等四大山系环绕，境内分布着一千三百多个山头，山石以石灰石、花岗石居多，适合于石刻创作。博山城区和四郊遍布汉代至民国年间的石刻作品，小至几十斤的石碣，大到几吨重的石兽，其中三百多件具有文物价值。 城区石刻主要分布在颜文姜祠、颜山公园、秋谷一带，其中颜文姜祠古碑数量多、涉及资料广，在博山地区首屈一指。颜神庙始建于北周，唐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更建”。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2年）封颜文姜为“顺德夫人”，赐“灵泉庙”匾额 ，形成了天宝之后的又一次建设高潮。元代末年可能有过较大规模的建设，现在人们见到的是经明、清及20世纪80年代的数次大修后形成的规模。相传早期有过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族叔、篆书大家李阳冰写的碑刻，宋代时改做了柱础。今存石刻主要是明末清初的碑碣、石狮和灵泉石栏。大门口一对雕工精细古朴的石狮，狮高108厘米，座高48厘米，长73厘米，宽48厘米，是清初石刻精品。早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已从电视连续剧《武松》中的“阳谷县衙门口”，见到了这两只石狮雌踏幼狮、雄踩绣球的风采。碑碣是颜文姜祠中集博山碑碣之大成的重要藏品，数量超过100方，主要安放在东西两庑与主殿内外，其中具有较高价值的有北宋敕女石碣、中书门下牒文碣、《宋淄州重修颜神庙记》石碣等十余块。嵌于大殿东墙的敕女石碣，横长0.95米，高0.37米，正楷阴刻，下部署名是主事梁中立、书令史唐史孟，系北宋朝廷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六月下文。 史料记载和敕女碑碣并列于大殿东墙、并且大小形制相仿的中书门下牒文碣，下文时间也是熙宁八年六月，内容同样是封神文告。《宋淄州重修颜神庙记》石碣立于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在西庑嵌墙，阴文楷书由益都县进士周沆撰写，长宽各为0.7、0.58米，内容颇具史料价值。东庑的北宋《增修孝妇庙碑记》，由淄川教授商亿撰文、张洙书丹，高宽各为0.85、0.33米，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立石，文章与书法皆是上乘之作。西庑的北宋“题名”石碣，立于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二月，约0.70米见方，正楷阴刻的碑文内容，记载政和七、八年间（公元1117~1118年）衡元度、王巨载等官僚两次拜谒颜文姜祠与同游者的题名。 元明清三朝，颜文姜祠碑碣增添许多，其中有元代潘继祖《咏颜文姜祠并序》诗碑、明代山东提学副使杨文卿《修灵泉庙记》碑、明代周励斋《孝感泉十七韵》诗碣，史籍均有记载，但覆盖或嵌于何处不详。立于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现在西庑后墙的《笼水记略》碑，长宽各为1.10米、0.42米，内容是颜神人张尧封对孝妇河的考察记录。立于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现在东庑西山墙的《重修颜文姜灵泉庙碑记》，由与孙廷铨、孙宝侗父子交往甚密的名宦、学者周亮工撰文、钟山胡其孝书丹、颜神镇人孙廷钟篆额。嵌于正殿西墙的《新置灵泉庙香火房田记》石碣，高宽各为1.10米、0.56米，立于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三月，由清廷大学士孙廷铨撰文、其侄孙宝儒书丹。书法是造诣很深的典型“清隶”，至今黑光鉴人。 嵌于正殿西墙的《重修顺德夫人坟圆记》石碣，高宽各为0.84米、0.68米，由赵执信撰文并书丹，立于康熙庚寅（公元1710年）七月。原在颜文姜墓地，自清代就移至颜文姜祠妥善保管。因为当年49岁的赵执信，正处在其书法的黄金季节，此碑受到世人高度重视。风雨竹诗画碑又叫“笼泉洒润”石刻，高1.32米、宽0.50米，嵌于正殿后墙。道光丙戌年（公元1826年）博山县知县杨春喈夫人吴静君画竹并题诗，杨春喈书跋语。颜文姜祠院内的早期碑碣，还有四座宋代龙首龟趺碑，皆因年代久远无法辨识。 颜山公园介绍地理位置及建筑结构与颜文姜祠毗邻的凤凰山，今为颜山公园所在地。碧霞元君行宫、红门、玉皇宫、团山峪一带，亦有丰富的石刻。建于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的碧霞元君行宫，又称小顶庙，拥有牌坊、云龙石柱、浮雕石画、碑碣等石刻。牌坊高5米有余，宽5.3米，有3个门洞。坊顶刻4只朝天兽，前后石板上刻有龙凤、飞马、博古图案，正面坊额刻“接望岩岩”，背面为“灵钟东长”。整个牌坊古朴凝重，和长清县灵岩寺牌坊属同一体制，是博山仅存3座古牌坊中之最佳者。石柱今存12根，其中山门的4根是后来新雕，前院碧霞元君殿4根和后院玉皇殿4根是旧作，都是3米多高，直径40厘米，爪吻煦张，鳞甲凸立，龙态飞动，是博山石刻中的代表作。行宫为三进院落，后院玉皇殿明廊的东西山墙上，各有石屏雕刻画一幅，每幅加上对联计高2米，宽1.1米，西面一幅刻“晨钟暮鼓”，东面一幅刻 “象外寰中”。画面布局协调，描人状物均栩栩如生。其两幅对联，一曰“云中白鹤游超旷，石上青松处洁清。”一曰“常爱此中多胜事，更于何处学忘机。 迎门壁玉皇殿前的大型迎门壁上，有一边长103厘米的硕大石刻“佛”字，远观禅味飘逸，近看精细绝伦。迎门壁顶端以砖木构檐，壁柱垂珠并有雕花，上刻欧体正楷“山河永固蕃衍万物；德惠长存泽被群生”对联，是博山仅存的一幅砖刻对联。博山的整体庙群极少有创修碑存世，而碧霞元君的始建碑至今仍在山门东墙上，篆额是“新建凤凰阿泰山行宫碑记”，内容是：观察地形新建此庙，以供不能上泰山的人登此山代祀之，达到借碧霞元君之灵保佑百姓之目的。此处现存30块石碑中，还有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的《重修泰山行宫记》、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的《进香圆满回宫修醮记》、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的《修醮碑》、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的《重修泰山行宫施茶食记》、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的《重修泰山行宫碑》、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的《重修碧霞元君行宫记》、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的《重修泰山行宫记》、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的《 凤凰山玉皇庙碑记》。另有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的“永行封禁”碑，是博山知县针对凤凰山的护林布告，是年代较早的护林碑。 红门颜山公园入口处的红门建于明天启年间，依照泰山红门制式修成，明式门洞中所嵌石碣估计为创修时碑记，但已无法辨读。院落布局新颖，主殿座南朝北。院中石砌花池上，刻有二方连续花纹；大殿前石碣曲栏，栏板上雕着牡丹花，栏柱上一对小石狮传为明代遗物，历经数百年风化仍神态灵动。红门改为博山琉璃博物馆后，碑碣得到有效的保护，如嵌于墙上的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重修碑，躺于后院崖下的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重修碑等。位于办公室山墙上的横碣《重修碧霞宫记》，颜神人赵振业撰文、顺天人程淓书丹。程淓是顺治进士，曾任诸城县令，擅长山水画，书法也是上品。赵振业系赵执信的曾祖父，博山赵氏家族文化的奠基人，明天启进士，清初曾任布政使参议等职。碑文曰“神之灵与人灵相生者也。从来敬神者戒：斋必曰人心，经之营之必曰人力……由此推之，敬之则为神，神也，人也，一而已”，一扫迷信旧俗，与程氏书法璧合珠联，弥足珍贵。 范泉在秋谷景区，范公祠门上的“范公祠”石匾出自明人之手。范泉一侧大型卧碑上，镌有双钩阴刻擘窠大草“山高水长”，苍古飘逸，传说由淄川名士张中发醉酒后拿荭草一挥而就。赵执信纪念馆内摩崖石刻“秋谷高风”，系从赵氏诗文手稿中集字而成。龙泉寺为博山八景之一“珠泉印月”旧址，有圆头竖碣一块，碣名《重修龙泉寺伽若殿记》，由吏部总听选教官赵祜撰文。 南郊石刻分布主要分布在五阳山、雾云洞、金牛山、九龙山、辰巳山、云行山、邀兔崖一带。其中五阳山摩崖石刻“五峰向阳”字大径尺，正楷双钩，为清光绪七年“乩书”；“惠洽邻里”由张新曾书于民国23年，“道统三三”系民国年间王峥为纪念民国初年救死扶伤的松鹤道人张旭东而题。石佛崖下有碑数块，以王峥书《佛阁碑记》为最佳。五阳山雾云洞西有“正德摩崖”两方，为明代正德年间人记述东汉永寿元年事，是博山地区最早的摩崖石刻。 金牛山位于北博山镇沙井村，今存民国碑刻40余件，年代虽晚却不乏精品。东崖下柴谷洞口有石门联一幅：“户辟苍崖云下楗，帘垂藤蔓月为钩”，为莱芜文字现村拔贡生、文章书法在博莱一带负有盛名的张鹏九所书。3米多高的摩崖石刻“云路”，由民国时期才名振于颜城的国育东手书，石匠苏金铭以斜钻深刻，为淄博境内最大的摩崖。 九龙山位于北博山庄北，山腰庙廊里存碑5块，其中《九龙山重修庙碑记》由宣统己酉拔贡生王凤藻撰文并书丹；另有一碑为张新曾撰文、张朝宗书丹，朝宗书法效法于清廷大学士刘墉，在博山石碑中所仅见。 辰巳山位于南博山村与北博山村之间的辰巳山上，今存明嘉靖重修石碣数方，其中《重修宣圣庙碑》立于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由于陵山人展东周书丹，上刻捐资名单中“刑部尚书任浚诰封夫人冯氏、兵部尚书孙廷铨诰封夫人宋氏”，记下了博山一县中二名当朝尚书的重要信息；《重修十帝阎罗碑记》立于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由岁贡生孙崇祚撰文；《重修阎罗殿记》立于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由知名书家谢鸿宾书丹。 云行山位于南博山镇下庄与井峪村之间，系尚书任浚早年读书游乐之地。山顶玉皇殿有古碑数块。其中的元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石碣，文字已不可读，却是博山地区仅见的元代刻石。云行山阳有任浚祖茔，历经战乱与“文革”，仅存其祖父墓碑，碑心有双钩大字“皇明待赠君北川任公墓”。下庄村民存有任尚书府石狮一对，系以寒武纪竹叶石刻制；另有圆形石池一个，直径1.5米，高0.5米，传为任尚书荷花池。 邀兔崖村郑氏家族自明嘉靖至清初，出过不少文僚。其祖茔郑家林仍存清初石牌坊一座，高4米余，宽6米，为博山现存三架古石坊之一。淄河岸边真武庙，今存旧庙两口，斗拱建筑“声闻阁”一间，青砖深浮雕麒麟影壁墙一面，形制罕见。 池上镇观音寺遗址有石塔一座，形制虽小却有近千年历史，在仅存古塔1.5座的博山俞显珍贵。 北郊石刻分布主要分布在和尚房、白石洞、后峪、良庄、安上、大庄一带。和尚房村四周山奇、林秀、泉甘，为博山旧八景之一。如今村头小桥上额刻“鹿岑”，是此村残留的最早石刻。白石洞因“山多白石”而得名，存旧碑近20块，有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重修三官殿碑》，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观音殿碑》，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重修禹王阁》石碣，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重修禹阁龙祠并诸神殿》碑，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重修过雨岩碑记》。另有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马怀仁摩崖题字两块，分别是颜体正楷“土”和“山高水长”。 后峪兴观寺又称真武庙，门前有残石狮一对，雌雄相对，头部微侧，雕琢古朴浑厚，披肩长发犹如真狮，原为金世宗大定四年（公元1164年）敕建的彼岸寺旧物，应是金代作品。内有明碣清碑数块，最有价值者是由赵执信撰文、其族侄赵 （上乞下心）书丹的《重修兴隆观碑》。 安上白云观相传元代前就“有草庙五百年”，由丘处机的徒弟、元代道士韩光洋扩建，与北京白云观是姊妹观。此处众多石碑毁于十年动乱，被砸碎垒墙者、埋于地下者均有之，现仅见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立、刘佩文书丹之碑，而正文暂不得观。 大庄孙家林曾是博山最大的墓园，仅存残石牌坊一座，石狮三只，卧碑二块。牌坊宽5.8米，高3.5米，横批浅刻“孙氏祖茔”；石狮均高1米，蹲踞昂首，长发披肩，系明代风格；两块卧碑，一块是高1.2米、宽2.3米、厚0.37米的孙之獬墓碑，另一块是孙之獬之父墓碑，形制与其子墓碑略同，碑阴刻有狂草“孝烈慈严”，旧志记载由淄川书家张中发书。 博山城西北20余里外的瑚山，位于淄川、博山、莱芜、章丘交界处。宋前已有古建筑，元、明有过大修。其中佛爷塔仅存下部，是博山现有1.5座古塔中的半座，它与上嵌的3方石碣，为瑚山最早的石刻文物。右边《重修石塔记》立于元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左边圆头小碣刻“重修盖”为题，明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立。门洞正上方石碣阴刻“佛爷塔”3字，年代为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 金地院在北万山村外小岗上，曾是一处道观，碑文云“昉于元之初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香雪楼”石额3字系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邑人宋怀忍书丹。另有“五人诗碣”、“膏雨滋荣”题石等。 东郊石刻分布主要分布在岳阳山、二郎山、青龙山、鲁山一带。在海拔811米的岳阳山上，存有大小碑碣石刻50余块，是博山地区高山建筑群中存碑最多的地方。主峰山门外有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圆首大碑两通，西为《岳阳山新建玉皇阁及东西殿记》，高2.1米，宽0.8米；东为《岳阳山新建玉皇阁记》，由半生追随赵执信的常熟人仲昰保撰文。另有石匾额《峻极于天》、《慈航普渡》、《碧霞驻节》、《后土皇帝》、《金殿云宫》等。 二郎山百尺悬崖上，有洞口摩崖“洗心退藏”，为乾隆癸未年遗物，由赵执信第三孙赵頔书写，笔意酷肖王羲之。其洞口上部有民初博山县知事丁惟椽手书嵌石大篆“道窟”，字大逾尺，颇具金石味；又有民国七年县知事徐克恒题摩崖“鹤去云留”，结体端庄，堪称楷书高手。 青龙山因泉河胜景被誉为鲁中明珠，上有青石刻狮形兽一对，左为“狻猊”，右为“猃狁”，形象拙朴与真兽相近，极具唐狮剽悍之气，原为泉河村南李氏墓地的旧物。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所立《新建白衣阁碑》，由赵执信同学、壬子举人王谦志撰文，古雅可读。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所立《白衣庙重修碑》，由吕麟洲书丹，字颇佳。康熙乙未（公元1715年）立《重修观音庙碑记》，有“翰林院右春坊赵执信序”。青龙山西南山阜上近年发现大型溶洞，洞中钟乳石上刻有“开元年人王佺”、“淄州”等，笔画粗而深，近字处刻有高不足半米的长袍广袖线描人物。唐代钟乳石刻在他处闻所未闻。 鲁山古石刻较少，今存石额书门的“大雄宝殿”，有明嘉靖年间石碣横嵌于墙上。鲁山主峰东侧的志公坪有碑两通，其一为康熙癸亥（公元1683年）立，可见志公坪立庙之早。 西郊石刻分布主要在禹王山、夹谷台、九龙峪、镇门峪一带。禹王山是原山的旧称，在域城镇岭西村以西，海拔798米，有东西两峰。西峰泰山行宫旧址上，有清碑两块。一为《重修虞望山泰山行宫记》卧式碑，一为高1.6米、宽0.9米的《虞望山西顶重修泰山行宫》。 石门镇天门峪村东北方，有海拔709米的夹谷台，相传春秋时齐鲁会盟于此。崖上有康熙年间摩崖石刻“古夹谷”。 墓葬石刻博山在明清时出过不少大官僚，仅尚书、侍郎就有6家。他们享谕葬之仪，葬制讲究，留下一笔珍贵墓葬文化。明初吏部侍郎王让墓，位于南庄王家林，大约是博山唯一未掘的文僚古墓。今存时代特色鲜明的石刻回头马一对，刻工粗犷，造型雄健。另有2石羊半埋于土中，2石兽全埋于土中。明崇祯兵部侍郎翟凤翀曾力反魏忠贤，卒赠尚书。在郭庄村的翟墓石刻，现幸存3羊1马4翁仲计8件，为淄博仅见的谕葬遗刻。明兵部尚书张晓，明通议大夫、赵执信叔祖赵进美，清初监察御史赵班玺等人的墓志，经考仍在墓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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