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英，女，汉族，1925年出生。姜堰西边石家埭一个渔民家庭，七岁开始学撑船、下网。十三岁时到人家做了童养媳。不久未婚夫病逝，高风英做了“望门寡”。1943年，经人介绍与当地雇农姚长山结了婚。丈夫外出拉车，婆婆沿户讨乞，高风英给人家打短工，一家人过着颠沛流离，挨饿受冻的日子。 1944年，高风英的家乡获得解放。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她积极带领群众到恶霸地主家里搞清算，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不久，被大家选为双堡乡妇女主任。1946年5月，区妇女主任李红莲介绍她加人中国共党。

双堡乡地处姜北区的最南边，离姜堰据点最近。高风英毫不畏惧，白天不能在乡里活动，就每天夜里回去，把传单一育贴到反动地主“还乡团”的大门上。双堡乡与中心区之间隔着一条十字港大河，夏秋季节，她都是踩水过河。因为她从小生活在渔船上，练就了一身好水性，20几丈宽的大河，她踩水来回，手里举着的枪和宣传晶都沾不到一点水。有时，她化装成老太婆，到姜堰据点附近，侦察敌情。她神出鬼没，坚持斗争，搞得敌人心惊肉跳。

敌人不断扫荡、清剿，斗争更加艰苦。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区里决定把身体不好的干部和女同志撤到台北去，待斗争形势好转后再回来。高风英说：“领导的关心，我表示感谢。我不到那里去，我要参加区队打游击去，男同志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从此，她成为区游击队唯一的女队员。

1946年8月，敌自卫队三、四十人窜到尤家庄抢粮。区队下令要把河南的敌人打回去。高凤英一步跨一个田坂子，很快冲到队伍前面，一跃占领了河堤，就势一滚，跳人河中，端着枪踩水过河，第一个到达对岸。敌人看到游击队已经过河，丢下抢的东西拼命往回逃。战斗结束后，同志们都称赞高风英有本事，过大河如走平地。

有一次，高风英同班长等五、六个人在胡家舍活动，与几十个敌人遭遇了。敌人用三挺机枪向他们扫射。后撤中他们被一条大河挡住了退路。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时刻，高风英坚强果断地说：“你们先走，我掩护。”班长急切地说：“你一个人怕不行。”高凤英决心已下，说一声“不要管我”，就利用地形，灵活地向敌人射击。她东打一枪，西打一枪，把敌人的火力引过来跟着她转。等同志们安全地撤远了，她才边打边退。当敌人发觉只有一个人时，她已经过了河，上了岸，跑远了。

区队每每宿营时，高风英一刻也不肯休息，不是帮炊事班做饭，就是帮同志们补衣、缝被。区队一百多号人的衣服、被子，都经过她洗过。同志们亲热地叫她：“大姐!”

12月23日，敌人在姜北区“扫荡”，游击队队员戴裕美腹部受伤。高风英立即替他认真包扎好，安放船上。她单身一人，在严冬的深夜顶着凛冽的寒风行船，寻找后方医院。东行西闯摸了七、八个小时，直到凌晨三点多钟，才把戴裕美送到了后方医院。她抓紧时间洗好戴裕美的衣服后，又打起精神，趁天亮之前，赶回区队。

1947年1月14日，紫石县团和姜北、白米、沙岗、台南区队主动出击，分头伏击从姜堰下乡“扫荡”的敌人。天刚亮，敌人下来了。设伏在陈家庄的一路乘敌不备，突然猛打，歼灭了敌人的一个尖兵排。战斗打响后，敌人的后续部队赶上来了。我部向高家垛转移。中午，在四面环水的高家垛吃饭遭敌合击，高风英在战斗中腿部负伤，被同志们安置在一个老大娘家里。

部队刚突围出去，敌人就进了庄。两次闯进老大娘家查问，大娘都以“这是我女儿，被流弹打伤的”搪塞过去。天快黑了，敌人再次搜查。叛徒郑永安认出了高风英，将高凤英绑到一个祠堂里进行审讯。高凤英被敌人反剪着双手吊屋梁上，用皮鞭抽打，直至昏死过去，也没有“哼”一声。第二天清晨，敌人把高风英绑在一棵榆树上，用香烟头烫她的脸，高风英的面颊上烫满了黑红色的水泡。敌人的折磨没有得到一句“口供”，得到的只是高风英仇恨的目光。

高凤英刚强不屈，敌人无计可施。15日中午，敌人把她押到高家垛南边的空地上。高凤英以顽强的毅力支撑着伤残的身驱,巍然屹立着。敌人急急忙忙向她开了两抢，又凶狠地戮了3刀。人民的英雄高凤英壮烈的牺牲了。

1947年3月，延安《解放日报》在纪念“三八”妇女节的社论中写道：“我们要学习苏中高凤英和晋绥刘胡兰的光辉范例，领导广大妇女和敌人作誓死不屈的斗争。”延安电台播发了她的英雄事迹。她和刘胡兰一样永远在人们的心中，“生的伟大，死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