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角秋风

宸翰梅岩

山雄冠冕

琵琶春涨

陆仙茶灶

越溪渔唱

龙池夜月

昌国僧钟

羊角秋风

羊角，就是羊角峰，指的是东山的东峰。《太平环宇记》说：“经其山曲转相向，状如羊角”，所以称作羊角峰。明朝知县古青高曾改为龙角峰。清乾隆时，峰上曾建有乘风亭。世传梁萧王恺别业在此。羊角峰南布满了奇岩怪石，有陆仙茶灶残迹，还有石鼓是小朋友们喜欢玩的地方。羊角峰顶周围还可以看到一些壕沟。因为羊角峰是余干县城的制高点，这应该是战壕。羊角朝云，除了说它高以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旧志说此山无旁陇，上多奇石，前可瞰市湖。四周山岩坚韧，古木参天，春夏树木葱笼，秋冬层林尽染，游客多登临此峰游览，憩于乘风亭下，故有“羊角秋风”之景，成为干越八景之一。

清知县詹广誉有诗云：“商声飒飒满林秋，如画溪山四望收。地接楚滨霜雁早，村多越树墓鸦稠。平沙落日沉江馆，别岫行云涌海楼。最是丹峰天际插，好骑驴背一回头”。

羊角峰上古代有云风堂，今有浩气亭和烈士纪念塔。

羊角峰上的云风堂是东山书院的前身,是南宋时赵汝愚和他的弟弟赵汝靓为了教子弟读书而建，所以这个云风堂应该是余干最早的学校。赵家兄弟还请来了名闻天下的朱熹来做老师。朱熹注《离骚》处其实就在羊角峰上的云风堂，而不是中峰的东山书院。 这云风堂几经坎坷，先是赵家后人因为家贫把它卖出去了,后来有个叫李荣廷的人出钱把它买了回来.到了明朝正德年间,，爆发了多起农民运动。抚州东乡有王钰五、徐仰三、傅杰一等部，饶州姚源洞（当时是属于余干县，后来改属江西万年县）有汪澄二、王浩八、殷勇十等人率众造反作乱，历时二年多，战火烧遍余干周围五县。余干县城自然不能例外，云风堂被毁于一炬。动乱平息后，县衙出面集资在中峰建立东山书院，云风堂的历史告一段落。

羊角峰南面还有一个桂秀墓，有“桂秀墓”三个字为摩岩石刻。这桂秀是平定姚源洞动乱的有功之臣，但桂秀墓在文革中被毁。烈士纪念塔原来位于东山北面，是1950年建的。在八十年代移到羊角峰顶。 当时，建造烈士纪念塔，是为了纪念张庭家等21位烈士，和关德荣烈士。张庭家是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52师（师长吴道敏、政委阴法唐）的副团长。1949年6月，52师从万年县出发，向余干开进，途经沙港渡口，因渡船翻沉，包括张庭家在内的21名指战员不幸牺牲。建造烈士纪念塔，也是为了纪念关德荣同志。关是南下干部，在大塘村被歹徒杀害。那时的烈士纪念塔，高约十余米，正面青石碑碣上刻有余干县县长李业伍的挽联：

跨黄河，渡长江，杀敌来余干，未死沙场竟落水，廿一英雄有遗恨；

清匪特，反恶霸，工作在大塘，遇害村前致离世，万千群众仰忠魂。

塔周围是苍松翠柏，环境幽静。塔后还有一批烈士墓，与他们同眠于东山。塔正面向北，让烈士们能够遥望家乡的山和水。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是哪个领导心血来潮，竟然把烈士纪念塔迁移到了羊角峰巅。这样一来，原先庄严肃穆的感觉就全然没有了。

宸翰梅岩

宸翰指帝王书迹。宸翰梅岩的意思是：在梅岩上有帝王的书迹。梅岩在东山的西南赵家岭（今余干农机厂旁）。此地是南宋右丞相赵汝愚少年读书处。宋理宗御书“梅岩”二字，赐忠定公丞相赵汝愚，其后拓本刻于石。因年久剥蚀，只留苔痕，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六月一日岩圮。明嘉靖萧雨湖、汪沈等有诗。“宸翰梅岩”之景，成为干越八景之一。

汪沈诗云：“梅岩先世事,济美有云孙。丞相家声远,君王篆刻存。书香来旧阁，花发映高门。佐邑哦松久，何人细读者讨论”。

赵家岭和仓前岭，本属东山岭的余脉，东西长约一里多。两岭中间有一条狭长的山涧,涧东在常平仓前,所以叫做仓前岭,涧西就是余干名人赵汝愚的故居所在地,因岩上有梅树，叫梅岩,民间俗称称赵家岭，现在那里还有个梅岩巷。赵家岭南麓悬崖陡峭，仓前岭东麓有三柱巨石矗立于市湖之中，名叫三星石。 宸翰梅岩这个景色，是因为余干历史上的名人赵汝愚而来。

赵汝愚是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官职最大的余干老乡，官至南宋右丞相。因奸臣所害，在贬官路上病逝。后来的皇帝为赵平反，“尽复原官，赐谥忠定，赠太师，追封沂国公。理宗诏配享宁宗庙庭，追封福王，其后进封周王。” 赵汝愚是有名的大孝子，他的一位亲人病了，曾经刺破自己的手指，滴血和药以进。赵的母亲怕雷，每次听到响雷，赵睡觉都要起身披衣走进母亲的房间安慰。有一次寒夜从远方归家，从人想要敲门，赵赶紧制止，说：“不要惊吓我的母亲” 。就这样赵和从人在门外坐到天亮，直到开门才入。赵家贫，他的弟弟们未制新衣自己就不制新衣。母亲去世，他哭得死去活来，瘦得没了人形，终日在母亲的棺旁低头侧立垂涕。丧期结束了，和人交谈，一提到双亲，都要掉眼泪。赵的父亲死于肺病，他就从来不吃猪肺。他的母亲属兔，赵一生都没有吃过兔。听到四方水旱，通常忧形于色。江、淮灾害报来，赵为之流涕，几天都吃不下饭；同僚会宴，赵说：“这个时候你们还有心情饮酒作乐吗。”众人听了大惊失色，会宴也取消了。有过去的同事死了没钱安葬，其子去到别人家打工。赵听说了，飞马前往哭祭。又把他儿子领回家给他钱让他安葬父亲。路上看见生病的人必定收留帮助医病。所以有人称赞赵是“古君子也。”（《宋史》卷三百九十二）

南宋理宗曾御书“梅岩”二字赐给赵的后人。真迹在赵家久藏后，才由后人拿出来拓本刻于石壁。县志记载：此二字“墨迹飞舞，苔痕剥蚀”。据老人说，梅岩原来很高的。但五十年代后，那里的岩石因为要用作建筑材料，全部被炸。赵家岭和仓前岭都成了低矮的黄土坡，这两个字也早就没有了。宋嘉定三年，宋宁宗敕葬赵忠定公于余干福应乡雕峰（现在那里是枫港乡樟木桥赵家村），一代清官终回故里。

山雄冠冕

冠冕是指冠山和冕山。山雄冠冕的意思就是雄伟的冠山和冕山。 冠山在县城中央，宋时以其崛踞城中，巍然如冠得名，清时改称东山岭。据《余干县志》载，该地曾建古城。冠山与冕山遥相对峙，故称“冠冕山横”，成为干越八景之一。

清知县詹广誉有诗云：“行行景仰寄前山，双岫峥嵘总似环。花茈含青芷竹屋，云根吐白绕溪湾。萧梁变换沧桑事，陵谷迁移楚越间。几载罗浮频入梦，五更风雨忆乡关”。

东山景色秀美。东有羊角峰，峰南怪石嶙峋，并有仙人茶灶，擂鼓石，桂秀墓，石凳，筷子洞等古迹。西有花蕊峰，因布满花蕊状岩石而名，峰顶有龙池。中峰的东山书院从宋朝到清朝民国历经一千多年，因朱熹在此讲过学和注《离骚》而闻名于世。由于朱熹在学术上的地位，人称“朱子”。大家知道，孔丘被人尊称为孔子，孟轲被人尊称为孟子，李耳被人尊称为老子，孙武被人尊称为孙子，墨翟被人尊称为墨子，此外还有庄子、荀子、杨子等，但那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事。此后一千来年，再没有可以被人尊称为“子”的人出世，朱熹是个唯一的例外。自朱熹以后，又没有人能当此殊荣了。因为朱熹的原因，四方慕名景从的学子不绝于路，东山书院很是风光了一阵。

登临东山，其感觉就象一个巨人坐在椅子上雄视越水（今称琵琶湖）。眼前如此佳山秀水，令人不禁心旷神怡。这种如画的美景，在江西其它地方难得找出来。南宋名将张浚（和岳飞一起抗金的名将），来游冠山时在乘风亭上题了四个字“吴楚冠冕”，意思就是此地景色在吴楚（江浙）全境都算得上头一份呢。

冕山，在县城东南2.5公里处，面积1.2平方公里，海拔94.8米，隋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林士弘在此筑城保余干，市民免难，故名免山，后人因“吴楚冠冕”之语，改名冕山。山有二支，呈雌雄龙状，高者里许，低者稍短，山上有石似虎，其首昂然，岭南数百步有乌石，连绵丈余，形状如船，俗名金龙船，常见夜光，所以至今仍有“金龙船见”的传闻。和冕山相连的半球形山叫做宝珠岭，珠圆玉润的样子，真象一颗巨大的珍珠露出地面。冕山连绵蜿延其势则神似巨龙飞舞，抢夺宝珠。民间传说，冕山是三龙抢珠，头一条龙抢到了宝珠，吞了下不去梗死了；第二条龙就在旁边看着气死了；最后一条龙是最弱小的，累死了。这一民间传说，据有关人员还去验证过。其实只看到两条龙形山脉，还有一条找不到。县志记载，冕山南面数百步有“乌石连缀丈余，似船形”,当地人叫“金龙船”，“每见夜光” 。好象是说这个金龙船晚上有时会放光。

琵琶春涨

琵琶洲，位于玉亭镇东山南麓市湖中。此名始于三国孙吴时代。因形如一把漂浮在市湖中的琵琶而得名，环绕琵琶洲的市湖，原系信江支流的一个湖泊，据县志记载三国吴太元二年（公元252年）洪水瀑海形成一洲。其实应为洪水长年泛滥，江水裹泥夹沙，奔腾入湖，逐年冲积而成。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载：“饶洲余干水口有洲，形如琵琶谓之琵琶洲”。这是对琵琶洲的最早最具体的描述。明观察使翟象陆有“山被高风烹羽灶，城湾新月照琵洲”之句。相传洲上曾有梁萧王恺别墅，赵忠定书院、裴尚书东斋，如今早已被毁。

琵琶春涨，干越八景之一，每年春汛时期，湖水环绕洲面，水波叩击湖岸，节奏成韵，宛如琴声，雨水击出的水花如跳跃在琴弦上的音符。今天的琵琶洲绿树成荫，高楼林立，亭台参差，回廓曲折。站立洲头，静观市湖，如遇春雨潇潇，则风起浪涌，波涛拍岸，似钹鸣鼓响；尚临秋高气爽，波澜不惊，水平似镜，万赖俱静，更觉此时无声胜有声；倘遇雪后放晴，则霞披瑞绕，红妆素裹，湖光洲色，若淡妆仙子。真可谓琵琶四时皆成绝景。 解放前，市湖是和信河相通的。通往琵琶洲的两条堤，弯弯曲曲的东堤以前是没有的，西堤也只是低矮的土埂。每年汛期涨水的时候，市湖中间的洲被水四面包围，酷似一张巨大的琵琶飘浮在绿波之上，煞是好看，所以取名琵琶洲。

唐、宋、元、明皆有诗人题咏。唐朝著名诗人韦庄有诗咏琵琶湖：“琵琶洲水斗牛星，鸾凤曾于此放情。已觉地灵因昴降，更闻川媚有珠生。一滩红树留佳气，万古清弦续政声。启戟尽移天上去，里人空说旧簪缨。” 到了现代，由于在小八字嘴建了拦河坝，把市湖的水与外河隔绝，市湖的水不会再涨了，使县城免除了水患，同时也致使市湖成了死水一潭。五十年代初期，琵琶洲还住着几十户渔民，那时候市湖年年龙舟竞渡，琵琶洲村的龙舟和严家渡人的龙舟都是一马当先，其速度非其它村可比。琵琶洲村东部古木参天，有晏公庙，还有七口池塘，名叫七星塘。相传此地原有唐朝裴式微东斋，今已不存。大诗人刘长卿在这里题过诗《同姜*题裴式微馀干东斋》：“世事终成梦，生涯欲半过。白云心已矣，沧海意如何。藜杖全吾道，榴花养太和。春风骑马醉，江月钓鱼歌。 散帙看虫蠹，开门见雀罗。远山终日在，芳草傍人多。吏体庄生傲，方言楚俗讹。屈平君莫吊，肠断洞庭波。”

琵琶洲的西部原是一片荒草地，过去是国民党的刑场，凶恶的刽子手蔡子超和邓玉山等人曾在这里屠杀过革命志士。解放后，这里辟为广场。再后来，琵琶洲就越来越热闹了。先是迁走那几十户人家，建了卫生院。后来有体校、税务局、大世界市场，甚至还在湖中间建起了废品站。沧海变桑田，琵琶洲不断扩大，再也不象琵琶了，“春涨琵琶”的美景已不可能再现。现在，湖面逐年缩小，湖底逐年淤高。长此以往，市湖将摆脱不了沦为沼泽地的命运。每念及此，不禁让人扼腕长叹，奈何奈何。

陆仙茶灶

茶灶在东山东峰东南的石磴中，为唐陆羽茶灶。唐高宗上元初，陆羽隐居苕溪，性嗜茶，并著有茶经，于是天下尝茶成风。陆羽是唐代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字鸿淅，号东岗子。因著有《茶经》一书，成为中国茶文化的开山祖师爷，被后人誉为「茶圣」，奉为「茶仙」，后世也祀陆羽为茶神。尝来余干县，在东山凿石为灶，取越溪水煎茶于此。明《一统志》载：“羽尝品越水，故居思禅寺，凿灶煮茶。”故“仙人茶灶”相传至今，成为干越八景之一。

清知县詹广誉有诗云：“越峤依城小径斜，当年石磴煮春芽。空吟鱼眼翻松盖，莫识羊肠转火车。风散寒炉销旧雪，雷沈中顶剩残霞。羽衣何日还栖息？浪说浮光贯月槎。”

《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第一部专著。此书是一部关于茶叶生产的历史、源流、现状、生产技术以及饮茶技艺，茶道原理的综合性论著，是一部划时代的茶学专著。 陆羽作为一个文人，不去钻研圣贤经书，反而醉心于与茶农为伍，终日忙于种茶、育茶、采茶、煎茶，为当时文人所不齿。但在今天看来，它将普通茶事升格为一种美妙的文化艺能，为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外国很多人就是通过茶才认识了中国。 陆羽生性淡泊，清高雅逸，喜欢与文人雅士交游，《全唐诗》中搜录了陆羽写的《六羡歌》：“不羡黄金，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

越溪渔唱

越溪又称越水、弋水，就是现在的市湖位于东山南麓，环绕着琵琶洲。天气晴朗，泓然无波，其纹或圆似镜，或长似练。味甘且重，陆羽曾取之烹茶。洲上原居住很多渔民，专以捕鱼为生。每当星光闪耀，水天一色，必驾小舟网鱼，轻舟叶叶，渔歌声声，故有“市湖渔唱”之景。成为干越八景之一。五十年代前,琵琶洲居住着几十户渔民。越溪渔唱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一边打鱼，一边唱歌的美景。

清初学者叶继震诗云：“越水孕珠胎，如镜复如练。苛诡莫与穹，清光有时见。渔人踏歌回，客子惊目眩。鼓棹送君行，监流应缱绻”。

詹广誉亦有诗云：“纡回碧水涨新湖，谁傍琵琶口自呼。作句暂无彭泽韵，临渊羡有武陵图。眼前歌曲忘秦汉，别后乡关忆鲑鲈。那得烟波横钓艇，绿荫小鸟唤提壶。”

据同治版县志载，琵琶洲在治(治，县治，即县衙)南市湖中，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饶州余干水口有洲，形如琵琶，谓之琵琶洲，有亭在岸，谓之琵琶亭。过客留诗非一人也。”《洽闻记》载，吴太元二年（公元252年），长沙大饥，杀人食肉者不可胜数，孙权命赵达占之。赵达云：“天地川泽相通，如人之四体，鼻衄炙脚而愈。今余干水口暴起一洲，形如鳖，食彼郡风气，可祀而掘之。”孙权乃遣赵达等人至余干水口，祭以大牢，断其背，饥遂止。此时该洲由鳖形转为琵琶状，琵琶洲之名从此始。

公元252年，在三国时代的吴国，发生了大灾，饿死了很多人。当时的吴国国君孙权叫赵赵达 卦。这个赵达卜完卦就说了，天地和河流本来是相连通的，就好象人一样，你出了鼻血，用针炙的办法去炙脚就会见效。现在发生大灾是因为余干水口出现一个形似团鱼（鳖）的沙洲，在那里把当地的风气都啃吃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先拜祭它，然后把它挖掉。于是，孙权就派人杀牛去祭祀（用一头牛做牺牲（祭品）或用在饮食中，称为太牢），并且把这个鳖背挖断，使得大灾没有持续下去。所以宋朝人吴曾就说，为什么这个洲从鳖形变为琵琶形呢，就是给孙权挖成了那个样子。

东山南坡下，也就是博物馆下面的街道，刚解放时叫半边街。本来余干县城所有的街道都是有南北两面的。从东门口到西门口六脚牌坊，余干县城的街道有两公里路长。全是两面的街，中间铺有又长又宽的麻石。但是余干街道的这一格局遭受了洪水的严重破坏。

信江从黄金埠方向向西流到大溪渡附近的大八字嘴分为两股，一股继续往西流往龙津江埠方向叫西大河，另一股经马背嘴往北，叫东大河。东大河在靠近清水渡的地方有一分岔，流往市湖。这样信江就分为三个支流,即东大河、西大河、越水。所以余干又被称为三余。流到琵琶洲的越水叫市湖。由于琵琶洲的东南呈弧形，市湖也呈一弧形。越水对弧形顶部的冲刷力是很大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工的冲刷，使得河岸一寸寸的坍塌，坍塌下来的泥沙被堆积在琵琶洲，使得琵琶洲一步步向北扩展。而且，越到后来，随着弧形顶部被冲刷弧度越来越大，水流对弧顶冲刷的力度也越来越大，河岸崩塌成加速度增长。于是，不但东山南面的河街被冲掉了，靠湖一面的房屋地基也被淘空,不得不搬迁。解放时只剩下靠山一面的街,成为半边街。当时,那里南面靠市湖的街只是搭建了四围漏风的棚子用作临时卖菜卖肉档，长约50米。解放后，政府在小八字嘴建起拦河坝，切断了越水的源头，越水不再为患，半边街再也不是半边了，连河街也恢复了。

龙池夜月

东山西边的山峰（花蕊峰）上有一天然水池，叫龙池。池水渗自山崖，久旱不绝。县志上记载，在齐朝和梁朝之时“有龙蟠池中”，冬夏不涸，所以叫龙池。老人们说，这龙池下连水晶宫，龙王爷经常从这里出来视察或游玩的。宋理学家朱熹在东山书院讲学和注解《离骚》期间，经常临池洗砚，并取池水磨墨作书。朱熹走后，学子们争相效仿，于此池洗砚、取水磨墨，日久天长，竟把一天然池水、池土染黑，因此故，后人称此池为墨池、或称朱熹墨池。池旁筑一亭，供朱熹挹水时休息，得名“墨池亭”。每当皓月当空，若府池水，似有明月坠池之感。“龙池夜月”即由此来，成为干越八景之一。

清初学者叶继震有诗云：“不见池中龙，徘徊池上月。龙性自神奇，水光归冥灭。空明夜半生，深静一泓碧。勺水足兴波，月色千里白。”

龙池之所以出名，还因为当年朱熹在东山注《离骚》，“经常挹其水作书”（县志语），因而又叫墨池。 民间传说朱熹在龙池洗墨砚，把池中的水都洗黑了。这种说法可能是由墨池这个名称附会而来，很值得怀疑。“挹”是舀，汲取的意思。《诗经.小雅.大东》：“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意思是说，“形状象斗的北斗七星，不能供我舀酒浆”。既然是“挹水”，那就是取水去到东山书院的寓所，断然不会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洗笔砚。再说了，难道朱熹会忍心把一池水弄脏吗。像朱熹这样的古代人，很重视修身养性，决不会做那样的事。所以，把龙池说成是洗墨池，既不符合事实，也有损于这个美好景点的形象。

龙池另外一个看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自然景观：龙池的水终年不干，即使是旱年也一样。老人们的解释是，因为它下通水晶宫，自然不会干涸了，难道天旱还能把水晶宫的水旱掉了。当然这只是一种民间传说。关于龙池不干的真正原因，还没有人证实过它是不是真的永远不干。尽管县志是这样记载的。县志说“池水虽大旱不竭”，古人应该不会欺骗后人吧。那么，为什么？为什么？龙池的水来自何方？周围并没有可以提供水源的更高的山。为什么经过蒸发渗透，它的水也不会流失。这有待科学人员提供科学答案，也值得希望CCTV“走进科学”栏目，能够为我们解开这个谜。但是又不想解开这个谜，知道了答案以后，这个龙池就少了吸引人的资本了。

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说，这个东山在亿万年前是一个火山，龙池就是一个火山口。它的形状很像长白山的天池。东山东峰和西峰的奇岩怪石就是火山喷出的熔岩冷却之后形成的。龙池的水来自降雨和泉水。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说，谁也没有证据。像龙池这样一个具有人文和自然双重价值的遗产，老祖宗留给后人的好东西，为什么得不到好好的保护。据网友说，那里的水很脏，很多人也不知道这个龙池的价值。如果有关部门可以把它列为县级保护点，立个牌子。造个护栏，把池底淘一淘。花钱不多，能做个好事。余干要搞旅游项目，象东山龙池这样的景观岂可错过？

昌国僧钟

昌谷寺原名思禅寺。梁天监中（502—510年），始建于东山中峰。北宋元符间改名昌国寺，又称昌谷寺。明嘉靖六年（1527年）迁建东山西麓（即原供电局处）。寺中有天镜阁文殊院、来景堂，有巨钟，声传数里。历代名人游者甚多，如刘长卿、叶继震、张绶、黄复圭、胡谔等。故有“昌谷僧钟”之景。成为干越八景之一。

唐代诗人刘长卿有诗云：“上方幽且暮，亭殿隐朦胧。远磬秋声里，青猿古木中。众溪连竹路，诸岭共松风。倘许栖林下，甘成白首翁。

昌国，指的是昌国寺。“昌国僧钟”，这个景点说的是昌国寺的钟声。说起钟声，不由得使人想起了张继的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日本人每年都有“寒山寺除夕听钟声活动”，很多日本人屁颠屁颠地跑到苏州，竟然只是为了在除夕之夜听一听寒山寺的新年钟声。其实，寒山寺只是一个很小的寺庙，它之所以这么出名，完全是由于张继的《枫桥夜泊》。所以，寺院的钟声也是景点的一个元素。古人把昌国寺的钟声作为景点，是有道理的。——听听古刹的钟声，也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昌国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00年前的梁朝。县志载：“思禅寺，梁天监中建。宋元符间改昌国寺。”唐朝大诗人刘长卿有诗《登思禅寺上方题修竹茂松》云：“上方幽且暮，亭殿隐朦胧。远馨秋声里，青猿古木中。众溪连竹路，诸岭共松风。倘许共林下，甘成白头翁。”

同治十一年（1870年）编纂的县志说：“思禅寺在冠山西麓，梁天监中建，宋元符间改昌国寺。”就是说，昌国寺在东山上。但是这本县志的东山西麓画图却没有昌国寺的痕迹。那么东麓呢，画图同样也看不到昌国寺的踪影。不过桂秀墓的左边有一座建筑，有点象寺院的样子，屋脊上有三个字看不清楚。莫非这就是昌国寺？

当年陆羽是居住在思禅寺时凿灶煮茶的。既如此，茶灶离思禅寺就不会很远。陆羽不可能住在西麓，又跑到东峰来凿灶煮茶吧。所以，桂秀墓左边的那个建筑应该就是同治年间的昌国寺。那个位置现在是县委招待所的会议室和饭堂，解放前是东林禅寺，民间俗称为禅堂庙里。就在东山干越亭东边石砌的高台上。

昌国寺认为是东林禅寺的前身，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同治本的余干县志只载昌国寺，而没有记载东林禅寺。解放前夕，则只有东林禅寺，没有昌国寺。其实同治年间距解放时只有七八十年，怎么这期间就突然有了东林禅寺而同时昌国寺又突然消失了呢。

解放时期有个吃斋念佛的居士，讲诉过东林禅寺。那里供了很多菩萨、罗汉，规模宏大，香火很盛。可惜在1942年被日本强盗一把火烧个精光（不光是东林禅寺，日本强盗在余干街上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余干全城都被烧光，在法慧寺杀了很多没来得及逃走的余干人）。大家可以想象，当时余干人有多少人家破人亡，花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来重建家园啊。